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辩证法》由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写作和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是法兰克福学派最为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如果参照黑格尔关于“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的说法，我们或许可以说《启蒙辩证法》是以否定的方式来把握其时代主题。在法西斯主义统治的时代背景之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流亡美国期间开始此项研究，其初衷是直面时代困境，在思想的高度上回答我们为什么没能通过启蒙进程达到美好的人性化社会，而是跌入了“新野蛮主义”，即一种有着高度合理化外表的野蛮主义。这原本是一项具有跨学科性质的研究，涉及研究社会现实各个不同方面的多门人文和社会科学。但随着研究深入，他们逐渐认识到整个时代精神已经堕落，各门科学都已被实证主义精神所渗透，支撑此项批判性研究的科学已经不复存在。于是，研究主题被进一步聚焦为对理性的自我毁灭的批判，即对启蒙理性的辩证法的研究。更准确地说，理性在这里并非是指与现实生活相互分离开来的抽象理性，而是指在权力的中介之下被实现和展开为社会现实的理性。

　　《启蒙辩证法》断定，启蒙已经走向了自我毁灭。具体来说，这意味着近代启蒙已经彻底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在早期近代时期，启蒙意味着对权力的消解。一方面，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它带来了实验科学，使我们从对自然的威力的畏惧中解脱出来，让我们可以通过对自然的认识和利用而走向幸福；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可带来财富的科学理性不再可能被强权和特权者所垄断，它同时也意味着对于传统社会中既定的社会统治权力的消解。与之相参照，启蒙在今天所真正带来的却是对权力的双重建构：在人与自然之间，它带来的不是对权力关系的消解，而是对权力关系的翻转，我们靠技术和机器最终达到了对自然的支配；在人与人之间，市场经济虽然可以让每一位社会成员进入其中，但它同时也带来了掌管着机器的一方对被绑在机器上的另一方的支配。与此同时，随着技术文明的进步，由于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的无限度加强，启蒙理性还丧失了对其自身限度进行自知的批判功能。

　　从此一基本论断出发，《启蒙辩证法》进一步追问，启蒙为什么会走向自我毁灭？从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的角度看，这是因为理性从来都被既定的社会统治权力所纠缠。两位作者继承韦伯的观点，认为人类文明从后巫术时期开始。在巫术时期人们是分别与特定的对象发生模仿和沟通关系，在后巫术的神话时期人们则开始了定居生活，并开始进行集体性的宗教崇拜。《启蒙辩证法》强调指出，正是通过这些集体性的宗教崇拜活动，权力与理性之间的相互中介关系开始被建构起来：一方面，在集体性的宗教崇拜活动中，借助于对图腾的膜拜，部落首领手中的权力得到了神圣化和合法化，人们对原初自然的畏惧被进一步转化为对部落首领的权力的敬畏和服从；另一方面，由于这一神圣化的过程，部落首领手中的权力也获得了新的规定性，它必须与集体相统一，必须与整个集体的自我保存事业相一致。也就是说，社会统治权力必然以理性为工具，而理性同时也必然对权力进行限定。

　　从内嵌于该权力结构中的理性的角度来看，人类文明进程先后经历了神话、哲学—宗教和科学三个环节。在古代世界，我们经历的是神话的环节，人们借助于象征（symbol）来表达对原初自然的畏惧，这既有对人之相对于原初自然的弱势地位的承认，也有对统治者手中权力的神圣化；在传统社会，我们经历的是后哲学的宗教环节。哲学起源于古代神话世界观衰落之时，在哲学中人们借助于在语言交往中所形成的、具有普遍效力的概念来把握实体性的世界。由于人的理性的有限性，哲学的道路未能得到充分展开，它被标识着人的理性的有限性的宗教所取代和吸纳；在现代社会，我们经历的是科学的环节。在宗教世界观解体之后，近代启蒙理性最终采取的形式不是哲学概念，而是形式化的科学公式。哲学概念的特征在于其普遍性，科学公式的特征则在于中立性。普遍的哲学概念虽然可以为权力提供理性根据，但它同时也在提示人们在既定权力秩序和真正的普遍性之间存有差距。中立性的科学语言则更进一步，它通过对事实世界的中立性描述而把既定的权力秩序认作为绝对。概括起来，经过这三环节的发展，理性与权力之间相互中介关系的具体内涵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是理性的不断进步（从神话到合理化的宗教再到科学），另一方面则是统治者手中的权力越来越不受限制。

　　在此一基本理解框架之下，《启蒙辩证法》更进一步把视线聚焦到第三个环节之上，追问近代启蒙理性原本被我们认作具有多重维度（认知理性、道德理性、批判理性），随着现代文明的不断进步，它为什么会丧失掉道德理性和批判理性的维度，最终变成了单纯的认知理性？此种单纯的认知理性为什么会沦为权力的纯粹工具？为回答上述这一系列问题，《启蒙辩证法》特别论述了进步与倒退的辩证法。以奥德修斯带领水手们共同划船经过海妖塞壬所在水域的故事为依托，《启蒙辩证法》精准阐述了内在于资本主义文明进程中的进步与倒退的辩证法。

