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为指导，结合当下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的实际，建设中国人类学学科体系需要本土学者致力于三个努力方向，提高三种学科能力：一是要致力于人类学本土化的努力方向，不断提高本学科的自主能力，减少学科依附性，特别是要努力构建地方性知识体系，提出本土化的概念和理念，同时还要加强中国人类学学派的建设；二是要致力于人类学现代化的努力方向，不断提高本学科的适应能力，减少学科惰性，特别是要关注当前社会议题，在人类学的视野下探讨“传统—现代”转型的问题；三是要致力于人类学国际化的努力方向，不断提高本学科的对话能力，减少学科封闭性，要走向海外，积极加强国际对话与合作。

　　【关键词】人类学；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科能力

　　【作者简介】张继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任、二级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民族研究团体联合会副会长。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人类学视野下的传统－现代转型”（2019MZSCX002）。

　　一、问题的提出与中国人类学的学科现状

　　2016年5月17日，习总书记发表了关于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学术体系的重要讲话。根据这一讲话精神，中国人类学应当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三大体系成为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工作者的时代使命。然而，中国人类学进入到一个没有大师引领的时代，差不多已有14年之久了，学科现状依然是议题多元化、方法碎片化、学科理论僵化老化。当下，国内人类学学科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比如学科发展严重依附于其他学科和西方理论，而且这种“依附式发展”的问题已经成为这个学科目前面临的最主要的困境。此外，人类学要变成一门现代科学、一门显学需要直面现代社会、研究现代社会，特别是要能够研究和解释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问题。所以，如何走出学科发展困境，进行理论创新，实现学科的现代化就成为当代中国人类学者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自百余年前人类学被引入中国之后，中国学者就开始了人类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探索历程，几代人类学学者们为探索和解决这个问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从第一代中国人类学学者如吴文藻、林惠祥、潘光旦等到如今第六代新兴的学者如王铭铭、高丙中、麻国庆、赵旭东、王延中、张继焦等一直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探索人类学的本土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中国人类学学者在本土化的道路上不仅提出了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化概念与研究方法，如“差序格局”、“宗族乡村”、社区研究等，而且还培养了一批学贯中西、理论功底深厚并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知名度的本土学者，如费孝通、林耀华、杨庆堃、许烺光、田汝康等。七十年代以后，人类学在中国大陆得以恢复与重建，港台、大陆学术界又重新开始讨论人类学中国化的问题，并出版过一系列研究成果。最近，我们根据《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理事名单》以及部分知名学者，通过“中国知网”查询了近3年我国人类学论文的发表情况。入选者的条件是必须在最近3年中至少有2年年均发表5篇论文或文章（包括刊发于重要报纸的文章），相关统计情况如下表：

　　如上表所示，列在前26位的人类学者，皆为我国人类学界比较知名的教授，他们一般都是各个单位的学科负责人或带头人，部分学者还是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可以说，他们是构建中国特色的人类学学科体系的主要力量。从上表可以看出，有些学者的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年均发表论文超过15篇，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作出了有益的探索，比如何星亮有关“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王延中、麻国庆等学者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彭兆荣的乡村振兴研究、赵旭东的文化转型研究、周大鸣的城市移民社会研究以及张继焦的企业人类学研究等都在引领着学科发展的新方向。

　　综合上述学者们的相关成果，我们认为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学科体系，人类学研究者们应该致力于三个努力方向，提高三种学科能力，即一是要致力于人类学本土化的努力方向，不断提高本学科的自主能力，减少学科依附性；二是要致力于人类学现代化的努力方向，不断提高本学科的适应能力，减少学科惰性；三是要致力于人类学国际化的努力方向，不断提高本学科的对话能力，减少学科封闭性，要走向海外，加强国际合作。

