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的“星丛”概念强调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和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宇宙“黑洞”具备吞噬一切的能力，这两个看似矛盾的隐喻恰好捕捉到数字资本的双重面孔，一是去中心化的权力网络，二是数据价值被吞没的无形深渊。“星丛”这一词汇从天文学中而来，用来描述天空中看似松散关联的星星，这些没有统一中心的星星却通过特定的关系组成了一幅暂时的图案。阿多诺将“星丛”概念引入哲学领域，用于批判西方传统哲学“同一性”的逻辑，用以论证某一概念、社会现象以及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不应被强行归入一个统一的体系，而是一种非强制、非总体的辩证关系。随着信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当今的资本逻辑已经不再依托金字塔式的垂直统摄，而是利用数据时代特有的平台、算法、用户、数据等形成独特的运行逻辑，它更像一片闪烁的星丛，由无数看似联系不紧密的节点交织而成，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力量。因此，将阿多诺的“星丛”概念挪用到数字时代的资本分析上，可以更贴切地揭示资本权力的网络化弥散和数字劳动中更为隐蔽的支配关系。

　　由数字技术为资本创造的连接点编织成一个无边界的网络世界，每一个消费数据都成为彼此交汇的节点，犹如“星丛”中彼此交相辉映又保持距离的恒星，使得资本能够更加精准地把握市场脉搏，精准渗透到每一个劳动者个体。同样，平台资本并不需要直接拥有大量的数据节点，而是以接口、算法、流量机制等手段构建了一种更为隐匿的权力控制中心，为资本逻辑带来“星丛”结构的转型，从强制劳动转为“自愿行为”，以游戏化任务、便捷服务、高阶报酬作为“引诱”条件，遮蔽剥削关系的本质。然而，“星丛”是一片动态化发展的恒星云，资本逻辑所利用的节点之间同样存在矛盾与博弈。诸如资本平台之间的用户争夺，技术开源社区和专利算法的矛盾，都在揭示着资本试图将“星丛”松散的、去中心化的节点整合为可控制的资本平台。但是，网络权力的脆弱性注定无法达成资本逻辑的最终构想，让资本平台节点之间的能动性和多变性潜藏着诸多不可控的危机。

　　在宇宙学概念里，“黑洞”作为一种极为特殊的天体具有极其强大的引力，犹如资本的隐匿与贪婪，具有自我强化的吞噬逻辑。数字技术驱动资本主义进入新纪元，其制度、技术和经济维度在向数字劳动转型中产生了明显异化，从而凸显劳动与资本的根本矛盾。数字时代，资本平台的运作机制首先是对人类经验数据的全方位吸纳，正如一个宇宙黑洞般利用信息技术每时每刻记录着人类产生的数据。例如，当那些未被记录的心率、血压、心情、运动步数甚至睡眠时间被智能穿戴设备所记录，资本平台就能将这些数据进行持续的转化和分析，犹如被吸入一个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宇宙黑洞。在制度层面，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属性在数字时代同样具有排他性逻辑，通过资本平台转化为对劳动者的精密控制，无限压缩劳动者自身创造的数字劳动成果。传统的劳动生产中，劳动者将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再通过市场交换实现价值兑现，尽管这一链路充满了资本的剥削，但劳动者可以清晰地感知到被资本剥削的过程。但数字时代下的资本逻辑以“数据私有制”为前提，用户在资本平台成为创造内容、生产数据的“产消者”，不仅无法享有自身创造的数字劳动成果的支配权，其劳动过程还沦为了资本增值的工具，最终通过在线广告、数据交易、金融投机等衍生机制被少数主体捕获。

