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3年以来，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经历了停滞期（1953-1978年）、恢复重建期（1979-1985年）、实践提高期（1986-1999年）和快速发展期（2000-2019年）。经过近7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在方法论、研究方法和具体的研究技术方面均取得了明显的进步。70年间的发展历程在整体上呈现出知识系统化、实践规范化和取向本土化三个趋势。

　　关键词：社会学；研究方法；70年

　　一、发展历程

　　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历程。社会学学科在1953年被取消，直到1979年才恢复重建，社会学研究方法作为社会学的二级学科，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历程的影响。从1953年之后的历程来看，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一是1953年至1978年的停滞期，二是1979年至1985年的恢复重建期，三是1986年至1999年的实践提高期，四是2000年至2019年的快速发展期。

　　（一）停滞期（1953-1978年）

　　社会学研究方法与社会调查紧密关联，因此，社会调查的开展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作为观察社会学研究方法发展情况的途径。尽管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在1953年之后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况，但社会学的一些分支学科知识仍然以各种曲折的方式得以延续。费孝通曾说，“我到了民族学院以后，就进行了一系列少数民族的调查，说这些调查是社会调查未始不可，称之为民族社会学也说得过去”（费孝通，1982）。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把社会学看成是我们对社会现象的科学认识，把我们的眼光扩大一些，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项工作解放前后都没有停止过，社会调查是党的优秀传统，《毛泽东选集》第一篇就是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它是对中国社会的科学认识”（费孝通，1982）。但他也同时指出，这样开展的调查“如果说是社会学的延续，这个社会学已经不是解放前的那一套社会学了”（费孝通，1982）。从这些论述来看，停滞期尽管也开展了各种各样的调查，但这些调查多是在了解社会现象、作为政府行政工作内容的意义上开展的，而且这些调查也并未完全按照规范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来开展。

　　（二）恢复重建期（1979-1985年）

　　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1994）。根据这一决定，社会学于1979年开始恢复重建。

　　1.社会学方法人才队伍的建设

　　在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初，社会学专业人才出现了严重的断层。1980-1984年期间，为了培养方法教学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湖北省社会学学会以及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等单位在北京、武汉、天津、上海等地陆续开办了5期讲习班，许多学员后来成为社会学方法研究及教学的骨干和基础力量（戴建中，1989）。当时香港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李沛良、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以及美国著名社会统计专家布莱洛克（Hubert M. Blalock）均被邀请到中国讲授相关社会学实证研究方法。此外，1980-1985年期间，上海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先后设立社会学系或社会学专业，这为培养具有社会学研究方法专业素养的学生构筑了基础。

　　2.社会学研究方法教材的建设

　　在恢复重建之初，社会学方法教材几乎是一片空白。为此，部分研究人员加紧编写了有关社会研究和社会调查的教材。在这期间，先后出版的教材有张世文、张文贤编写的《社会调查概要》（1984）、仇立平编写的《社会调查纲要》（1985）等。

　　在出版专门的教科书之外，在社会学专业刊物上发表文章也成为普及和推广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径。根据对知网收录文献的不完全统计，在1979-1985年期间，有关专业期刊共发表有关社会学调查方法的期刊文章近300篇，其中较有影响的包括费孝通的《社会学调查要发展》（1983），沈关宝、仇立平的《社会调查知识问答（四）》（1983）等。

　　专题研讨会也成为交流和学习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径。在1979-1985年期间，不少研讨会以社会调查为主题，扩大了社会调查的影响。例如，湖北省社会学学会在1981年主持召开了社会调查方法问题讨论会，会议对社会调查方法的现代化特征、如何实现调查方法的现代化以及社会学常用调查方法进行了讨论（许云，1982）。

　　3.社会学调查研究活动的展开

　　风笑天（1989）曾对我国社会学恢复以来的社会调查分析进行回顾和分析。分析表明，社会调查活动一方面在恢复重建期逐渐增多，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还相对朴素，科学性和规范性都存在不足。在恢复重建期的社会调查活动中，费孝通主持的江苏小城镇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该项研究结合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进程，使用区位学理论和方法，对社会经济进行系统的定量分析和综合研究，在社会学研究方法和调查方法上具有较大突破，被认为是当时最重要的调查之一（戴建中，1989）。

