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论”，从文明史观看，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智慧。在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西方哲学“人类世”的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辩证思维框架下，“两山论”是基于多元哲学传统的21世纪的生态文明哲学新范式，是人类在21世纪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革命。

　　儒家生态哲学构建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程颢）的伦理体系。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生态实践，孟子“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的制度设计，形成了“取之有度”的可持续利用思想。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将自然秩序与伦理秩序相贯通，发展出“灾异谴告”的政治哲学。宋明理学中，张载“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宇宙情怀，王阳明“草木瓦石皆有良知”的万物一体论思想，将道德共同体扩展至整个自然界。

　　道家“道法自然”的哲学提供了更为深刻的生态本体论基础。《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秩序观，揭示了万物顺应本然本性的统一性，为生态伦理奠定了“顺应自然”的理论根基。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齐物论，通过消除万物差别，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认知局限。《文子》“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的训诫，体现了对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朴素认知。

　　佛教“缘起性空”思想对生态哲学的贡献不容忽视。《华严经》“因陀罗网”隐喻揭示的生命互联性，天台宗“一念三千”的圆融宇宙观，禅宗“青青翠竹尽是法身”的直观体悟，共同构成了“万物一体”的生态伦理。这种东方有机宇宙观与怀特海过程哲学形成跨时空对话，其整体论思维为“两山论”提供了破除人类中心论的思想资源。

　　在此基础上，“两山论”对中国哲学的价值论重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使传统“天人合一”观在现代语境中获得新内涵。钱穆指出：“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与‘人’关系的探究。”当代新儒家如杜维明提出“精神人文主义”，将生态维度纳入儒家现代性转化，这种重构并非简单复古，而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二是使生态美学兴起和蓬勃繁荣。如山东大学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将“诗意栖居”从哲学构想转化为审美实践。当前，“美丽中国”建设中的生态景观设计、传统村落保护，都在探索“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生态审美范式。三是使传统“用”的价值实现创新发展。将“山水精神” 这一传统自然观与审美智慧转化为生态资本，使“仁爱万物”的儒家伦理具象化为生态产品价值及其实现，让“中庸之道”的平衡思维发展为具有经济学属性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古希腊哲学中，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自然观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构成西方自然认识的两大传统。近代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确立的主客二分，培根“知识就是力量”征服自然的取向，共同推动西方文明走向人类中心主义。康德“人为自然立法”的先验哲学，黑格尔哲学中自然是绝对精神的“他在”，进一步强化了人与自然对立的思维模式。

　　20世纪生态哲学出现了三大转向。一是海德格尔批判技术座架本质，提出“诗意栖居”的存在论方案；二是利奥波德“大地伦理”将道德共同体扩展至“大地共同体”；三是深层生态学提出“生态自我”概念，主张价值论的革命性变革。克鲁岑“人类世”理论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从地质纪年尺度明确界定工业文明对地球系统的根本性改变，为理解生态危机提供了新的时间维度。然而，西方生态思想仍受困于个体主义传统，难以突破“保护与发展”的二元对立。

　　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具有特殊价值。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揭示“对自然的统治必然导致对人的统治”，马尔库塞呼吁“新感性”的建立，哈贝马斯强调“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这些批判为反思工业文明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但西方批判理论的建设性方案多局限于理论思辨，难以直接回应现实的生态治理与发展难题，而“两山论”正弥补了这一缺陷。

　　“两山论”实现了对西方生态价值理论的科学扬弃和批判吸收。一是对西方环境伦理学的批判和发展。从边沁基于功利主义关注动物感受能力到辛格“动物解放”说，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不断拓展道德关怀范围。罗尔斯顿提出“自然价值论”，区分了工具价值、内在价值和系统价值，为生态保护提供了哲学依据。但这些理论多停留在抽象伦理层面。“两山论”的实践突破在于通过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将哲学价值论转化为经济学范畴。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碳汇交易等制度创新，使“自然有价值”从理论命题变为实践命题。二是对西方生态经济学的发展和超越值得关注。戴利“稳态经济”理论、博尔丁“宇宙飞船地球”比喻，都强调人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要性，但都内涵了人类地球家园像茫茫太空中一艘小小的“宇宙飞船”，人口和经济的无序增长最终会使“飞船坠落、社会崩溃”的悲观论调。“两山论”显然超越了增长与极限的二元对立，提出“高质量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新道路，这是重要的理论创新，为破解工业文明的困境提供了具有实践生命力的中国方案。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著名论断，指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深刻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这些思想构成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石。

　　“两山论”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在21世纪的创新发展。一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与自然界共同构成财富源泉”的理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两山论”通过“自然资本”概念，将自然界的生态价值、使用价值与经济价值有机统一，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理论的实践发展。二是“生态产品”概念的提出具有开创性意义。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不再是没有价值的“免费品”，而是需要投入保护的“稀缺品”。近年来我国推动的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点工作，标志着对“自然价值”的计量从理论走向实践。三是实现了对价值主体的重新定义。“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构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是“个体—社会—自然”的辩证统一。

　　“两山论”的历史性突破还在于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提出文明演进的新范式。通过“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辩证法，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传统、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当代可持续发展理念创造性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进而言之，“两山论”的深层意义在于文明范式创新。工业文明将自然视为“资源库”“垃圾场”，生态文明则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种范式转换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对世界的意义正在于此。“两山论”的提出，在学理层面推进了构建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科学路径；在哲理层面突破了工业文明时代人与自然的对立思维；在实践层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发展模式，这一植根于中华文明“天人合一”智慧的理论创新，以其普遍真理性和实践有效性，展现出引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力量。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