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出版了他的里程碑式著作《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的哲学探究》（以下简称《爱欲与文明》）。在书中，马尔库塞进行了一项大胆的理论尝试：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理论（压抑、性本能、无意识、力比多）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社会批判理论（劳动、剥削、异化、解放）相结合，揭示现代文明的操控机制对人的爱欲本能在个体层面以及属系层面的压抑，探讨并论证一种非压抑性文明（non-repressive civilization）的可能性。

　　马尔库塞的一生贯穿了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与思想变革，他的理论与20世纪风起云涌的政治变革和如火如荼的历史运动密切相关。作为1968年全球风潮（巴黎五月风暴、美国反越战运动、德国学生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马尔库塞因其旗帜鲜明的批判理论，对消费社会、技术统治和越南战争的激烈抨击而成为学生运动的精神领袖。马尔库塞一生著作颇丰，早年曾经倾慕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发表论文《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论稿》，旨在整合现象学、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哲学视角。1932年，马尔库塞写作《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指出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并非一个关于绝对精神的、冷冰冰的逻辑大厦，其真正的基础和活力源于一种对“生命”和“历史性”的深刻本体论思考，马尔库塞试图表明，黑格尔已经预先触及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许多关于“存在”“时间”和“历史性”等核心问题。在1941年出版《理性与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中，马尔库塞反驳当时流行的、将黑格尔哲学视为德国极权主义思想先驱的论断，论证黑格尔哲学的理性主义与革命性内核。马尔库塞系统地论证了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之间的内在连续性，表明马克思主义是黑格尔革命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真正继承者和实践者。1955年，马尔库塞发表了《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的哲学探究》，此书是他最具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著作，在其思想发展中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1964年，马尔库塞出版《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在书中马尔库塞聚焦于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在一个物质丰富、技术发达、政治看似自由的“富裕社会”中，为什么深刻的、根本性的社会变革看起来不仅不可能，甚至不可想象？马尔库塞的结论是，发达工业社会通过一系列操控形式——用看似客观中立的技术理性取代对于自由、正义和美的价值理性，通过消费主义的虚假需求让人们产生一种满足和幸福感，通过文化工业让文化产品的功能从批判变成安抚和肯定，通过语言操纵封闭话语的开放性和乌托邦精神——成功地压制了所有社会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维度，使社会和人本身变成了只知肯定与顺从的“单向度”存在。本书是马尔库塞最具社会影响力的著作，该书一经发表便获得巨大的影响力，成为60年代学生运动的“圣经”。1969年，受到全球学生运动鼓舞，马尔库塞更加积极地探讨了新的革命潜力和主体问题，并在《论解放》一书中提出了“新感性”的概念，以之作为解放的基础。马尔库塞在书中论证，真正的解放必须以一种“感性的革命”为前提，即改变人们被资本主义社会所扭曲的感知、需求和本能结构，这种新的感性将成为一种“实践的力量”，推动社会关系的变革。“新感性”不仅仅是一种意识转变，更是一种本能结构的转变，是“人”这一物种的自我革新。1978年，马尔库塞发表了他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审美之维：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批判》，在书中，马尔库塞反对将艺术作品的价值主要归于其阶级立场或政治正确性。他认为，一件艺术品在政治上宣称自己是“革命的”，并不意味着它在美学上是激进的，他更反对将艺术视为经济基础的被动“反映”，而是强调艺术和审美的超越性与自主性，指出真正的艺术通过其审美形式（aesthetic form）创造了一个与既存现实截然不同的“第二现实”，正是这种“异在性”，使得艺术能够控诉现实，并预示一种更自由的生活可能。由上可以看出，马尔库塞的一生充满了批判与斗争精神，写过《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曾经如此评价：赫伯特•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也是其中唯一没有放弃自己早年革命观点的创始成员。

　　《爱欲与文明》在赫伯特•马尔库塞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非常特殊的地位，既延续了之前的哲学方法，又在写作内容上开启了全新的批判维度，在理论上完成了从思想方法研究到具体现实批判的转变。在《爱欲与文明》之前，马尔库塞的哲学基础是“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他强调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性，把否定性的辩证法看作黑格尔哲学的核心，主张对现存事物持批判和超越的态度。从《爱欲与文明》开始，马尔库塞的目光从理论方法转向具体的社会现实，在此书中，马尔库塞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人类的文明必然与人类的快乐和自由为敌吗？是否存在一种可能，让文明不再建立在压抑、剥削和苦役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解放了的爱欲（Eros）和自由的游戏之上？在论证上，马尔库塞首先接受弗洛伊德的基本观点，即人类文明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人类的本能（特别是性本能——力比多Libido）被压抑的历史，人类为了维持社会合作和劳动，不得不压抑追求即时满足的“快乐原则”而屈服于延迟满足、为安全而劳动的“现实原则”。但马尔库塞并不同意弗洛伊德建立在生物决定论基础上的“文明必然压抑”的论点，马尔库塞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错误地将特定历史阶段的压抑看作是普遍永恒的、生物性必然的压抑。他由此提出了一个核心的区分：基本压抑（Basic Repression，指为了维持社会与文明的持存以及应对物质匮乏而对人的生命本能所进行的必要性压抑）与额外压抑（Surplus Repression，在特定的统治形式下，为了维持特定统治阶级利益而在基本压抑之外额外施加的压抑形式）。马尔库塞认为，在现代富裕社会，技术的发展已使消除贫困和匮乏成为可能，对人的“基本压抑”之必要性已大大降低。然而，“额外压抑”却被系统强化，人们像服苦役一样从事枯燥而无意义的工作，消费着被广告制造出来的“虚假需求”，爱欲被窄化为单调的性欲，人的创造力和感受力被严重压抑。文明不是走向自由，而是走向一种平稳但被统治者有意操控的不自由的方向。因此，马尔库塞提出“非压抑性文明”的乌托邦构想，主张通过爱欲的解放将工作转化为游戏般的创造性活动，从而使人的生命能量得到真正的释放。

