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上古叙事中有这样一个时代：天地就如同两座彼此可达的城池，祭祀者仰望星辰就能向天诉说愿望。然而，传说在某一个时刻，这条通途被“截断”，通天之路不再为众人共享，只留在了少数权贵之手——这便是古籍所称的“绝地天通”。天命被集中，宗教哲学从开放的自然崇拜渐渐转向礼制化的秩序信仰。“绝地天通”看似神话，实则是权力格局和观念结构的深刻转折。陶寺与二里头遗址让我们得以透视上古中国由天人共处走向政教合一的深层轨迹。

　　从观天记时安排农事

　　到礼制定历统一天下时间

　　在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一处位于城址东南部的半圆形大型夯土平台格外引人注目。它直径近六十米，外围呈半圆形，分布着十三处立柱基座，柱间形成窄缝，正对东方的地平线。考古团队实测、模拟后发现，在不同季节，日出正好从不同的缝隙升起——夏至的日光穿过最北的缝隙，冬至则穿过最南的缝隙，春秋分之日阳光则会照入正中央。由此，平台能精确标定二至二分等关键节点便成了共识。另外，遗址墓葬和宫殿区出土了圭尺以及刻度器物，上面显示了与日影测量相关的度量标准，其一尺长度与夏至日影比值的推算恰好相符。正是这样的“观天记时”方式，让农业生产有了统一的时间参考，而且也将天象的观测从巫师的“灵感占卜”转变为可验证、可传授的技术体系。换句话说，陶寺实际上已经建立起了一套以天象为依据、以度量为工具的授时机制，其不仅仅服务于生产生活，更在无形中为掌握观测方法和解释结果的人提供了独特的权威来源。此时，这样的权威虽然没有完全制度化，但也已经表现出对时间掌控的集中趋势——“谁能准确分辨天时，谁就能号令农事、决定祭祀的节奏”，时间也自此成为政治潜能的一个衡量维度。

　　进入二里头时期，对时间的绝对把握完成了从技术性操作到制度性规范的转化。二里头王都的布局是以中轴线为核心的，并且形成了井字形的道路网，宫殿、祭祀区、手工业区沿中轴和主干道分布，充分体现了空间组织的高度规划性。与之相伴的，则是青铜礼器、玉礼器。二里头时期，大量的青铜礼器、玉礼器出现，并且分级分配。礼器是礼仪活动的必需品，是礼制体系的一部分：何时举行祭祀、何时调动人力、何时分配物资，都由统一的时间表来规定。此时，时间不再是地方部落依靠经验自行判断，而是由中央王权借助历法、礼仪加以规定、发布。于是，原本散落在各部落的“观天”知识，大都被吸纳进一套严密的政治秩序中，成为统一天下的时间规范。对时间的集中控制，与“绝地天通”所象征的权威转向高度契合：通天之道不再为众人共享，而是牢牢地封闭在中心制度之内，时间的意义被重新界定为王权合法性的组成部分。

　　从部落共享的祭天仪式

　　到王权垄断的通天之礼

　　在早期部落社会，祭天总是一个盛典。祭天仪式的祭场，多选在地势开阔、视野极佳的高地或河岸，因为那里方便仰望星空、迎接日出，也象征与天相接的空间。仪式的时间又对应着季节节点，如冬夏二至、春秋二分或大规模的狩猎、农耕开始与结束之日。届时，整个部落乃至周边盟族都会聚于此，从长者到儿童、从战士到农人，都是仪式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巫祝或长老虽然在队列最前方，负责向天祷告、诵唱祭辞、引领舞蹈和献祭，但他们的角色更像集体与天沟通的代言人，而不是专属的“神职阶层”。牲畜、粮食、玉器等祭品则由各家各户共同供奉。如此人群、物资的汇聚凸显了人对天的敬畏，也象征着部落内部的互助与认同。祭天仪式中，歌舞、击鼓、火堆、香烟构筑了一个象征性的“天门”，人群在其中重申与自然、祖灵的联系，共同感受族群的凝聚力。这在哲学上可理解为开放网络的宗教观——天意不以唯一的权威确认，而是在集体性参与中被诠释。

