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视野中的灵渠 

——访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李珍 

　　◇本报记者 李永杰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及兴安县组织了多次考古发掘，在灵渠周边地区发现了大量历史遗迹和文物遗存，种类极为丰富，贯穿各个历史时期。近年来，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李珍长期深入广西考古一线，参与了很多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围绕灵渠周边地区的考古发现情况，本报记者采访了李珍。

　　中原文化向岭南传播的前沿 

　　《中国社会科学报》：灵渠周边地区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该地区的史前考古都有哪些重要发现？

　　李珍：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在灵渠周边地区调查发现了古文化遗址20余处，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河流沿线的山坡上或洞穴中。在遗址中采集和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磨制石器和陶器（片）等文化遗物，年代约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此外，还在这一区域零星发现商代的青铜器和战国时期的墓葬。将遗物对比分析发现，这些遗址的文化面貌和内涵与长江中游特别是湖南南部地区同时期的遗址相同，这说明二者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再从遗址和墓葬主要沿湘江及其上游的海阳河呈线状分布的现象来看，早在距今5000年前后，灵渠一带就已成为中原文化向岭南地区传播的前沿，中原文化从长江溯湘江向南，经上游的海阳河、越岭的交通线路，在先秦时期即灵渠修建之前已成为人群迁移往来、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为随后秦代灵渠的开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灵渠附近出土汉晋时代的珠宝玉器

　　　秦城遗址引人瞩目 

　　《中国社会科学报》：灵渠是秦代修建的重要水利工程，有着丰富的秦代遗迹和遗物，其中就包括兴安秦城遗址。请您介绍一下这一遗址的考古过程及相关考古成果。

　　李珍：秦城遗址位于兴安县城西南约20公里处的溶江镇境内，地处灵渠与大溶江交汇的三角洲上，是该地区除灵渠外最重要的秦代遗迹。秦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史籍中有关秦城的记载较为丰富，从南朝至清代的史书中均有涉及，因此对秦城的文物考古调查研究工作也较多。1947年，当时的广西省文献委员会在兴安古迹采访报告书中，曾经分析过秦城遗址的形势。1957年广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兴安文物古迹进行了调查，1965年进行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时，对秦城遗址进行了测绘。1990—1996年，广西文物工作队等对秦城城址之一的七里圩王城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勘探和三次考古发掘。2013—2015年，为配合灵渠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对秦城遗址的通济城进行了二次考古发掘。

　　为弄清秦城具体的分布范围和城的数量，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从1990年就开始对秦城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古调查和勘探。经过多年的田野工作，现确证为秦汉时期的城址只有七里圩南的“王城”和通济城两处。两座城均用黄土夯筑而成，其中七里圩王城平面略呈不规则的长方形，面积约3.8万平方米。通济城位于七里圩王城东南约500米处，地处大溶江与灵渠相距最窄处，城呈长方形，南北长约900米，东西宽约450米，面积约45万平方米。

　　1990—2015年，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对七里圩王城和通济城进行了多次发掘，对两座城址的范围、筑城方法、城墙结构以及城的布局、年代和性质等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在七里圩王城内发现多边形夯土建筑台基5处，出土了大量的陶板、筒瓦、铺地砖、瓦当和水管建筑材料，另有数量不多的陶、铁、铜、石制作的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和兵器等。从城的建筑形制、筑城方法、出土遗物分析，七里圩王城约始建于西汉中期，废弃于魏晋时期，为汉武帝平南越后所建的汉始安县治。

　　通济城的考古发掘发现柱洞、水井、水沟、灰坑、散水等遗迹现象，以及范围较大且较密集的瓦片堆积。出土陶制板瓦、筒瓦、瓦当等建筑材料，以及陶、铜、铁制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兵器等遗物。发掘出土的遗物与七里圩王城有很大区别，绝大多数具有楚文化的风格，通过与湖南、湖北等地战国时期楚墓或城址中出土的器物对比分析发现，通济城出土的陶豆、盂、罐、鬲、鼎等器物，在陶质陶色、烧制火候、器物形态上与楚地所出几乎一模一样。另外，同时出土的还有一部分几何印纹陶，这些陶器在纹饰和器物形态上也多属战国时期。出土的陶瓦也具有战国时期的风格，特别是素面瓦当和饰同心圆纹的圆形瓦当、半圆形瓦当，多见于战国时期。铁、铜器的特征也同样属于战国至汉代初期。通过对地层堆积和出土的遗物分析，推测通济城的年代约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为秦攻岭南时所筑的秦城。