　　具体来说，在女巫瑟棋的指点之下，奥德修斯事先已然明了海妖塞壬的歌声具有致命诱惑。如果我们要拉开与自然之间的距离，实现集体自我保存，就必须找到抵挡其诱惑的具体方式。为了实现此一目标，奥德修斯作为现代社会中的统治者的原型，对整个社会劳动分工秩序进行了明确安排：一方面他让水手们在耳朵里塞上蜡，以确保其在经过水域时听不到歌声，另一方面他又让水手们把他绑在桅杆上，以确保他在听到歌声后所发出的命令不再有效。如此，他们就可以共同平安经过海妖塞壬所在的水域。两位作者在书中特别引用该故事，是要说明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我们正是用这种方式来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谋求文明的不断进步。在资产阶级对工人的阶级统治关系中，支撑该权力结构的理性曾经同时具有三重维度：安排工人的机械化劳动的是认知理性，把每个水手都当作是共同体的成员来对待的是道德理性，能够让奥德修斯感受到海妖塞壬歌声之美的是审美和批判理性。但随着资本主义技术文明的进步，它将必然导致理性的衰退：由于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并不与对象之间发生有内容的关系，工人无法因为劳动而不断获得丰富生命内容，没有真正的特殊性和个体性，只是被规定的材料。以对人的普遍尊重为内涵的道德理性因此而随着资本主义技术文明的进步逐渐消失；随着资本的垄断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统治者们不再是奥德修斯式的精神贵族，他们必然会把自己手中的权力看作是绝对，丧失了对人的有限性进行清醒自觉的批判理性。

　　《启蒙辩证法》进一步指出，当启蒙理性沦为单纯的认知理性，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必然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新野蛮主义”性质的法西斯主义统治。从理性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的角度看，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意味着资本家借助认知理性（科学、技术和机器）而实现的对工人的支配，必然同时受到普遍的道德理性的限定。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普遍的道德理性仅仅只是时代的产物。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业主们必须共同努力才能带来市场繁荣，如此的社会生活基础让人们产生了对他人进行普遍尊重的道德的立场。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社会为社会基础，以抽象的道德立场为理性根据，才会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出现。由于资本和技术的合谋，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已经明确转型为垄断资本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一方面是垄断资本可以掌控整个市场，另一方面是技术在不断取代人的劳动。如此的社会条件必然导致道德理性的消亡，以道德理性为根据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被由技术理性所加持的极权主义统治所取代。

　　在《启蒙辩证法》之前，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条件下，之所以会有革命的工人运动兴起，是因为在工人身上还有尚未被外部的合理化的形式所吸纳的内容，即，工人还有尚未枯萎的灵魂。《启蒙辩证法》则进一步指出，内在于工人身上的这种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矛盾已经消失。文化工业和反犹主义正是吸纳和利用这些与外部合理化形式相对立的非理性内容的两种主要方式。在文化工业那里，是通过对人的欲望的虚假满足和不断制造，把内在于每个人身上的被压抑的非理性内容，不断吸纳进合理化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在反犹主义那里，是通过对虚假敌人的指认，对内在于人们身上的被压抑的破坏性本能进行反向利用，使之成为反犹主义这种集体疯狂的原初动力。

　　《启蒙辩证法》虽然明确反对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革命道路，但其本身的立场并不是单纯的悲观主义。正如两位作者在1944年版的序言中所指出，其基本立场是辩证的人类学。该立场强调启蒙事业内在具有自我毁灭的趋势，而我们坚守和继续启蒙事业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对该自我毁灭趋势的清醒洞察来拯救启蒙。更进一步地说，对该自我毁灭趋势的具体把握，意味着我们在极致的苦难面前重新追问，开始对理性本身进行自我反思。又因为理性从来都是被嵌在既定权力结构中的理性，对理性的自我反思同时也就是对理性与权力之间相互中介关系的批判。从这个角度看，两位作者强调指出，《启蒙辩证法》继承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哲学道路，其思想的首要任务是对思想本身进行思想、对人的理性本身进行自我反思。作为一种否定的乌托邦，《启蒙辩证法》在对理性与权力之间相互关系进行具体批判、对错误社会现实的来龙去脉进行具体分析之时，同时也提示了人类文明的基本方向。人类文明的基本方向是在彻底的自然主义和彻底的人道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使人与外在自然之间、人与内在自然之间、人与他人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都可以得到理性的限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和解是《启蒙辩证法》所提示的拯救人类文明的基本方向。

　　作为对时代主题的思想回应，《启蒙辩证法》不仅属于产生了它的那个时代，而且也与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直接相关，今天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体会到其思想的当代意义。其一，面对着在当代西方世界已经出现的严重政治倒退，《启蒙辩证法》关于资本主义之必然走向极权主义统治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在基本理解框架上超越西方主流政治哲学话语，对其一直信守的“民主+资本主义”框架的内在缺陷进行准确把握；其二，面对着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及其对现行社会和政治生活秩序的强烈冲击，《启蒙辩证法》所提出的“自然—历史观”和对资本主义技术文明的批判，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思想如何才能够真正介入技术文明的进一步转型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