别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治理文化

2024-05-20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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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理、现代化等概念主要来自西方,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多从西方尤其是西方现代化角度进行研究,忽略甚至否认中国传统治理文化资源及其价值。在不少人看来,中国传统社会偏于管理甚至统治,治理的观念不强。其实,这一认识是值得商榷的,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治理文化资源相当丰富,在治理精神与治理价值上也别具特色。

  安定文化

  从治理目的看,“安定文化”是根本。中华民族历经数千载,绵延不绝并不断发展壮大。究其因,将“安定”作为治理文化的根本是主要的。如许多成语都与“安定”有关,包括治国安邦、安定团结、国泰民安、安居乐业、安身立命、安如泰山等。又如不少地名都是基于“安定”,较突出的有西安、长安、北平、保定、泰安、淮安、雅安等。可见,“安定”是整个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的基座,也是治理文化之基石。唐太宗曰:“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康熙谕礼部曰:“朕唯至治之日,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其时人心醇良,风俗朴厚,刑措不用,比户可封,长治久安,茂登上理。”由此可见,古代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都将“安定”作为立国之本。当然,“安定”文化包括国家层面、社会方面,还有组织、家族、家庭,更有个体,既有“外安”,又有“内定”,是身与心的统一。这就需要给“安定”以不同的定义与理解。过去一段时间,受西方现代化与治理文化影响,人的个性解放被有的人视为至高无上,反而将中国传统治理文化中的“安定”视为对人性的束缚扼杀,并将之归因于维护封建统治的“超稳定结构”。其实,从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多民族的复杂性、生活习俗的多样化等来看,没什么比“安定”更重要的。只有做到“安定”,才谈得上安居乐业、人民福祉和长远发展。这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永续发展,家庭、社会、民族、国家避免了不少分裂动荡的重要原因。安定不但是治理的根本,也是人民的期望。因此,以西方个性、绝对自由来否定中国传统治理文化,既是非历史的也是不现实的。

  民生文化

  从治理内容看,“民生文化”备受重视。在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它几乎贯穿每个朝代,也是许多明君贤臣治理国家的法宝。第一,民为邦本,强调“民”的重要性。西周就有“敬天保民”之说。孟子将“民”置于最高位,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强调“民”与“庶人”为根本。第二,仁者爱民,强调治理者要善待民。只重民还不够,更要爱民,这才能拉近与民的距离,与他们同呼共吸,成为血肉相连的共同体。孟子认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程颐在《代吕晦叔应诏疏》中则表示:“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民为本。”这种视百姓为亲人、己身、知己的看法,突出治理之“仁”,是与民亲近的具体形象表达。第三,教民养民,强调给民以物质与精神力量。既然民为本、要爱民,就要有所体现和有可行路径,对百姓行教就十分重要。孔子《子路篇第十三》提出“有教无类”,打破教育为贵族专利、庶人不能得教的成规。孟子强调教民重要,“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有这样的理念,百姓才能受惠得教,懂得知书达理、长幼有序、仁孝爱人,守规矩,知进退、得失、爱憎、荣辱。另外,孔子重“富民”,孟子重“制民之产”,荀子重“节用裕民”,都涉及百姓生活富足。显然,中国古人在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的基础上强化民生,这是治理文化的要义所在。

  共治文化

  从治理主体看,“共治文化”由来已久。中国古代治理常被简化为皇权专制,这一认识将丰富的内容简化了,因为中国历史、社会、朝代、地域、文化、民族之间的差异较大,不能简单用一把尺子衡量。钱穆认为,中国过去的政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它自有制度、自有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一人的意志决定一切。费孝通提出“双轨政治”,包括自上而下的官治和自下而上的绅治,即“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两层”。他进一步说:“绅士从一切社会关系:亲戚、同乡、同年等等,把压力透到上层,一直可以到皇帝本人。”除此,还有家族和民众的自治参与,这是“官治”与“绅治”无法代替的。徐勇等人认为,中国古代存在两种秩序力量,一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官治”,二是以家庭(宗族)为中心的“村治”。人们总认为,中国古代是官治民、绅导民,民是被动和被治的,却忽略了官与民的关联与互动,看不到“民众”的治理主体性。古人云:“文王智而好问,故圣;武王勇而好问,故胜。夫乘众人之智,则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讲的即是“众人之智”和“众人之力”的治理功能。中国民众还有自我修养、规范、治理的特点,讲理入情、人在做天在看、做个好人等都是其行为规范与内心诉求,否则就很难理解“修身”“养性”“齐家”等国人的精神追求。可以说,绅治是君治、官治与民治之间的桥梁纽带,“民治”与“家治”为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基石,三方面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在此意义上说中国古代是“三轨”(官治、绅治、民治)的“共治文化”,更加准确合理。

