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双翼的“双桅船”不断前进的历史。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各自的思想线索作一比较，将会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理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都把理性看作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那么，推动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历史观转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直接动力是什么？考察应该从这里开始。

　　众所周知，《莱茵报》期间的政治活动使马克思产生了“苦恼的疑问”。这个苦恼疑问的实质就是，是经济利益还是历史理性决定历史发展？马克思由此开始怀疑黑格尔哲学，并于1843年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从《莱茵报》时期的政治活动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推动这一过程前进的动力，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这简洁地表达了马克思寻求新的历史观的真正原因。

　　差不多与马克思同时，恩格斯在英国通过考察围绕“谷物法”而展开的斗争，看到物质利益是阶级冲突、政党斗争的基础。然而，与《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把私人利益对国家的支配作用看作违反“常规”一样，恩格斯此时也认为，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违反“原则”，是一种特殊情况。实际上，恩格斯在这里也遇到了物质利益与思想原则的矛盾问题。

　　这就是说，在1842-1843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碰到了同一问题，即物质利益与思想原则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构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同的出发点；在解决这个问题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处于相同的理论水平上，即已看到物质利益对国家或阶级关系的决定作用，但在整体上仍停留在唯心主义的精神世界。

　　“巨大的历史感”是黑格尔思维方式的显著特点。黑格尔在研究法哲学时，既能搜集大量的丰富的历史材料，又能从“理性”出发去整理这些材料，二者融为一体。黑格尔法哲学这一特点，必然促使马克思进行历史研究，考察国家和法的历史变迁，同时，进行哲学批判，即把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历史观中，运用“颠倒法”分析社会结构，认识到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基础和动力，明确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运用“颠倒法”批判黑格尔法哲学，认识到现实的主体不是理性而是人，明确指出人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

　　在马克思进行历史研究和哲学批判之际，恩格斯从事着经济学研究和哲学批判，认识到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人类的生活、斗争和创造构成历史的真实内容。问题在于，无论是经济学研究，还是哲学批判，恩格斯此时的理论出发点都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唯物主义。按照恩格斯的观点，私有制社会是一种人为的、无理性的社会，为了克服这种现象，过渡到自然的、合乎理性的社会，关键就在于唤起人们的自觉，并以人为尺度，“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恩格斯)。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可谓联璧之作，思想不谋而合。马克思的历史研究和哲学批判，恩格斯的经济学研究和哲学批判具有相同的理论水平，马克思发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恩格斯发现私有制决定阶级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放弃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理论结构，接受了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的思想框架，在马克思看来，人是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按照恩格斯的观点，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尺度。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异化劳动概念为核心和杠杆探究“历史之谜”，深入到了市民社会的深层结构，并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成了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问题的这种提法，就意味着把研究“物”的问题归结到人类活动本身的问题。正是在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中，马克思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即人类历史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的生成过程。

　　运用异化劳动理论研究历史，使马克思沿着一条独特的思想路线前进着。这条思想路线既不是布尔所说的那样，是“仍然按照黑格尔的方式构想出来的”，也不是阿尔都塞所认为的那样，“是彻头彻尾费尔巴哈式的”。当然，马克思此时在理论上是从费尔巴哈出发的，是用“真正的人的类本质”来同现实的人的存在相对立，用“自由自觉”的劳动来同现实的劳动相对立。这样，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星空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现象：太阳的单独运行轨道已经被指明，但关于整个天体运行的解释依旧通行着托勒密的理论。

　　1844年，当马克思通过经济学研究和哲学批判探讨新的历史观的时候，恩格斯则通过对英国状况的实际观察和研究，对新的历史观进行了独立的探索，并得出重要结论：英国工业革命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更重要的是，恩格斯此时自觉地意识到，英国的发展展示了法国和德国的未来，法国人和德国人将逐渐走向社会史的道路。通过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对比，恩格斯便把工业发展决定历史发展，经济利益决定社会生活的观点普遍化了，看作是一切达到相应发展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现象，从而在探索历史规律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1844年，马克思主要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黑格尔唯心辩证法，来探索新的历史观，恩格斯则主要通过考察英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来探索新的历史观；马克思主要从理论上分析并在宏观上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恩格斯则主要在实际上展示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具体地揭露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现象。二者可谓相映生辉。

　　之后，在1845年首次合著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到市民社会的深层结构，发现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在1845-1846年再度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从而走进了历史的深处，科学地解答了“历史之谜”。

　　就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跨出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国界，越过了人本唯物主义的领土，到达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首府”。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都通过独特的、同时在原则上相似的道路，即经过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各自独立地掌握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在经济学领域，恩格斯先行了一步，恩格斯是给予者，而马克思是承受者；在哲学方面，马克思则有着更高的天赋，在唯物史观的关键问题上，对恩格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探讨，系统而完整，在整体上高出恩格斯一筹，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探讨，具体而生动，在具体观点上比马克思要精确。

　　我不同意宾克莱的观点，即恩格斯只是提供了具体的资料，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论文作佐证”。但是，我又注意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差异。与马克思相比，恩格斯的思想具有较多的实证色彩，而马克思每前进一步都通过哲学批判。这个过程也使马克思得到了更严格的理论锻炼，使他对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经济学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对现实生活有着更透彻的剖析。马克思吸取了恩格斯的成果又超出了恩格斯，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整体理论和根本观点上比恩格斯高出一筹。这不是“神话”，而是事实。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