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陈霞，先后在四川文理学院、四川外国语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习并取得博士学位和从事博士后研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哲学动态》《中国哲学年鉴》编辑部主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CIPSH）执委。从事中国哲学、道家与道教文化、宗教学等领域的研究。著有《道教劝善书研究》《道家哲学引论》《道教身体观——一种生态学的视角》，主编有《道教生态思想研究》《王明集》等。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是那一年当选政协委员的？您的履职初心和使命是什么？您有什么样的履职规划？

　　陈霞：我是2018年当选的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这些年一直努力增强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方面的履职本领，希望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人民的重托。

　　作为一名社科界的委员，加速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是我们这个界别讨论的重要话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我在履职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在各种场合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声，为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鼓与呼。同时，我也关注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生老病死方面的基本民生问题，围绕这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提案和意见建议。

　　中国社会科学网：在履职期间，您提了那些提案和建议？

　　陈霞：我2018年提交了《发展审辩思维，提升民族创新能力》的提案。创新需要人才，具有审辩思维（“辨”和“辩”的差异非常微妙，二者又各有长处。“辨”强调区别、辨别，“辩”强调论证，critical thinking 译为“审辩”意在突出其所具有的论证的性质。）是创新型人才的重要特征。审辩思维是有目的的不断进行自我调整判断的能力。这种判断表现为解释、分析、评估、推论，以及做出判断所依据的证据、概念、方法、标准和其他必要背景条件的说明。审辩思维表现在认知和人格两个方面，突出特点是凭证据讲话、合乎逻辑地论证自己的观点、善于提出问题、对自身的反省、对不同见解的包容、对一个命题适用范围的认识、果断决策并承担责任。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国民教育需要加强审辩思维的培养。重视发展国民的审辩思维，对中国亿万人力资源的深度开发，可激发人力资源的潜力和中华文明积淀的潜能。曾经，“知识就是力量”，现在和未来，“思维也是力量”，并且是力量的源泉。为了通过培养国民的审辩思维，提高民族的创新能力，我建议将审辩思维的培养和发展纳入国家教育规划，在大中学开设审辩思维课程，在大中小学各科教学中贯彻审辩思维的训练。

　　2019年提交的提案是《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设立国家级奖励与荣誉的建议》。在现代国家的建设中，文武之道体现为文化和科技的并重。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人文精神的发展与提升，是激励思想创新、凝聚人心、树立民族理念的强大精神动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我们不仅要为新时代培养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也要为新时代培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加动力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我们在努力探索自然和发展科技的同时，也要培养人们的人文精神和理性能力。只追求经济的增长和技术的先进，是片面的发展，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险。只有发展科学技术同时培育人文精神，才有社会的整体进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我的这一提案想要推进对此问题的解决，为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探索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应该受到重视，应该得到与自然科学家同等的奖励和荣誉。

　　我也提过《一视同仁地对待学术翻译成果与学术研究成果》的意见。经典著作以及专业领域有代表性的重要学术著作的翻译是一项艰苦的科研工作，对译者在创造性方面的要求非常高。高创造性翻译是原著作者和翻译者共同完成的作品，应该大幅度提高“高原创性学术翻译作品”在学术成果评估中的地位。

　　2020年以来，我开始关注人的“生老病死”问题。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并将长期处于老龄社会，这不仅仅是一个社会问题或者社会里的老年问题，而是老龄社会形态的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对待。2020年，我提交提案《加强政府主导、培育社会力量——应对老龄社会的几点建议》。现在解决老龄问题的机构主要有国家卫生健康委的老龄健康司、民政部的养老服务司、人社部的养老保险司以及中国老龄协会和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等，建议建立集中统一、职责清晰的老龄事务部，将上述部门的职责整合。现实生活中，社会日益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已无法仅仅依靠政府来满足，应整合各类资源，激发、培育、引导各类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承担养老服务的社会责任，弥补政府养老的不足，提高社会力量的自身能力，缓解养老问题对社会造成的压力。我的提案中还建议，国家应正式将九九重阳节定为法定的敬老节，全国放假一天。这对文化与道德的建设意义重大，并会深刻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助于形成全社会敬老、孝老的风气，倡导积极老龄化，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021年，我提交了《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建议》，提出建议：制定合理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生育假，包括女性的产假、男性的陪产假以及“生产”和“抚育”阶段夫妻共享的育儿假。我认为，我们不仅要关注人口数量，还要关注人口质量。孩子成长最重要的是前三年，适当的家庭生育假让父母用心陪伴孩子，才能培养出孩子健康的身心和健全的人格。关于劳动者生育成本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平衡。我建议，一是国家考虑对用人单位的育龄男女合法生育期间，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或减免税收等扶持政策，尝试通过第三方进行支付等，以减轻用人单位负担，同时保障育儿家庭福利待遇。二是，社会分担生养成本。调查显示，低生育率反映出一系列社会现实：城市房价高企，年轻人负担太高；“996”“715”“白加黑”“夜总会”让年轻人工作压力太大；女性产后再就业存在困难；儿童的营养、医疗、心理、入托、上学、就业、子女的生养成本都迅速增高，对每个家庭形成了持续的经济压力。生育并不仅仅是个人或者家庭的事情，怀孕生子是具有社会意义的，养育子女是父母双方和全社会的责任。三是，从维护公共利益着想，政府应当在生育成本分担方面积极作为，从国家层面进行调节来扭转局面，更多地承担养育和教育子女的支出，实施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婴幼儿托管机构补贴、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提供0至3岁及3至6岁儿童的基础义务服务、延长9年义务教育至12年或15年；让孩子在安全的环境中成长等。总之，我建议，政府需要多管齐下，通过引入多样化的成本分担形式，推动生育成本在用人单位、劳动者以及政府间合理分配，举全社会之力，共同降低生育成本，促进人口自然增长。

