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4日，第一届斯宾诺莎哲学工作坊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举行，主题为“斯宾诺莎与德国古典哲学”。 

　　沟通斯宾诺莎与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寅卯在开幕式上指出，斯宾诺莎主义在德国思想界经历了一个从遭受忽视、历经谴责到被重新接纳的曲折过程。斯宾诺莎哲学经德国唯心主义的改造，在18世纪末的泛神论之争中成为德国哲学的中心，并以其整体性与统一性的思想框架塑造了德国古典哲学。重新理解斯宾诺莎与德国唯心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有助于揭示从近代理性主义到德国唯心主义的发展脉络，更能为当代哲学对形而上学体系问题的讨论提供新的思想资源。

　　

　　康德对斯宾诺莎的批判与分歧演变

　　康德在著作中对斯宾诺莎多持负面态度，或批评其形而上学和认识方法，或指责其道德哲学。这些批驳呈现了康德和斯宾诺莎在认识世界、道德实践等诸多领域上的分歧，也昭示着这类终极话题的恒久生命力。

　　武汉大学杨云飞考察了康德在上帝、意志自由、目的论和道德信仰等领域对斯宾诺莎的批评。在对待上帝等超感性对象的方式上，斯宾诺莎主义采取了先验实在论的独断进路，又将自由归于神，这使得包括人在内的具体事物无法摆脱宿命论的框架。斯宾诺莎主义未赋予神目的论意义，不能解释自然合目的性，其无神论立场也意味着道德信仰的缺失，不利于引导人持久向善。

　　中国社会科学院吕超指出康德的核心意图在于捍卫自由，不使上帝威胁道德实践，这与斯宾诺莎的出发点不同，从而削弱了批评的合法性。康德与斯宾诺莎的对立以机械论的世界图景为前提，这种对立或许能在超越机械论的情况下得到克服。康德并非如他所声明的那样反对将理智直观与科学方法引入哲学。斯宾诺莎尽管是“不信者”，却不像康德那样为人性设限，从而可能避免德性不稳定的困境。中国人民大学李科政表示，在自由、目的论、道德等问题上，康德和斯宾诺莎之间的竞争不在于对错之别，而在于何者更具解释力和实践优势。研究康德的斯宾诺莎批判，一方面应聚焦于认识论批判，包括方法的应用问题和范畴的界限问题；另一方面应涉及形而上学批判，这是康德未明确提及但有所暗示的内容。

　　湖南师范大学肖根牛指出，康德尽管指责斯宾诺莎的德性不稳定，但自身也未能保证行善动机和结果的双重稳定性。根据斯宾诺莎哲学，人无需依赖人格化上帝也能够在自然中自洽地实现道德，这动摇了康德批判斯宾诺莎的充足理由。后期康德越发重视斯宾诺莎主义的挑战，二者的分歧甚至演化为两条启蒙路线之争，但在这一进程中，康德对斯宾诺莎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转变。

　　斯宾诺莎影响下的费希特知识学

　　斯宾诺莎的实体观念对费希特产生了复杂影响，如何诠释二者关系也成为费希特知识学研究的一大挑战。费希特知识学既具备与斯宾诺莎哲学的连续性，又拥有显著的变革性，构成近代哲学向德国古典哲学过渡的关键节点。

　　中山大学周小龙以费希特1801/02知识学为中心，讨论了斯宾诺莎对费希特哲学体系建构的深度影响。耶拿时期的费希特以实践的方式理解最高本原，在借用斯宾诺莎体系的同时试图规避独断论的风险。柏林时期的知识学将自我之上的绝对者引入体系，展现出与斯宾诺莎的更强亲缘性。1801/02知识学以形式自由作为实体与偶性的中介，以确保精神世界的自发性和独立性，化解宿命论和决定论，既是对斯宾诺莎的超越，也是对谢林同一哲学的批判。

　　华中科技大学王骏指出，认为费希特在《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并未解决无限向有限过渡的问题，恰好印证了黑格尔针对费希特知识学的“恶无限”指责。从费希特耶拿后期的具体哲学推出作为基础的知识学的实质是道德性，有倒果为因之虞。“道德性”这一表述可能令知识学原本的形而上学意义偏向伦理学方面，更可能将“本原”与“根据”相混淆。费希特与斯宾诺莎的分歧始终明显，这不仅在于是否具备过渡的方法论，更在于绝对者本身是否具有动态性。

　　北京大学周驰博表示，费希特“通过自由和实践来理解绝对者”的主张呈现了自由的多重内涵，包括早期知识学中的自由、1801年后形而上学维度的自由和哲学家思辨活动的自由，难以被直接置入传统道德哲学框架中。考虑到费希特对斯宾诺莎整体一元论的消极评价及其另辟蹊径的思路，费希特与斯宾诺莎的“亲缘性”亟需一种更有力的阐释。