　　（三）实践提高期（1986-1999年）

　　费孝通在《重建社会学的又一阶段》中明确提出：“自从1979年重建社会学以来已经有六个年头了。至此，初建的第一阶段可以告一结束，开始进入第二阶段”（费孝通，1986）。1986年11月，“全国首届社会调查方法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标志着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在随后的10多年里面，社会学研究方法不断在实践中提高，发展水平推进到一个新的层面。

　　1.有关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教材逐步丰富

　　在1986年至1999年期间，国内陆续出版了多部社会研究方法的教材和译著，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袁方的《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1990）、卢淑华编著的《社会统计学》（1989）、风笑天的《透视社会的艺术——社会调查中的问卷设计》（1990）、郭志刚的《社会调查研究的量化方法》（1989）、《社会统计分析方法》（1999）、法国社会学家布东的《社会学方法》（1987）、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论》（1988）、《自杀论：社会学研究》（1996）、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1999）等。

　　2.逐渐改变了恢复重建期偏重社会调查实用技术的情况

　　学界对研究方法的讨论开始从调查研究技术延伸到整个社会学研究方法，并自觉对既有研究进行检讨。这一转变以1992年在天津举办的“全国社会学方法学术讨论会”为标志。这次会议之后，不少学者对社会学方法进行了系统的讨论和反思。

　　3.系统开展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训练，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整体水平明显提高

　　1995年、1997年和1999年，共有三期“社会学方法高级讲习班”（“福特班”）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南京大学举行。这三期高级讲习班吸引了众多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教学和科研人员参加。同时，对外学术交流开始增多，到国外访问、学习的人员增多，还有部分在海外求学归来的研究人员也将规范的社会学方法训练体系传播到国内。

　　4.大型调查项目开始实施

　　1988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CHIP）开始实施；198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开始实施。这些大型调查项目的实施客观上推动了研究方法、调查技术以及分析技术的进步。

　　此外，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和以SPSS为代表的桌面统计软件的流行，计算机技术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贯穿了从资料收集、资料处理到统计分析等研究活动的全过程，推动了定量分析的普及。

　　（四）快速发展期（2000-2019年）

　　过去的20年中，社会学研究方法规范程度快速提高，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讨论更加深入。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发展呈现出如下显著特征。

　　1.社会学研究方法随着学科建设力度的加强而得到快速发展

　　随着高等教育的扩招，社会学学科的博士点不断增加，截至2010年，全国具有社会学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和科研机构达到16个；到2019年，这一数量增至19个。社会学研究方法作为“六腑”的分支学科之一，随着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也得到快速发展。

　　2.教材体系和培训体系进一步丰富，为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学习提供了支持

　　2004年7月以来，重庆大学出版社组织翻译了大量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著作，这些图书目前已经成为从事社会学研究方法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三期社会学讲习班和90年代中后期的“福特班”之后，2000年以来再次出现了多个社会学方法培训班（课程），北京大学—密歇根大学定量实验室举办的暑期课程班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3.全国性大型调查数量增多，推动了定量实证研究的发展

　　自2003年开始，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先后设立了多个全国性的调查项目，这些项目中影响较大的包括“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年开始）、“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05年开始）、“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08年开始），“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09年开始）、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2年开始）。这些大型调查多为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调查主题较为丰富，基于这些调查数据的研究多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提升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整体水平。

　　4.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开始崛起

　　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拉夫特里（Raftery, 2001）所言的第三代统计方法开始得到应用。也就是说，随着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展，文本、图像、声音等对象进入社会统计学的分析范畴，推动了社会学定量分析的进一步发展。二是以女性社会学研究方法、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为代表的各种定性研究方法日益为人们所重视，使得研究主体和客体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模糊化的倾向。三是随着互联网全方位地渗透至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进程，数据驱动的研究开始崭露头角（潘林，2015），基于互联网的实验性质的研究也开始得到介绍和研究（林寒、罗教讲，2016），计算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快速崛起（罗玮、罗教讲，2015）。这些都预示着未来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必定要将互联网这一因素纳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