　　从共享到垄断的转型，在陶寺与二里头的考古中也有清晰印记。陶寺的祭祀区面积广大，位置接近城址中心，出土过大量的彩绘陶器、玉器及动物遗骸，可见祭祀场景的公共性和多样性，祭天仪式可能面向整个城邑或者不同的部落群体开放。所以，它的布局虽有一定秩序，但仍保留着共享与参与感。考古学家据此推测，祭天仪式的主持权并非集中于单一统治者之手。然而，在二里头遗址中，祭祀活动的空间则被严格限定在宫殿区或特定祭祀坑内，部分大型祭祀遗迹直接与王宫相邻，而且伴随高等级青铜礼器与玉礼器的集中出土。礼器在数量、质量、纹饰上都充分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差异，与墓葬分布的等级化相互呼应。如此布局明显将祭祀与政治中心绑定了起来，同时也在空间与器物层面构筑了“通天之礼”的门槛——只有掌握宫廷祭祀权的人才能合法地与天沟通。大量不同的物质印记表明，“绝地天通”所指的路径收束已成为现实：宗教的最高权威被嵌入政治秩序之中，通天不再是集体的公共行为，而是中央集权象征性的垄断仪式。

　　从自然崇拜的玉器陶纹

　　到礼制天下的青铜玉礼器

　　在上古宗教哲学的早期阶段，器物除了作为生活用具，同时也是人与自然、人与神灵沟通的重要媒介。《周礼·春官》所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充分反映了玉在礼仪体系中的地位。但在更早的部落文明中，玉与陶纹往往承载着自然崇拜的象征意义——纹饰描绘日月星辰、山川水波，玉器形制取材于自然形象，寓意对天、地、山、水的敬畏。器物文化的背后，即宗教哲学，是一种以自然为本源的宇宙观：人类在天地万物的循环中定位自我，利用器物所象征的各种形态参与到自然循环中。然而，随着“绝地天通”所揭示的宗教权威转向，器物的象征内涵也从自然崇拜逐步过渡到政治礼制的符号系统。物质不再单纯记录自然秩序，而是成了制度化等级和王权秩序的物证，其制作、使用和陈列等都必须服从统一的礼制规范。由此，不仅可以窥探出审美和工艺的升级，其背后宗教哲学核心的转移更是显而易见：由顺应自然的万物一体观，转向以人间王权为中心的秩序观。

　　在陶寺遗址出土的玉圭、玉璧上，多数有简洁的几何线条、天象刻纹，陶器上的彩绘纹样也通常为日形、月形、水波纹，图案与自然相契合，反映了当时人们将自然现象神圣化的倾向。而且，当时的器物分布相对分散，每个阶层都拥有一定数量的礼玉或陶器，说明它们服务的其实是共同的宗教体验。到了二里头时期，玉器与青铜器则形成了高度配套的礼制体系：青铜鼎、爵、斝等器物造型庄重、纹饰繁复，而且多在宫殿区与高等级墓葬集中出土；玉器制作标准，出现明显的等级化，不同形制与尺寸对应着使用者的身份。在这一时期，器物的象征意义已被严格嵌入“谁可以用、何时可用、用以何事”的制度框架中，成了维护社会等级与王权合法性的核心工具。由此可见，从陶寺的自然崇拜器物到二里头的礼制化器物，背后实质上是一次由自然秩序向政治秩序的价值重心转移，这也正是“绝地天通”背景下宗教哲学与权力结构深度融合的物质释义。

　　从观天记时到礼制定历，从共享祭天到王权垄断，从自然崇拜的器物纹饰到礼制天下的青铜玉礼器，“绝地天通”的故事，不只是远古制度变革，它映照着古人在权力与信仰之间反复探寻的路径。陶寺与二里头的考古印证，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权威借“通天”之名重塑秩序。

　　（作者系西安文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