  心治文化

  从治理途径看,“心治”文化至为重要。中国古代治理重王道。而“王道”的最高境界是“内圣外王”,为政者只有具备圣人至德,才能行王政。因此,“内圣”与“外王”是与“心治”相关的更独特的治理文化,它往往比别的治理更内在、长久、有效。孔孟以来,中国治理文化的核心是“心”“心治”“治心”。第一,修身养性,内观于心。只有治理主体之“心”得治,才能去治理别人。明代张居正将“正心修身”视为“国治之大本”。没有治理主体的“心治”,别的都无从谈起。第二,心通意明,同心同德。若无通明公正之心,就会成为隔膜的个别“私心”。程朱理学特别是王阳明更重“心即理也”之“心学”,清代于成龙强调“天理人心”。只有每一个体之“心”相通,有“公心”“民心”“天地之心”,“心治”才能成为更内在的文化。第三,心悦诚服、心灵共鸣。“心治”要有一定场域,离不开相互激发。只有上下内外达到同心共鸣、心悦诚服、心满意足,才能生成最有效的治理文化。陆九渊演讲“只用简易浅显的方法,直扣听众的本心”,这是发自内心、本心,也是收放自如、感天动地的灵魂碰撞。苏东坡、郑板桥等人为政,所到之处深得民心,与百姓同呼共吸、心心相印,甚至生死与共。

  贤明文化

  从治理价值看,“贤明文化”是理想。与西方治理文化更重“才能”比,中国古代更重“贤明”,包括人品、德行、精神、境界、智慧,“贤明文化”一直是中国古代的一股清流,也是至高无上之理想。从三皇五帝始就崇尚贤明,尧、舜、禹的禅让更是贤明的标志。《战国策·燕策》载:“臣闻贤明之君,功立而不废,故著于《春秋》。”被欧阳修誉为“致治之美,庶几成、康”的李世民有“太宗之贤”。康熙曰:“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中国古代不少为政者求贤若渴,将贤良人才视为国家兴亡成败的关键,刘向《说苑·尊贤》中有“无长安之国,无恒治之民;得贤者则安昌,失之者为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之说。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以“德”“能”为标准分四类:德才兼备为圣人,才德皆无为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可见“贤德”之重要。

  简约文化

  从治理方式看,“简约文化”盛行。第一,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崇尚“简约”。老子倡导“无为而治”,古人也有“妙言之径,大道至简”之说。即是说,“贤明”是为政者遵循的“大道”,贤明者知天地变化之理,有德有仁,有爱有信,百姓自愿跟从,为政简单易行。第二,“政简刑清”式治理。这包括政事简明不扰民、刑罚公正有人情,与民休息、薄赋敛、轻徭役、简冗员、无讼息讼等。举凡安定清明的朝代,统治者都重为政简约安静,不生事扰民,不与民争利。第三,重清静寡欲的自我修养,这是简约治理的内化。“清修”是中国古人思想境界的标志,不少清官廉士以此得名,并深刻影响官场及其治理生态。第四,由切己小事进行简约化治理。如“治大国若烹小鲜”“一室不扫何以治天下”“所治者大,则所守者小”都是简约治理。总之,简约治理文化以“大道”藏身方式,通过修身养心,仁德为上,去繁杂、不生事、不扰民,顺时守节、取诸自身,就会获得大智慧。

  当然,中国古代治理文化并非完美无缺。如以“家治”为中心易导致“公心”缺乏,群体与国家意识淡薄,“各人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就是其形象表述。不过,即使如此,也不能忽略和无视中国传统治理文化中的优长与价值,这是确保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治理文化自信的关键,也是培育再造现代治理文化的底气与前提。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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