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主持人王余光教授带领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上海大学、南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的研究团队，精研十余载终成的十卷本《中国图书馆学史》，2024年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1925年，梁启超先生曾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上呼吁，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认为“须要对于中国的目录学（广义的）和现代的图书馆学都有充分智识”之人，齐心努力可将中国的图书馆学建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图书馆学史》的出版成为一部中国学术研究宏大版图中图书馆学史专著，也呈现了中国图书馆学的建成，具有史料和学术价值，对赋能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学科寻根与传统重构

　　过去鲜见对图书馆学史进行如此系统完整的寻根溯源，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无法确定根系何方。该丛书开篇即切入“什么是中国图书馆学”“中国古代有图书馆学吗”的关键问题，在遍析中外代表性观点的基础上，明确古代藏书的管理思想方法和部分藏书整理的思想方法系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根脉所在，并分辨了图书馆学与古典文献学、目录学、藏书学、版本学的关系，从而确定了研究的对象范围，奠定了全局研究的逻辑起点，体现出严密的学理性与深厚的学术造诣。

　　在打通古代与近现代图书馆学脉络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时代的发展特点，研究团队高屋建瓴采用“通史+专题史”的述史框架：前五卷记述先秦至清代的图书馆学发展史；对于中国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建立的关键时期——民国，则采用专题史的方式分总论、图书馆学教育、学术团体、图书馆学与文献学学者五卷记述，如此全景呈现中国图书馆学史全貌。

　　二、广角审视、本体聚焦与主体凸显

　　具体到每一历史时期，丛书力求回归历史语境，剖析其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背景，以揭示当时图书馆学缘何如许的因果。例如，卷二详细解析了隋唐五代经济、政治、教育、技术发展对藏书事业的影响，由之四大藏书体系在该历史阶段形成则水到渠成。进而，各历史分卷在广罗史料的基础上，详细解析其时的藏书事业、公私藏书、藏书思想观念及方法、藏书建筑形态与管理思想方法、分类编目与版本校勘的思想与方法等具体反映古代图书馆学发展的内容。

　　最具研究特色的是，整套丛书关注学术主体，尤其重视揭示每一历史时期代表性学人的图书馆学及文献学思想和观点。例如，我们可能熟知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刘向、刘歆、班固、荀勖、王俭等的目录学贡献，但对《尚书?金縢》“纳册于金縢之匮中”、韩非子“藏书”、萧绎《金楼子?聚书》尚鲜少听闻，而卷一对诸如此类皆进行了条分缕析；卷三对脱脱、阿鲁图与《宋史?艺文志》、赵明诚与《金石录》、李清照与《金石录后序》的透析，同样令人耳目一新；卷九与卷十甚至分别立卷记述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家与文献学家。诚如王余光教授所言：“学人是学术史研究的核心。一部学术史，究其本质是学者及其学术活动，以及所处学术环境的总和。”故丛书对关键学人的刻画，既呈现了先秦至民国的图书馆学人群像，也使学史充盈灵动，赋予后学无穷的思想与精神力量。

　　分卷所采用的“广角审视+本体详解+凸显学人”三段式研究结构，既显示出纵横捭阖、挥洒自如的史学风范与智慧独具的研究策略，也体现出研究团队尽心竭力钩沉史海的学术态度与史料功夫。丛书亦因之而极具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

　　三、本土化建构与赋能

　　经过20世纪前后西学东渐的洗礼，包括图书馆学在内的众多学科参照西方得以创设，并逐步完成其本地适应、扎根与生长的过程。此进程中，人们往往会遗忘另一重本土化建设——即本土传统的追寻、重构、传承与赋能。中国的图书馆学，不仅要吸收国际先进发展经验，更需要从中华古老传统的学科历史中找寻初心与力量，完成其本土化、特色化沉淀与建构。本着致敬、坚守、再现及弘扬传统之初心，研究团队完成了中国图书馆学本土建设中传统重构之关键一环，奠定了图书馆学矗立学科之林的厚实基础，增强了学科自信。

　　综观，《中国图书馆学史》可谓是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之学科基石力作，必将赋能未来，为学科发展提供史料支撑和方法指引。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