　　考古发掘见证灵渠历史功绩 

　　《中国社会科学报》：唐宋时期，广西与中原经济文化交流日趋紧密。灵渠作为沟通中原与岭南的重要水上通道，也是连接中原与东南亚地区的纽带。这一时期灵渠地区的出土文物与之前有何不同，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珍：灵渠地区唐宋时期的考古工作做得不多，发现的主要有零星墓葬、城址和窑址，出土文物也与秦汉时期有很大不同，数量少且以陶瓷器为主。唐代墓葬主要有明竹、龙山湾、八仙坪的唐墓，出土盘口壶、碗、砚等青瓷器以及陶魂瓶、陶俑、铜碗等。

　　严关窑址的发现与调查发掘，是灵渠地区重要的考古工作。严关窑址位于兴安县城西约10公里处、灵渠左岸。自1956年发现后，进行过多次调查和小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遗物以青瓷碗、盘、盏、碟等日用器为主，还有杯、壶、瓶、罐、灯、炉、盏托等。釉有青、青灰、青黄、淡青、月白、酱、黑釉及天蓝、墨绿、兔毫、玳瑁等窑变釉和点洒褐彩等。装饰以印花为主，纹饰题材主要是植物花卉，以及鱼、禽等动物纹样，此外还有“寿山福海”“福寿嘉庆”“记”“福”等吉祥文字。严关窑在装烧工艺、器形以及装饰花纹方面与湖南湘江下游流域的窑址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因此，严关窑的源头应是湖南湘江下游地区。

　　《中国社会科学报》：灵渠两岸丰硕的考古成果，是其悠久历史的重要见证。从考古的角度看，您如何评价灵渠的历史功绩？

　　李珍：从考古发现看，灵渠的历史功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在考古上得到具体的体现和印证。

　　岭南地区考古发现了大量秦汉时期的城址，这些城址是秦统一岭南后，在这一地区大力推广郡县制，开启城池建设的结果。岭南地区在秦之前为百越杂居之地，秦朝第一次将岭南地区纳入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后，郡县制的设立和城池建设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岭南社会的稳定。

　　灵渠连接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打通了南北水上通道，连通了整个中国的水运网络，是南北往来的交通运输大动脉，是连接中原和岭南的重要通道。灵渠开通后，大量中原人通过这一高效便捷的通道南迁，并给岭南地区带来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推动了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与团结。

■灵渠景色美不胜收

灵渠陡门：古人超凡的水利智慧 

——访灵渠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建新与兴安县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兴华 

　　◇本报记者 李永杰 

　　1986年11月，世界大坝委员会的60多位专家到访灵渠，经实地探察后，对“陡门”赞不绝口，一致认为灵渠是世界古代水利建筑的明珠，陡门是世界船闸之父。陡门又称“斗门”，亦简称“陡”或“斗”，是建于灵渠航道上，用于壅高水位、辅助通航的建筑物，也是最古老的船闸雏形。灵渠是最早、最集中使用陡门的古运河。近日，记者就陡门的工作原理及历史文化价值，采访了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委员、灵渠文化研究会会长刘建新与兴安县博物馆原副馆长陈兴华。

　　世界船闸之父 

　　《中国社会科学报》：灵渠蕴含着中国古代水利建筑的高超技艺和智慧，拥有世界上最早的陡门设施，堪称世界古代水运交通史上的奇迹。灵渠陡门的工作原理是什么？保护现状如何？

　　刘建新：陡门一般设在渠道弯曲、浅狭或水流湍急之处，用加工后的巨型条石在渠道两侧砌筑两个墩台，叫作“陡盘”，形状有半圆、圆角方形、半椭圆形、梯形、蚌壳形、月牙形和扇形等，以半圆形居多。两岸陡盘相对，将渠道束窄，便于塞陡壅水。在较宽的河床中，一侧墩台后还设滚水坝与河岸相连，既减少了墩台的工程量，又解决了汛期过水的问题。墩台边缘预留安装陡杠的槽石和石嘴，还凿有系绳固定塞陡设备的小孔。岸上装有系船石柱，柱上刻有陡的名称，以便船工确认行程和所处位置。陡的墩台建在修整过的岩基上，陡门底板有的是修整过的礁石，也有的用块石砌成平面以防渠水冲刷，个别的还有卵石砂砾质底面。陡门墩台高1.5—2米，其过水宽度大部分在5—6米间。因渠道情况不同，相邻两陡间的距离也长短不一，距离大的可在2000米以上，距离最小的不过150米。太平陡、铁炉陡、禾尚陡、三里陡、印陡之间的距离都在140—200米，相当于一组多级船闸，这在世界运河史上处于领先地位。