　　二、实现本土化：减少学科依附性，增强自主能力

　　在笔者看来，人类学的本土化意味着人类学的自主化，即人类学自主性的增强或者说是自主能力的提升。具体而言，人类学的自主化就是以中国文化自觉为前提，自主寻找对中国文化、对中国社会特有的人类学理解，并在这一寻找过程中逐步摆脱西方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束缚，形成中国人类学特有的自主性理论体系与知识结构。就现阶段而言，要实现人类学本土化，增强其自主（性）能力，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努力构建地方性知识体系，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概念和理论

　　作为西方舶来的学问，中国人类学要实现本土化，必须增强本学科的自主性或自主能力。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特有理解，努力构建起地方性知识体系和解释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本土化的概念和理论。在这方面，费孝通为国内外人类学界贡献了一系列基于中国的本土概念和理论。比如，费孝通于71年前（1948年）提出了“差序格局”概念和理论，成为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特有的概念。后来，张继焦又将其进一步发展为城市版的“差序格局”，以此来探讨当代中国社会的结构变迁；22年前（1997年），费孝通再次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启迪了一批中国学者，如今，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已然由“文化自觉”转变为“文化自信”。此外，“藏彝走廊”这个概念，是费孝通于1978年首次提出的，它将历史、区域、群体作为整体，对专门研究单一民族的中国民族研究传统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此后，李绍明将其发展成为一个“藏彝走廊”研究区域和一种民族走廊学说。乔健给中国人类学界描述底层民众，贡献了一个非常本土化的概念——“底边社会”。之后，有的学者对其给予了进一步阐释，不少学者对此也展开了相关深入研究。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根据本土研究的实际，对西方的一些理论进行了修正。比如，何星亮曾对摩尔根提出的最古老的人类亲属制度为五等亲属制的观点提出质疑，并以哈萨克、柯尔克孜和汉族等民族的亲属制度为根据，提出“最古老的亲属制度是按老、中、幼划分的三等亲属制度”的理论观点。陈其南、王铭铭等国内学者对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族研究范式提出质疑和批判；何国强对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的片面论述进行过批评等。

　　在人类学本土化理论建构方面，费孝通提出的“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理论成为认识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指导理论。受此启发，徐杰舜提出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李亦园提出的“三层次均衡和谐”理论也是人类学本土化理论的典型代表。20世纪90年代末，杨庭硕通过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长期民族志研究，对西方传统经济人类学的理论观点进行反思，提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性知识理论模式，即相际经营原理。2014年，瞿明安出版的《象征人类学理论》可视为近年来人类学本土化理论的一项重要成果，作者以本土化的视角将西方象征人类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启象征人类学在中国本土研究的理论建构。在该书中，尝试对中国儒家文化进行象征人类学的分析，并指出儒家礼学的“礼”是“一套具有中国化或本土化特点的象征符号体系”。

　　（二）创建人类学中国学派

　　与西方人类学相比，中国人类学发展存在的一个明显的差距就是本土学派的长期缺位。中国众多人类学学者当中不乏国内外知名教授、学者，而且每一位人类学学者专业水平都很高，但问题就在于中国人类学学者实际上没有一个主要阵地，没有形成统一战线，每个人都在各自的田野点打游击，按照赵旭东的话来讲都是“散兵游勇”。正是这种各自为战的局面导致了中国人类学理论的发展长期处在一种自发的、分散的、不系统的、脉络难以梳理的状况之中，从而使得中国人类学在国际人类学界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当然，这也是前文提到的为什么中国人类学界在费孝通辞世之后，进入没有大师引领的时代的重要原因。国际人类学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人类学大师往往出自有影响力的学派。所以，中国人类学要想缩小与西方人类学的差距，就必须实现本土学派的整合，综合各田野点的情况，形成地方性的知识体系，为国际人类学界贡献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理论，逐步提升中国人类学的地位。可喜的是，根据目前的学术进展以及相关成果，若以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为依据，中国人类学已逐步形成两大学派，即一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杨庆堃、李安宅、田汝康等学者为代表的人类学中国乡村学派；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阮星云、周大鸣、张继焦等学者为代表的“人类学中国城市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