　　2022年我的提案是《关于殡葬改革与制定<离世法>的建议》。死亡是生命的最后阶段，人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应拥有质量和尊严。“生如夏花之绚烂，逝如秋叶之静美”，在我国，让生于斯、长于斯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永久的安息之地。目前，人民生命的最后一个重要环节尚无法可依。人是“向死而生”的存在，死生事大，关系到每个人。我们不仅要把“生”的事情安排好，让人有尊严地活，也要把“死”的后事办好，让人有尊严地逝，这就需要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涵盖人的整个生命周期。为此我提出如下建议：1）完善殡葬政策法规。应制定《离世法》，内容包括对离世者享有葬身之地、遗产处理、遗体和器官及基因捐献等作出法律规定，确保殡葬改革过程中的政府行为、殡葬产品或服务供给法治化。2）《离世法》对丧葬可以分为国葬、公葬、私葬三种类型。国葬：对为人类和中华民族的进步、发展有重大贡献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以及广受民众敬爱的人实行国葬。这是对其生前为人类和中华民族所作的贡献在死后人民给予他的荣誉！囯葬的意义，不只是给某个亡者以荣誉，而且通过囯葬活动，提升民族的凝聚力，激发人们向前向上的精神！公葬：公葬是基本权利，具有普惠性。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离世后有安葬在这片土地上的权利，应享有由政府提供的基本安葬服务。私葬：不愿意公葬而要按自己的意愿在法律允许的其他地方，或在商业性墓园安葬，或者其他个性化的方式，并创新骨灰安葬方式如江葬、树葬、花坛葬、壁葬、草坪葬、海葬等节地生态安葬，满足多样化的殡葬需求。3）构建新的殡葬文化。殡葬礼仪和习俗应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而与时俱进。目前殡仪场所只限于火葬场附属的小部分空间，守灵千年的中国人现在缺少守灵的地方。死亡是生命的最后阶段，寄托着太多的情感。安葬和纪念亲人，是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这种需要也在增长，表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殡葬服务中需要人文的关怀，保留传统殡葬习俗中那些充满亲情和人性的内容，增加逝者亲属悼念的场地设施，允许民间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家庭、宗族建纪念地点，以表达对亡人的纪念，满足缅怀先人、历史记忆的需求，构建与现代环保理念、土地资源充分利用等社会需求相结合的既尊重传统又符合时代的新的殡葬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在履职期间，关注的社会问题有哪些？

　　陈霞：在履职期间，除了上述的提案和建议，我也关注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和安全问题。2022年我联名了《关于严厉打击拐卖、收买妇女、儿童罪的七条建议的提案》，呼吁保护妇女儿童。加大打击和惩罚拐卖人口犯罪的力度是有必要的，普法教育也必须跟上，全社会也需要在文化观念上提升对人的认识。现代社会，对人的认识有着深刻的变化。尊重人的健康和生命，人是一个充满多种可能性的“能在的”的存在者。人的生命活动能够使自然的秩序从自发逐渐提高到自觉，从自在到自为，最终实现生命的最高价值，那就是自由和创造。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和人学思想，人类解放的目标就是促进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我还呼吁整治基层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主要表现为1)“会议多”，普遍存在以会议贯彻会议的现象，上班开、下班开、白天开、晚上开、周末开。2)“文件多”，一些部门发文任性，迫使一些基层花时间闭门造车，制方案、编政策、发通知。3)“规定动作”加“自选动作”的“花样多”。4)工作要求列任务清单、问题清单、意见清单、整改清单清等“清单多”。5)把一些简单的工作复杂化的“台账多”。6)个别部门和单位刚安排部署工作任务就开展专项检查和督查考核“检查多”。7）从制定方案、工作进展情况、问题建议汇总、整改方案、整改“回头看”、整改完成情况、工作总结等开始，就要求周报、月报、季度报所形成的“材料多”。8）“接待多”。这些形式主义，压得基层叫苦不迭，疲于应付，严重影响了为群众办实事。

　　中国社会科学网：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您有什么目标和愿景？

　　陈霞：作为一名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社科界委员，我研究的领域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的中国哲学。中国传统文化曾经为传统社会“培根铸魂”，今天，时代不同，中国传统文化需要传承和创新性发展。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在创造性转化中复兴。传统文化本来就一直在不断地被选择和被创造之中。过去几千年不断有新的元素进入，也有不合时宜的内容被淘汰，有损有益、有因有革，没有一成不变的传统文化。现代人有现代人的需求，传统文化要影响和指导现代人的生活，它自身就需要进行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相适应的改变。我们应该以开放的胸襟，立足于我们的传统，慎思明辨，从传统出发拥抱世界，借鉴并融会贯通其他文明的优秀元素，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现代性品格，成为人类共享的文化，与时俱进，为新时代“培根铸魂”，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