　　应该指出，《爱欲与文明》中的“爱欲”不是指狭义的两性之间的性欲，而是指人在存在论意义上的生命本能，是一种追求快乐、创造、审美和建立广泛情感联系的内在驱力。爱欲的解放意味着将生命的能量（力比多）从社会统治的“额外压抑”中解放出来，使其从单纯的性领域扩展到整个人格和人际关系领域，形成一种“非压抑性升华”，如此，工作（劳动）便被改造为一种自由的、充满创造性的、爱欲化的活动，类似于游戏和艺术创作，而这将导致一种新的、感性的、与自然和解的生存方式。为了形象地解释自己的理论设想，马尔库塞将目光转向了希腊神话，他选取了三个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俄耳甫斯（Orpheus）和那喀索斯（Narcissus）——作为他批判现代文明和构建“非压抑性文明”乌托邦的核心隐喻。在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是人类文明的赐予者，他从天上盗取火种送给人类并由此开启人类的文明时代，而自己则要为此承受被宙斯绑在山崖上每日被鹰啄食肝脏的永恒折磨。然而，马尔库塞却对这一反抗权威、追求知识和进步的神话形象进行了颠覆性改造，他认为普罗米修斯代表的是一种基于努力、辛劳、为了未来的收益而忍受当下的痛苦的延迟满足以及由压抑而进步的文化英雄的形象，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带来的“火”象征着技术和理性，而这正是构建“压抑性文明”的基础——通过压抑快乐本能，服从于现实原则。因此，普罗米修斯所代表的恰恰就是马尔库塞所要批判和超越的文明范式。相比之下，俄耳甫斯（Orpheus）与那喀索斯（Narcissus）则代表了非压抑性文明的解放者形象。在希腊神话中，俄耳甫斯是传说中的诗人、歌手，他的琴声能感动万物，甚至能让顽石落泪。他试图用音乐从冥界救回妻子欧律狄刻，但最终失败。对于马尔库塞，俄耳甫斯代表着艺术和感性的维度，他的琴声能驯服野兽，象征着艺术与审美具有调和人与自然冲突的力量，喻意着人类可以通过感性和艺术而超越技术和强制，来达成一种人与自然、人与自身本能和解的更高级的文明形式。而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那喀索斯则代表着另外一种爱欲形象。他因迷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而憔悴致死，化作水仙花，因此，那喀索斯常常被看作是自我沉溺、不结果实、拒绝社会交往（回声女神Echo的爱恋）的负面形象，是“自恋”（Narcissism）的词源。马尔库塞为那喀索斯进行了彻底的平反。他认为那喀索斯的“自恋”是对外部绩效世界（生产、竞争、占有）的彻底拒绝。他沉溺于自我的倒影，代表了一种向内转向而不是向对象与客体转移的力比多（Libido），代表了一种对自身美丽和存在的沉思。那喀索斯式的行为体现了静观（Contemplation）与沉思（Meditation）表达的正是“生命本身即满足”的观念，是非压抑性快乐原则的回归。总之，马尔库塞将“俄耳甫斯-那喀索斯”视作“伟大的拒绝的形象”，他们拒绝的正是普罗米修斯所代表的压抑性文明，“俄耳甫斯-那喀索斯”代表着一种新型文明的可能性：它们的形象是快乐和实现；它们的声音是歌唱而不是命令；它们的姿态是供给和接受；它们的行为是创造和平和废除劳动；它们的解放是从使人与神、人与自然结合起来的时间中的解放。 

　　总之，《爱欲与文明》是一部立意深刻且充满理论想象力的批判著作，马尔库塞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锋芒从外部的经济、政治领域，引向人内在心理结构和本能领域，从而将社会批判理论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深度和新疆域。《爱欲与文明》尤其揭示了现代社会人类的生存困境：资本主义统治不仅控制了人的外部行为，更深入压抑了人的本能爱欲，将生命的能量转化为维系社会统治的工具；本应带来更大的自由和解放的技术与财富，在资本主义以绩效为主导的操作原则中失去了解放的维度，反而导致了更全面、更深入的压抑。本书为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运动的著名口号“大拒绝”提供了反抗控制的理论合法性，如果整个文明秩序是建立在“额外压抑”之上的，那么对它的全面拒绝就不仅是一种解放行动，更是一种解放本能的爱欲行为。尤其可贵的是，在一个普遍认为“乌托邦终结了”的时代，马尔库塞勇敢地重拾了乌托邦思想，论证另一种非压抑性文明的可能性。在马尔库塞看来，现有的压抑性文明不是永恒的，它可以被否定、被超越，这也是黑格尔-马克思哲学批判精神的延续。书中提出了“审美解放”的视角，借助希腊神话中“俄耳甫斯和那喀索斯”形象勾勒了未来社会的理想图景，同时也酝酿了马尔库塞后来在《论解放》中全面阐发的“新感性”思想——即一种摆脱了工具理性、旨在与自然和他人建立自由关系的新的感受和认知方式。《爱欲与文明》激励人们去想象并追求一种与当下社会截然不同的文明形式——一种建立在爱欲、创造、审美与和平之上的文明，从而为社会批判和解放斗争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深入个体本能结构的维度，带给人们对于个体与社会、生命与工作关系的全新理解，这正是这本书在今天仍然受到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