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极为关注哲学的批判性。1843年，在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就明确提出：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从而“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并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批判的哲学”。1846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又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批判的世界观”。列宁甚至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称为“批判的唯物主义”。因此，正确理解、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及其特征，同样是一个涉及如何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的重大问题。

　　在1843年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因此，哲学的批判要“和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从而“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批判的哲学）”。马克思所写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就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其内容就是哲学批判与政治批判的统一。

　　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这就是说，哲学必须具有批判性，而且这种批判要同对现实的批判、政治的批判结合起来。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就是说，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就是，否定现存事物，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唯物辩证法与实践唯物主义内在的同一性了，因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马克思)。

　　联系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说，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包括政治批判、哲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即资本批判)。这种批判的锋芒所指，就是现存世界，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其目标就是改变世界，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批判的哲学”，称为“批判的世界观”，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把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联系在一起了，同时，也就不难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称为“实践的辩证法”“革命的辩证法”了。

　　马克思对时代课题的解答始终贯穿着哲学批判：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1845年的“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以及“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1846年的“对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这一系列的哲学批判集中体现为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明确提出：“反对形而上学。”

　　我们应当注意的是，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并没有停留在“纯粹哲学”的层面上，而是将形而上学批判同意识形态批判结合起来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形而上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是以意识形态的方式发挥其政治功能，从而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辩护和服务的。形而上学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因为形而上学中的抽象存在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抽象统治”具有同一性。用阿多诺的话来说，就是因为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原则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同一性原则不仅对应，而且同源，正是在商品交换中，同一性原则获得了它的社会形式，离开了同一性原则，这种社会形式便不能存在，所以，形而上学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阿尔都塞在《哲学的改造》中提出这样一种见解，那就是，哲学只有通过作用于现存的意识形态，并通过意识形态作用于全部社会实践，作用于阶级斗争的背景之上，才能获得自我满足。阿尔都塞的这一见解是正确的。哲学既是知识体系，又是意识形态。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形而上学批判进行到一定程度必然展开意识形态批判。在这种双重批判中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客观认知某种规律的知识体系，而且是批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从西方传统哲学、“学院哲学”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应当从形而上学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双重批判的视野，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新的实践出发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不仅与意识形态批判密切相关、融为一体，而且同资本批判密切相关、融为一体。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形而上学批判，还是意识形态批判，都应延伸到对现实生活过程的批判。这是因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一样”。

　　在马克思的时代，对现实生活过程的批判首先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也就是资本批判。我们应当高度重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更重要的是，资本使人与人的关系采取了一种物的形式，以致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表现为物对人的支配关系。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不仅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这是其一。其二，资本不仅改变了与人相关的自然界的存在属性，而且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存在形态。其三，资本本身就是一种有机体制，这种有机体制向总体发展的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这就是说，正是资本使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化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这就是说，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存在的根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力，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规定、存在形式和建构原则，并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建制。一言以蔽之，资本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存在，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和最高的社会存在物，是推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得以建立的真正的主体和灵魂。

　　在我看来，马克思以商品为起点范畴，以资本为核心范畴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本质上是一种存在论或本体论意义上的批判。换言之，马克思的哲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是通过资本批判实现的，是通过商品拜物教批判、货币拜物教批判和资本拜物教批判实现的。正是在这种批判过程中，马克思扬弃了抽象的存在，发现了现实的社会存在，发现了人与人的关系以物化方式而存在的秘密，并透视出人的自我异化的秘密所在，从而把本体论和人间的苦难与幸福结合起来了，使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得到了本体论证明。卢卡奇对此做出高度评价，认为马克思开辟了“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

　　在我看来，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不仅造成了经济学的革命，而且巩固了哲学革命。我们应当从一个新视角深刻理解《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涵和意义。什么内涵和意义？那就是，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学内涵和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哲学内涵和意义，是经济学和哲学的高度统一。我们既不能从西方传统哲学、“学院哲学”的视角去认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也不能从西方传统经济学、“学院经济学”的视角去认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实际上，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边界，越过了政治学的领土，而到达了哲学的“首府”——存在论或本体论。

　　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表述过这样一种见解，这就是，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不仅存在着哲学的维度，而且意味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严格表述所不可缺少的哲学概念的产生。阿尔都塞的这一见解是正确而深刻的。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更大的概念背景下才能得到真正理解；反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只有在同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关联中才能显示出来。而无论是哲学批判，还是资本批判，都只有在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更大的意识形态背景下才能得到真正理解。我以为，哲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高度关联、融为一体，这是马克思独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存在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内在的当代价值和意义的秘密所在。

　　由此，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维多利亚时代”，距今已经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因而过时了。这是一种傲慢与偏见。我们不能依据某种学说创立的时间来判断它是不是过时，是不是真理。新的未必就是真的，老的未必就是假的，时髦的未必就是真实的，走马灯一样更换本身就说明有问题。我们都知道阿基米德定理创立的时间很久远了，但今天的造船业无论多么发达，都不能违背这条定理。如果违背了阿基米德定理，造出的船无论技术多么先进，无论形式多么豪华，无论多么“人性化”，都不可能航行，如航行必沉无疑。实际上，理论与现实是双向关系：一方面，现实催生理论，理论要适应现实；另一方面，理论能够超越现实，并引导现实运动。而一种理论要超越现实，并正确引导现实运动，就必须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深刻地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出的消除人的异化、实现人类解放的问题契合着当代世界的重大问题，所以，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超越了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代，并以强劲的姿态介入20世纪的历史运动，深刻地影响、引导着现实运动。20世纪的历史运动，资本主义的变化与社会主义的改革，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崛起，使不同国度的学者们不由自主地把目光再次转向马克思。从一定意义上说，在伦敦海格特公墓中安息的马克思，比生前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埋头著述的马克思更加吸引人们的目光。“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臧克家)马克思仍然活着，并与我们同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理与良心。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