　　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李星原指出，在绝对存在中把握到的“更高的实在性”仍有可能是类似于经验实在性的幻觉。哲学家一旦追溯到绝对存在，或将抛弃作为中介的形式自由，回归静态的决定论体系。费希特和斯宾诺莎都试图从形而上学中引出伦理学，这为二者的比较研究提供了资源。

　　走出二元论：从斯宾诺莎到谢林

　　二元论作为长期蛰伏于西方思想中的不稳定因素，既威胁身心同一，也有损上帝的全能全善。受斯宾诺莎实体一元论的启发，谢林试图在其基础上同时化解身心二元论与善恶二元论。

　　中国人民大学吴功青探讨了谢林的“一本二元说”对斯宾诺莎实体一元论的超越。在同一哲学时期，谢林尽管继承了斯宾诺莎思维与广延同一的主张，但已经意识到后者的局限性在于本原之间缺乏相互作用、缺少运动和人格性的上帝。谢林的中晚期哲学进一步触及善恶二元论，用“一本二元”框架统摄根据本原和理智本原，以回答恶的实在性问题。即便如此，“一本二元说”仍未将一元论贯彻到底，始终有陷入独立二元论的危险。

　　同济大学吴树博表示，如何理解根据本原与理智本原之间的“圆圈结构”循环，令二者在一个统一体内共存并发生作用，是“一本二元说”的难点。在从一到多的过渡环节，谢林之所以陷入僵局，或与他对永恒与时间关系的探讨有关，其中“永恒的时间”应得到进一步阐释。

　　浙江大学倪逸偲补充道，谢林的“两个本原”框架可追溯到宗教性的起源，即多本原崇拜的印欧民族传统和一神教闪族传统。在一与二之外，谢林还引入了三与四两个维度：圣父和圣子统摄于第三者圣灵，这一过程又须以第四者为纽带。

　　湖南师范大学严杭迪探讨了一与多的关系，指出太一不等于数量上的一，本身不包含作为部分的根据本原；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潜能阶次同时存在，先后之分是理智反思的结果。需要区分双本原和三个潜能阶次：前者是根据本原和理智本原，后者则是自然、上帝和二者的统一体。双本原的“圆圈结构”或可借助类似目的论的方式来理解。根本恶是属人的概念，能否将道德责任追溯到太一或实体是需要存疑的。

　　当代视域下的黑格尔—斯宾诺莎争端

　　当代左翼思想家面临着诠释思想的历史疑难。不同于正统进路视马克思为黑格尔的后继者，将其置于德国唯心论脉络中，马舍雷等人转而溯求马克思主义的斯宾诺莎渊源。此举令这场18—19世纪的形而上学争端再临当代语境，更衍射出塑造哲学家历史评价的多重维度。

　

　　陕西师范大学庄振华从马舍雷抑黑格尔、扬斯宾诺莎的立场切入，旨在使德国唯心论尤其是黑格尔的斯宾诺莎解读重回学界视野。一方面，黑格尔揭示了斯宾诺莎所断言的绝对者与现实世界的相互支撑是一种隐晦的本质主义，力图通过暴露本质主义自我封闭的困境证成现实世界的绝对性。另一方面，黑格尔虽然肯定几何学方法具有表示无限者的能力，但也认为几何学证明无法摆脱主观性与外在性。

　　中国人民大学雷思温指出，当代左翼思想家的深层动机是“保卫马克思”，在黑格尔传统之外溯源马克思主义。他们把斯宾诺莎政治思想解读为自下而上的群力结构，以对抗黑格尔的英雄史观，并诉诸《神学政治论》自我肯定、自我启蒙的主张回应黑格尔对斯宾诺莎“无世界论”的指责。但左翼思想家尚须调和斯宾诺莎以思维属性为先的“唯心主义”倾向，并设法将马克思或尼采的人性愿景还原为斯宾诺莎的conatus（努力）概念。

　　东南大学郭冠宇提出应区分抽象的、坏的本质主义和动态的、好的本质主义（如黑格尔）。就几何学方法而言，斯宾诺莎的方法更接近演绎法而非几何图形的证明，难以据此断定演绎法是否面临“外在性”危机。黑格尔对斯宾诺莎的改造还体现为两个方面：无限属性和人类认知局限性的张力，以及无限如何通达有限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魏博追问：如果斯宾诺莎的几何学方法是一种静态的结构主义方法，而黑格尔的逻辑学方法是一种动态的系统性方法，二者是否以及如何可能兼容？黑格尔强调哲学家应当引导人进入逻辑学，其中“哲学家引导人上升”的过程和事物本身展开的过程是否相互对应？如果是，逻辑学方法如何避免沦为认知主体和认知对象之间的一种外在联系？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高一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