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史少博教授的《日本近代公德的流变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多年来，史教授始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上砥志研思、辛勤耕耘。基于中国哲学的深厚功底和精通日语的显著优势，近几年她又在日本近代公德发展史方面潜精积思、笔耕不辍，《日本近代公德的流变研究》是她的第四部专著。该书的突出特点是掌握了大量翔实的一手资料，细致考察了明治时代公德的发展演变，明确揭示了日本近代公德飞跃式提升的动因，极大拓展了学界在该领域问题的认识深度，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较强，为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日本近代公德快速提升之枢机

　　1. 公德争论助推公德逐步提升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明治初期在“文明开化”政策的引导下，欧美文化大量涌入，传统社会生活面临巨大冲击。日本各派别围绕道德及德育的方针、内容和方法等展开激烈争论，公德理论探讨的热潮兴起，并逐步演变为国家主义道德运动。这一运动背后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但客观上助推了社会公德的提升。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由读卖新闻社编纂的《公德养成之实例——附英人之风尚》是理论界探讨如何快速发展日本公德的理论汇编，也是明治时期日本公德理论讨论达到高潮的见证。

　　从现象上看，明治初期政治文化改革引发了学者们对明治初期公德状况的反思，进而催化了公德理论的产生。明治初期推行“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等政策，推动了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特别是开放思想的主张，助推了以西方文明为参照，以探讨日本当时各领域问题为内容的道德讨论。随着欧美文化的大量涌入，传统的社会生活、思想道德观念面临急剧挑战。例如，随着人员往来增多，欧美人士对日本人的诸多言行举止深恶痛绝，进而对日本的公德状况进行讽刺、侮辱和鄙视。基于这一现实矛盾，学界开始反思文明差异，进而倡导以西方文明为参照，推进公德研究，发展近代新文明。学界经过争论后普遍认为，日本公德思想薄弱，公私德界限混淆不清。于是，一些学者陆续提出了关于道德的诸多主张，随之便演化成了道德建设的大讨论。

　　从本质上看，道德是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特殊意识形态，是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恩格斯曾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明治维新刺激了日本的经济发展，伴随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社会伦理道德也必然面临从封建道德向资本主义道德的转变，这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特定社会阶层价值取向的反映。

　　2. 法治建设保障公德显著提升

　　日本近代公德的发展与法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以贯之的法治保障是明治后期公德状况极速改善，甚至进入世界前列的关键因素。明治时代以前，受中华文化的持续影响，日本倾向于以德治国。明治以后，日本开始学习、模仿西方依法治国。明治元年（1868年），明治政府宣布基于五伦之道的“五榜告示”，发出五条禁令，要求民众改善不良风俗；明治四年（1871年），明治政府颁布《散发脱刀令》（俗称断发令）；明治五年（1872年），司法省公布取缔轻微犯罪的法则《违式诖违条例》，把国民的不良习惯列为轻微犯罪，用强制的方法规范人们的行为；明治六年（1872年），太政官颁布《地方违式诖违条例》，随后各府县相继制定了各自的条例。明治十三年（1880年），日本把《违式诖违条例》中的规定编入《违警罪》；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日本又颁布了《警察犯除法令》。该书给予考察指出，日本近代利用法律法规保障文明习俗的一贯性效果显而易见。

　　除了著名的《违式诖违条例》，明治时期还颁布了废弃物规则及公共卫生法令，如《传染病预防法》《污物处理法》《公共卫生法》《地下水道法》《垃圾清扫法》等系列法律法规。立法极重细致、细节以及力求形成法律闭环，因此，客观上给予了执法者、遵守者以充分依据，有利于民众的公德意识显著提升。

　　3. 公德教育促进公德持续提升

　　公德教育与法治保障相互协力使得明治时代日本国民的公德水平稳步提升。

　　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时的教规大纲中仍无“公德”一词，此后在穗积陈重等有识之士的呼吁下，日本政府开始注重公德教育。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在小学校修身教科书中设置了“公德”内容；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开始发行的教科书中有26种都有关于公德的内容，确保了学校使用公德教材。根据当时的教育方针，各类学校的修身教科书、伦理教科书中，都增加了公德教育的内容，并且不断改进教科书，在德育科目中设置公德科目。另外，公德教育并不局限于学校，而是充分利用报纸、墙报、警示牌等，实现学校、家庭、社会协力进行公德教育的合力。此外，明治政府还注重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公德教育，如标语、歌曲宣传《违式诖违条例》。　

　　二、近代日本公德建设对近代中国学者的影响

　　历史上日本曾一度深受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明治维新后，日本极力“脱亚入欧”，学习欧美先进制度，物质文明快速发展，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明治初期，日本的公德状况令人堪忧，公德教育效果不佳。然而，到明治后期，令人诧异的是，其公德水平竟实现了飞跃式提升，甚至受到广泛赞誉。人们不禁要问，他们究竟借助了怎样的契机，在哪些方面作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和努力？日本近代公德提升运动是否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影响？《日本近代公德的流变研究》一书中进行了考察。

　　1.中国近代公德理论的萌芽

　　经论证，作者认为，我国近代哲学家、思想家如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徐澄、梁漱溟等人的公德思想，不同程度地都曾受到日本近代公德建设的影响。上个世纪初，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的《新民说》一经发表，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梁启超谈到“新民”必须具备十二条“素养”，其中第一条便是公德。“论公德”开篇云：“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这在当时振聋发聩，令人深省！回顾中国近现代史，梁启超这一声呐喊的思想动机以及探讨公德问题的社会宏愿可想而知，但很多学者对“论公德”的直接理论渊源并不十分清楚。陈来教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梁启超对公德的倡扬和呼吁，直接来自他在这一时期的国家主义立场和对作为近代国家的日本的建设的借鉴，还有日本一些学者的影响”。从时空上看，“论公德”于1902年3月在日本创作完成并发表于《新民丛报》，此时正值公德成为日本学界热议话题；从辨析公德和私德之关系的理论进路上看，梁启超的公德概念受到福泽谕吉的较大影响。

　　2. 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的思考

　　基于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局面，梁启超指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认为新民是新制度、新政府和新国家前提和基础条件。1902年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时，梁启超于创刊号写到“本报取名《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新民”的核心就是从传统社会的臣民变为现代的国民，这是为国家观念的确立。梁启超指出，新民之道在于国民性改造，具体而言，即通过教育、法律、科技、制度、文化等培养和熏陶，使得民众旧有的优点发扬光大，缺点和不足得以克服，缺少的品质努力增补，即通过“因革损益”，吸收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和精华，摒弃自身之糟粕，从而实现变旧民为新民的目的。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全面论述了国民性改造问题，形成了系统的新民学说，构建了一幅理想的新民图景，包括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进精神、权利思想、自由思想、自治思想、自尊、合群、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精神、自我修养在内的十二个方面。

　　（作者单位：西安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