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归根结底是要“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这个“我国实际”在哪里？在五千年文明的根脉里，也在千百年来各地方生生不息的实践智慧中，温州学便是这样一份被长期低估的思想资源。温州学植根瓯越，以南宋永嘉学派事功之学为精神内核，上接海洋商贸与宗族礼俗的历史传统，下接改革开放以来民间创业与基层治理的鲜活实践，从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三重维度，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发展提供了来自瓯越大地的本土义理支撑。本文从此三维度切入，体察温州学融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理路。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首先要厘清世界观问题，回答义理从何而来、思想何以把握客观现实。近代以来，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曾出现“以西释中”的偏向，部分研究直接移植域外理论范式，以外来概念解释中国社会，从而陷入把西方社会理论当作普适“一般社会”理论的误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就要破除此种思维桎梏，立足中国实际提炼本土理论。温州学“道不离器”“体用一贯”的核心立场，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走向“从中国实践生发中国理论”的自主建构，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与文脉根基。

　　薛季宣主张“道者器之道，器者道之器”，叶适进一步阐发“物之所在，道则在焉”，否定脱离客观事物的抽象天道，主张道理与规律内在于现实事物之中。黄宗羲《宋元学案・水心学案》概括永嘉学风：“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若仅将“道不离器”视为永嘉一派的局部主张，便低估了它在整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范畴体系中的意义。其区别于程朱理学部分论说把“道”置于器物之上，永嘉学派倡导即事求理，义理应当从社会实事之中提炼。永嘉学派以“道在器中”重构本体论，以“道器—义利—事功”构成一条“下贯”链条，完成“本体—价值—实践”三级贯通、即体即用的范畴结构，填补了主流理学“义理”与“事功”之间的范畴缺环，精准对接“理—气—心—性—事—器”这套中国哲学的逻辑结构，为当代实学、和合文化与人文经济学的理论融通提供了原初范畴模型。

　　“道不离器”“体用一贯”的认知智慧沉淀为温州学的哲学底色：立足民生实务、经济活动，于具体之“器”中把握社会运行之“道”。从南宋事功之学到晚清实业救国，从小商品到世界大市场，从改革开放民营经济先行到新时代“两个健康”全国首创，从宗族互助到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为理论之“道”蕴藏在社会实践之“器”提供了绵长而坚实的实证支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是书房里长出来的，也不是从外来范式演绎出来，而是从纷繁丰富的现实实践之中归纳升华而来。中国式现代化之“道”，正是蕴藏在改革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变迁的现实“器”之中。这正是“道不离器”认识论对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启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既需要独具本土特质的理论形态，更要确立中国特色的价值立场，回应社会发展目标、道义与物质利益如何调适的时代命题。西方部分主流社会理论以抽象“理性人”为预设，极易走向唯利益至上，将个体利益最大化视作社会运行的唯一准则，道义、公共福祉沦为利益的附属品。永嘉学派“义利并举”思想，提供了区别于这套逻辑的本土价值取向。

　　温州学与和合学内在相通。温州学讲“义利并举”，既承认民众正当逐利的合理性，又反对将利益作为最高评判尺度，追求道义与功利辩证统一。历史上，温州农商并重、通商惠工，经商谋利不受道德贬斥；乡土社会依托宗族伦理与乡约，义仓、义学、民间义举蔚然成风，形成求利而不忘道义、逐财而顾及公善的社会传统，是“义利并举”思想的民间实践。改革开放之后，大批温商闯荡海内外，在创业创富的同时延续回馈桑梓、兴学助教、投身公益的文化传统，推动永嘉义利观的当代转化。

　　和合学讲“和合”，把永嘉学派义利观上升为“差异中的协调、冲突中的共生”。从学理脉络看，薛季宣倡“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至叶适集大成而明言“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这一义理未拘囿于典籍文本，更在温州人跑码头、办市场、做侨贸的实践中得到现实印证。其商业活动不是单线逐利，而是在家族、乡帮、信俗、契约、政府之间“融突和合”。

　　哲学社会科学并非单纯工具化的知识生产，还肩负价值塑造的重要功能。温州学依托瓯越地域的千年实践表明，中华传统文化既拒斥脱离现实的禁欲式道德说教，也反对唯利是图的价值取向。义利和合，方为正道。深度发掘和发展“义利并举”思想资源，构建自主学术话语，有利于跳出西方单一利益逻辑，校准唯利时代的价值失序，为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共同富裕研究提供来自传统的价值支撑，也为解决人类共同困境提供中国解答。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特质，在于鲜明的实践导向与服务现实的使命担当。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哲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以时代问题为导向、以认识规律为依据、以创新发展为目标”。温州学传承的“经世致用”之实践品格，打通历史镜鉴与现实观照，正可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供方法论参照。

　　经世不是对策报告，也不是复古井田、恢复榷场。永嘉学派考赋税、兵制、水利、吏治，本质是以制度实事验义理。从薛季宣确实有用之学，到陈傅良治法度、议恢复之策，到叶适改赋税、革冗兵、正纲纪之议，永嘉学派从来将学术与治国理政紧紧扣合，是起而行事的经世之学；晚清孙衣言、孙诒让以永嘉之学为帜，兴新学、办实业，将经世致用推入近代化实践；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以“敢为人先”精神创造全国首创系列制度从而推动形成温州模式，构成与经世致用一脉相承的实践脉络。

　　立足“两个结合”视域，永嘉学派“经世致用”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深度契合。其一，永嘉重“事”，主张“事上理会”，与唯物史观以实践为认识基础、检验真理的标准相呼应，二者在反对空谈、注重实行上高度契合。其二，永嘉学派提出“民富而礼可兴”，将百姓物质富足视作礼义教化的前提，与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交往形式辩证运动的理论视角形成内在映照，共同揭示出物质基础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前提作用。其三，永嘉学派讲求经世实行，和马克思主义立足现实考察社会的实践精神内在相通。

　　“经世致用”要转化为当代学术方法，须以“道在器中”为本体论前提，形成“问题生成—实证取材—即事求理—效用检验—优化迭代”逻辑程序，并以“义”校准“用”，从而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价值—方法”一体化的研究范式。温州学是“经世致用”方法论的天然试验田——立足温州经济社会鲜活实践提炼理论，再回馈现实发展。评判温州学发展成效，不在于形式上是否像标准化学科，而在于能否读懂温州实践、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哲学社会科学不能停留于书斋思辨，必须扎根实践、服务现实，这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在品质。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牢牢把握“两个结合”这一根本途径。温州学以永嘉事功之学为精神源头，从世界观上承续“道不离器”的认知智慧，从价值观上秉持“义利并举”的伦理范式，从方法论上恪守“经世致用”的治学品格，三重义理彼此贯通，贡献了一份富有地域特色的本土思想资源。但温州学的意义不止于此——它真正要回答的是三道时代之问：中国之问，自主知识体系从何而来？世界之问，非西方现代化有没有别样的义理支撑？时代之问，民营经济、侨乡网络、数字市场如何再铸事功？深耕温州学研究，推动永嘉学派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仅可以充实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本土资源库，更将以瓯越大地最“地方”的实践，回应着最“普遍”的人类文明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