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认识论，冯契先生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人的认识是一个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辩证运动。他的智慧一词，综合了中国古代的“圣智”、佛家的“般若”、希腊人的“爱智”等词语的含义，指的是一种基于知识的认识上的飞跃。智慧是一种认识，但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认识，它含有科学认识所没有的独特问题，那就是如何获得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它要揭示的是宇宙人生的根本原理。在知识的领域，认识体现为以抽象概念来把握对象，其内容就是分开来说的思想，属于名言之域。与之不同，智慧是要“求穷通”，即要探究宇宙万物的第一因，把握贯穿于自然、人生之中无不同也、无不由也的道，属于非名言之域。智慧与知识不能割裂开来，知识包含智慧的萌芽，智慧不能脱离知识经验。他强调，研究认识论，要用逻辑和历史统一的方法考察人类认识史，要在造就自我中认识自己，要将认识论与本体论统一起来。

　　冯契先生认为，认识论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第一，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第二，理论思维能否把握具体有效的普遍性知识；第三，逻辑思维如何把握具体真理；第四，自由人格如何培养。西方哲学对前两个问题考察较多，中国哲学更多地考察了后两个问题。那么，根据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观点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呢？首先，人从实践中获得的感觉能够给予客观实在，这是人的全部认识活动的基础，是人从无知到知的开端，是人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基础。其次，作为认识主体的“我”以逻辑范畴进行思维，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从而得以把握普遍有效的规律性知识。再次，由于现实是多样的统一，主体离不开群己关系，通过理论上的一致百虑和实践上的同归殊途的反复，人在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中能够把握具体真理。最后，关于道的真理性认识和人的自由发展是内在联系着的，这就是智慧。智慧使人获得自由，体现为“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从知识到智慧的转化包含着飞跃，这个飞跃是理性的直觉，也是思辨的综合和德性的自证。

　　总之，人的认识是一个从无知到有知、从知识到智慧的辩证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认识对象从自在之物化为为我之物，认识主体由自在而自为。整个认识运动是世界与我、天与人的交互作用，是在实践基础上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辩证统一。冯契先生的这一认识论思想不同于那种把认识论理解为实证科学知识之所以可能的哲学理论，把认识论不仅看成关于认识也关于智慧的理论，对认识论作了广义的理解。冯契先生的认识论思想拓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论域，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丰富和发展。

　　冯契先生认为，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逻辑研究得不多，这一缺憾已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严重后果，因此必须重视逻辑学研究。加强辩证逻辑研究，不仅是当时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需要，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的传统相结合的需要。他强调，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是统一的，辩证逻辑实质上是认识史的总结和客观现实的辩证运动的反映。研究辩证逻辑，科学途径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把握人类认识史、掌握现代科学，科学方法就是荀子所说的“辨合”与“符验”。

　　冯契先生提出，辩证思维起源于疑问，与意见、观点的矛盾运动相联系。不同意见、观点的矛盾运动达到总结阶段，获得比较全面、准确的结论时，就产生了辩证思维；对这一辩证思维过程进行反思，就是辩证逻辑的开端。辩证思维的发展经历了普通的表象、辩者的机智、思维的理性三个阶段，体现为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是现实世界由自在之物化为为我之物的过程以及逻辑思维的主体由自在到自为的过程。辩证逻辑的发展和哲学、科学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因此，既要总结当代科学最新成果，又要总结我国古代哲学优秀遗产。他强调，辩证逻辑不同于形式逻辑，既不能否认辩证逻辑，也不能贬低形式逻辑。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体现了思维形式的相对静止状态，而辩证逻辑是研究思维的辩证运动来考察思维形式的。辩证思维的概念是具体的一般，具有理想形态，它展开为判断的运动和推理的运动。辩证思维就是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概念的对立统一是辩证逻辑的主要内容，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思维的根本规律。范畴是哲学和科学的基本概念，逻辑思维通过“类”“故”“理”等范畴的矛盾运动把握“性”与“天道”。“类”的范畴包括：同一和差异；个别、特殊和一般；整体和部分；质和量；类和关系。“故”的范畴包括：因果关系和相互作用；条件和根据；实体和作用；内容和形式；客观根据和人的目的。“理”的范畴包括：现实、可能和必然；必然与偶然；目的、手段和当然之则；必然和自由。逻辑方法包含五个环节，一是观察的客观性，二是分析与综合，三是归纳、演绎和类比，四是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五是假设和证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总的来看，冯契先生的逻辑学思想主要论述了逻辑思维的辩证法，既阐明了思维过程的辩证法，也阐明了思维形式的辩证法。他提出的“类”“故”“理”逻辑学范畴论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逻辑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冯契先生继潘梓年之后对辩证逻辑作出了进一步的全面系统论述，在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研究方面作出了独特贡献。

　　冯契先生指出，长期以来，价值论研究是我国哲学界的荒僻之地。他呼吁，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进行价值论探索，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和历史相结合来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

　　冯契先生提出，自由就是人的理想得到实现，而理想是现实的可能性和人的需要相结合的主观表现，要求自由是人的本质。通过评价和创作的活动，人使世界从本然界、事实界、可能界向价值界转变。价值界就是人类的文化，文化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价值问题。不同的文化包含不同的价值体系，合理的价值体系应以自由的劳动为目的因，以正确解决天人之辩、理欲之辩、群己之辩为基本原则。

　　要求自由作为人的本质，具体展现于真、善、美、功利等价值领域。真作为价值不同于认知之真，它既要揭示客观规律，还要符合人性发展要求，与人生理想紧密相连。人生理想既包含社会理想，也包含个人理想。善作为价值，体现的是人的道德理想。道德理想化为现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合理的社会伦理关系，形成道德的凝聚力以及文明的交际方式；二是培养良好的个人品德，防止品质异化，养成较高道德境界。美作为价值，体现为人的审美理想。审美理想作为人的一种形象化的理想，由艺术想象形成，表现为意境、典型性格等艺术形象。艺术可以夸张和虚构，但一定要反映时代精神，“金刚怒目”的传统比“羚羊挂角”的传统更重要。功利作为价值，并非与真善美相割裂。利是最广义的好，人类的崇高价值都根源于现实生活，意识到功利性这一点并不会使这些价值失去光辉。

　　人在化理想为现实的活动中既改变了现实世界的面貌，也发展了自我，培养了理想人格。与古代人要使人成为圣人、英雄不同，近代人的理想人格是一种平民化自由人格，是普通人通过努力都可以达到的，其途径是实践和教育相结合、世界观的培养和德育智育体育相结合、集体帮助和个人主观努力相结合。人类走向自由王国要遵循合理价值体系的基本原则：第一，社会成为自由人格的联合体；第二，人的本质力量和人创造的文化获得全面的发展；第三，自然的人化和人道的自然化。对于中国而言，要走向美好历史前景，就必须使社会成为能够自我调节、自我改善的机体，在百家争鸣中对民族文化传统进行再认识，发扬中国传统的智慧。

　　由上可见，冯契先生着重从人的要求自由的本质的历史发展探讨价值问题，把真、善、美以及功利等价值看作人要求自由的本质的展开和表现。他的价值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对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关于价值和文化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者系湖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湖北大学哲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