　　资本“黑洞”的自我强化特征让劳动者陷入双重困境。第一，资本平台精准计算的技术规则严重削弱用户的自主性。劳动者创造的数据作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支撑，驱动着算法系统不断要求更多维、更实时、更敏感的数据输入，以达到更精准的预测和更高效的数据吸附。第二，用户逐渐沦为资本平台数据追踪和算法机制的附庸。资本平台利用算法机制迫使用户在不知不觉中服从于流量逻辑的指引，把文化生产异化为可计件结算的“数字工人”，使用户暴露在高度同质化的信息环境中，最终以简单的数据指标反向构建用户的审美意趣，实现资本对劳动者的本质殖民。事实上，数字时代的平台构建并未从本质上改变资本与劳动的支配关系，反而通过获取利润的新途径隐匿了剥削的本质，如“黑洞”般强化了资本剥削的广泛性。

　　与工业时代的资本逻辑相较，数字时代的价值形式迅速嬗变。在“星丛”与“黑洞”的作用交织中，资本积累将最终走向一场潜在的本体论危机。首先，在数字生产模式下，劳动产品的价值表现形式发生多维裂变。传统的货币对应具体的购买力体现劳动价值，但在数字平台，劳动价值产生多维异化表现，如平台积分、优惠券、任务奖励金、虚拟币等，其价值完全基于平台的算法规则，无法进行等价值流通和兑换。数据的商品化进程也打破了传统的商品概念，当用户的浏览记录、点赞、收藏、互动评论、社交关系等日常痕迹被平台算法加工后形成具有垄断价值的“数据商品”，用户的粉丝量、作品点赞量、账号信用评分、付费订阅体验等全部成为商品的范畴。其次，资本的价值积累从传统对生产资料的依赖转向对“节点”和“生态”的私有制占有。数字时代，资本积累的关键在于对数据流的控制，如开发者中心、内容创作中心以及数据云端的建设，这促使资本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设计更具有黏性的交互逻辑，以达到吸引更多用户和“数字劳动”的目的。即便在数字时代，只要资本不放弃垄断生产资料，数字劳动就无法挣脱被工具化的枷锁，资本的隐形压榨也无法藏匿其剥削本性。最后，数字时代的价值形式和金融化进程深度绑定，进一步扩大了资本积累的危机。随着数据价值被无限放大，数据资产不仅被商品化，还在进行证券化嬗变。市场对资本平台数据流的预期过高时，会出现科技企业股价虚高造成的风险投资盲目涌入，影响实体经济的产品创新和发展。这种急功近利的资本主义投机催发了资本对未来数据的垄断意识，如外卖补贴大战、平台注册奖励金等，严重背离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长期主义。总之，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价值形式的嬗变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数字映射，以及数字技术与资本逐利性的结合，这种资本逻辑触发了社会再生产与人类生存状态的根本危机，即社会溶解、系统性脆裂和再生产困境，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生产矛盾。

　　数字资本以“星丛”的光芒掩盖“黑洞”的无限吞噬，于无形中酝酿着系统性风险。因此，面对这些危机，需要严格审慎制度设计、技术治理以及价值引领，以此系统性破解数字资本的价值形式嬗变，推动数字劳动回归“技术服务于人”的逻辑。第一，重建数字时代的社会锚点，从制度层面保障劳动者权益。出台符合数字资本平台劳动用工逻辑的社会保障体系，把数字零工、内容创作者、网络雇佣等新型劳动关系纳入社会保障，加速完善以数据贡献为导向的劳动价值保障计算模式。第二，从技术层面构建数字平台的反系统性脆裂设计，规避单一节点带来的数据治理盲区。依托立法全面监管算法机制，彻底扼杀高风险算法、隐私窥探等不合规技术的应用，及时对资本平台的极端偏差进行纠错，以保障数字时代普通公民的切身利益。第三，大力支持去中心化技术发展，推动数字经济转向共享共生生态的长期主义。一方面，加速确立数据生成的公共所有权，构建规范化的管理模式，杜绝资本垄断对用户数据价值的无限制剥削。另一方面，推动数字平台建立数据收益共享模式，并引导数字平台将部分收益投入共享基金，用于提升劳动者技能培训，增强数字时代的劳动竞争力。

　　（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邵贤曼（报纸） 李秀伟（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