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与时空的交汇中，有些可称为“事件”的节点，具有特别的意义。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以胡福明为主要作者的“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无独有偶，也是在北京，几乎在同一时间，《哲学研究》1978年第5期发表夏甄陶的论文《真理是具体的——读书笔记》。文中阐述了马克思关于“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的观点。胡福明与夏甄陶不约而同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真理和实践的关系绝非偶然，因为他们共同面对的是时代和实践之问。

　　当时，在中国对“文革”进行反思和拨乱反正的历史关头，势所必然地从哲学上提出了检验真理标准问题。因为我们的革命和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我们的认识、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关乎在其指导下党和人民实践的正误与成败。而人们的认识、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人的认识、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可以用理论逻辑来分析，但归根到底要由现实实践来检验。

　　实践是历史的、具体的。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在这个意义上，真理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历史上一再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

　　新中国建立后，在经济建设中走什么样的道路？这就是一个时代和实践之问。对此，我们在这个时代的实践中进行了长期探索，曾获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也经历过曲折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对自身实践的历史经验不断反思，对现实的实践路线进行调整，逐渐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这是面对时代与实践之问的回答。

　　走现代化道路，在现代经济即商品—市场经济领域，西方国家走在前面，中国属于后发展国家。承认西方国家走在现代世界前列，就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在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历史”时代即全球化时代，自我封闭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必须敞开胸怀，向世界开放，包括向西方国家开放。改革首先是对封闭的改革，面向世界、走向世界，这就是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属于认识领域，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则是在认识指导下的实践。这种实践在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同时，将认识转变为现实，即从真理的认识达到真理的实现。

　　那么，实践过程如何运动？人如何在实践中实现目的并不断使之优化？这种实践运动的规律同认识运动的规律一样，都需要从理论上加以研究。

　　认识和实践是交互作用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的是一条“解放思想——探索改革——实践创新”的发展道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管理科学以及相关的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中，应该不断解放思想、鼓励探索，容许在探索中犯错误和改正错误。必须坚持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进而在实践中运用真理、实现真理。由此，既可以改变人的观念世界，又能以正确的创新的观念引领现实的实践活动，实际地改变现实世界，改变人与世界的关系，同时也改变人自身。

　　在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中国发展时，需要辨析改革与创新的关系。新时期中国发展中的创新，主要在两个大的方面：科学技术创新和社会治理创新。科学技术创新，西方发达国家走在前面，这是我们追赶世界潮流的首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学技术创新，我们已取得显著成绩，大大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一些领域已经开始走在世界前列。但这个领域的竞争十分激烈，需要沉着应对，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至于社会治理创新，属于国家的“软”实力，它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国家的繁荣富强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于社会治理创新。

　　在社会治理创新方面，中国面临的任务艰巨。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历尽艰辛，实现了人类发展过程中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跨越。40多年来中国在社会和国家治理上取得的成就，不同于西方已有的资本主义模式，也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包含着众多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模式。它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实践，但已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和国家治理能够成功？这也是一个时代和实践之问。现代社会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组织的灵魂是思想、理论、信仰。中国社会的先进分子在实践中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在革命实践中组织起来，组织了革命的政党，进而组织民众、组织军队、组织生产、组织各种社会活动，凝聚社会共识，整合社会力量，改造社会、改造自然、改造自我，总而言之改变了中国，同时也改变了世界。百年来中国走过的是这样的道路，“第二个百年”仍将继续。所有这些，都将是回答未来时代和实践之问的核心内容。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