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工智能拜物教批判：从“智神”回归“智人”。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催生了一种新型文化异象——“智神”崇拜。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认为少数通过基因编辑、纳米科技等手段实现进化的群体，将完成从“智人”到“智神”的质变跃迁，形成新的人类物种。从理论批判的视角看，“智神”叙事的根本问题在于，它把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发展的具体历史形态，错误地表达为技术本身固有的历史必然性，从而构成一种典型的人工智能拜物教。这种拜物教逻辑与马克思批判的商品拜物教高度同构，犹如商品拜物教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人工智能拜物教则把资本统治下人工智能对劳动的支配，颠倒为技术本身对人类的自然超越。“智神”的出现看似是技术演进的必然，实则是资本积累逻辑在生物技术领域的意识形态投影。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现实，而没有把对象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来把握。“智神”概念犯了同样的错误：它从客体（技术）的视角出发，把技术的自我扩张视为历史动力，遮蔽了人类实践活动的主体性维度，把人降格为技术演化的被动客体。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最终指向是人的解放，人工智能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是人类实践智慧的技术结晶，而非凌驾于人之上的异己力量。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能够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人工智能拜物教的根本症结，正在于用技术的“类意识”替换人的“类意识”，将本应服务于人的技术系统幻化为人所崇拜的神圣对象。这种颠倒一旦在意识形态层面固化，便为数字资本对人的统治提供了最具欺骗性的遮羞布。

　　当然，批判人工智能叙事不意味着拒绝人工智能，而是要将人工智能的发展嵌入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文明框架之中。人工智能不是要创造一个超越人类的“智神”，而是要赋能“智人”——赋能劳动者的创造力，赋能人民的美好生活。从“智神”回归“智人”，回归有智慧、有尊严、有创造力的人，让人工智能健康嵌入人类文明新形态之中，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根本使命。

　　第二，人工智能价值批判：由“活法”决定算法。算法是人工智能的核心技术架构，也是当代资本主义权力运作的新型中介。随着智能的资本化，通过算法管理控制工人劳动已成为平台经济的核心特征。人工智能价值叙事将算法系统包装为客观中性的技术工具，为资本的价值规训披上科学外衣。值得注意的是，算法的“中性”外观背后隐藏着深刻的价值预设：当平台以效率最大化为算法设计的核心目标时，效率本身就成为资本积累的价值逻辑。数字化生存世界以迷思性叙事话语激活个人和社会，使人类超越日常生活世界，将加速和竞争深深印刻在人的潜意识之中。尼葛洛庞帝曾预言，数字时代信息将从“原子变为比特”，从而颠覆传统权力结构。然而，现实表明，比特并未自动带来权力的去中心化，反而在资本的操控下形成了新型的数字封建结构——平台巨头以数据为城墙，以算法为武器，对劳动者实施精细化的控制。

　　数字化生存世界体现了人类技术进步与人类精神异化之间的深刻悖论。量化思维和算法逻辑抹平了人类对自然与生活的生命感受力，加速型社会造成时间对人类精神的持续剥夺，信息茧房遮蔽了人类对社会整体结构的反思批判能力。通过制造自由幻象、加强身心控制，数字化生存世界实现了对人类精神的隐性规训。斯蒂格勒的“药学”理论指出，数字技术是一种双重意义上的“药”：它既是“解药”，也是“毒药”。平台经济的高明之处，在于将这种双重性的天平悄然向“毒药”一侧倾斜——用户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其注意力、时间、行为数据乃至情感偏好，都成为平台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原材料。

　　超越算法拜物教的根本出路，在于确立“活法”决定算法的价值秩序。马克思指出，“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这一判断指出了“活法”决定算法的根本排序。在具体路径层面，算法设计应回归人类实践活动的本体论特征，将解决现实问题和满足人类需要作为核心取向；对算法的评估必须纳入社会关系维度，建立技术性能—社会效应—伦理价值三维分析框架，重点考察算法是否强化了社会不平等、是否固化了阶级差异；算法治理则必须建立包含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监管的三重结构，实现算法编码的民主化、透明化与可解释性。

　　第三，人工智能功能批判：从“无用阶级”到劳动者主体。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提出的“无用阶级”论断，是人工智能叙事中更为隐蔽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命题，其核心论断构成21世纪政治经济学最为困惑的问题，即“多余的人能有什么功用”。这种基于技术决定论的人工智能叙事，将人类社会划分为掌握算法支配权的少数精英，以及被算法异化的“无用阶级”，从而以“技术宿命论”的论调，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永续存在提供合法辩护。

　　实际上，“无用阶级”叙事并非基于客观的技术分析，而是对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规律的扭曲，它以“技术淘汰”代替资本剥削，以历史进化代替阶级压迫，从而将大规模失业和贫困自然化，不经意地消解了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和内部团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将历史的、暂时的社会关系永恒化为自然规律”，赫拉利的“无用阶级”叙事，不过是这一叙事传统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翻版。

　　超越“无用阶级”叙事亟待在三个层面系统推进。一是确立劳动者在智能生产体系中的主体性地位。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人类集体智慧的数字化凝结，是劳动者的历史性创造物，而非凌驾于劳动者之上的自然权威。智能生产体系的建构不应导致劳动者的工具化，而应让劳动者从算法执行者跃升为智能系统的设计者、管理者与监督者。二是构建适应智能时代的劳动者技能发展体系。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技能的发展不应简单顺应资本的利润主导，而应由工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需求引领，着力培养高阶认知能力、创造性思维和社会情感。三是重构智能时代的生产关系。“无用阶级”并非真正无用，只是相对于资本增殖逻辑的无用。要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在产权关系上推动人工智能的社会化所有，在治理关系上推行算法透明化，在分配关系上构建共同富裕的机制，从而将人工智能创造的发展红利转化为全体劳动者的共享收益。

　　实际上，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无用阶级”叙事的兴起本身就是智能时代的社会症候。在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当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被技术发展推至新的临界点时，统治阶级迫切需要一套新的意识形态叙事来重新稳固其统治合法性。对这一症候的诊断与批判，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21世纪最重要的时代使命之一。

　　（作者系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