　　灵渠的陡门别具一格，与我国古代常用的叠梁闸门颇有不同。它用的是一套塞陡工具，包括面杠、底杠、小陡杠，统称陡杠，还有杩杈、水拼、陡簟多件，均为竹木制成，都可以就地取材。此外，还配有回收塞陡工具的挽钩。塞陡时，先把小陡杠下端插入陡门石墩台下的石孔内，上端倾斜地嵌入陡门右墩台上面的槽口内；接着把底杠的一端搁在陡门左墩台的石嘴上，另一端横架在小陡的下端；再把面杠的一端架在陡门左墩台的石孔中，另一端交叉地架在小陡杠的上端，并放在右墩台上，使三根陡杠呈“≠”形布置；然后把由三条木棒/竹竿连成的杩杈搁架在陡杠上，其中两根木棒/竹竿在陡杠的上游，用于承载水拼，一根木棒/竹竿在陡杠的下游，起支撑作用，并把宽约50厘米、长约165厘米、用竹片编成的水拼横架在杩杈上；最后把宽约1米、长约2米的陡簟铺贴在水拼上，这就关上了陡门。渠水受阻后逐渐蓄积起来，水位随之升高。过船时，塞陡人员用力把小陡杠上端敲出槽口，使其失去支撑，面杠、底杠随之失去依托，在陡簟上水压力的冲击下，一并崩塌漂向下游。陡门开了，船只便可趁着水位顺流或逆流前进。这样的陡门设置，启闭方便，节省时间，陡盘维修和更换塞陡工具都很简单。灵渠由于有了陡，才能在千百年间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灵渠上陡门的数量，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据文献记载，宋代嘉祐三年（1058），广西提点刑狱兼领河渠事李师中重修灵渠时达到36座，此后长期保持在36座左右。1939年，“扬子江水利委员会”《灵渠测勘报告》记载，灵渠尚有陡门35处。1988年，灵渠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陡门得到了更好的保护。2011年，灵渠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启动以后，灵渠的保护利用进入了法治化、常态化的新时代。兴安县在国家和自治区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投入大量资金对灵渠陡门等设施进行修缮或修复，修缮或重建了北渠湾陡、晒禾陡等13座陡门，加上原来的星桥陡、林山陡等陡门，如今有18座陡门保存完好。

■星桥陡，位于永安水和澪水的汇合处，星桥是南陡下游最后一座虹式单拱石桥。陡、桥合一，自成一景。

　　挖掘陡军文化资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谈到陡门，就不能不提灵渠“陡军”这一独特的水运管理专门机构和队伍。历史上陡军是如何形成的？他们又是如何进行灵渠的日常管理工作的？

　　陈兴华：陡军是随着陡门的产生而产生的。灵渠建成之初便有一支专门管理陡门的队伍，在当地称之为“陡军”，陡军头目称“渠目”或“渠长”，工作人员叫作“陡夫”。唐宝历元年（825），李渤创建陡门时已经安置专人看守，也就是说在唐朝，守陡人就已经出现。

　　不过，灵渠上何时开始有陡军，目前尚未见到明确的历史资料与考古方面的证据。据明永乐四年（1406）黄福在《奉使安南水程日记》载：兴安白云驿“驿之南北，设闸三十六所。驿以北闸十，水流而北；驿以南闸二十六，水流而南。每处设军二人守之，船过则放闸”。这里所说的“军”，即留守灵渠陡门的陡军，主要任务是负责启、闭陡门。这是目前我们所知关于陡军的最早记录。据此推算，明代的灵渠陡军总人数在72人以上。

　　陡军的管理者，从明代开始到民国年间，由季、颜、宿三姓世袭为“渠目”或“渠长”，也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世官”。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明王朝为征讨桂西南丹一带农民反抗，派兵部尚书唐铎负责军事，敕命监察御史严震直负责通修灵渠保证军运。严震直疏通灵渠后，其部下季、颜、宿姓三位指挥使接到朝廷命令，留下护屯灵渠陡门。从此，季、颜、宿三将军和他们的后代定居在灵渠沿岸的季家屋场村、枞树山村、茄子塘村、溶江街附近一带村庄里，奉旨实行军屯，世袭守陡。

　　《中国社会科学报》：虽然陡军已经随着时代变迁消失在历史视野中，但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我们应如何充分认识并进一步挖掘其历史文化价值？目前，桂林已经做了哪些努力和探索？

　　陈兴华：陡军与灵渠一样，随着20世纪30年代桂黄公路、湘桂铁路的相继通车而逐渐消失，但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却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实早在民国时期，桂林当地文史学者唐兆民先生就参与了广西当地政府组织的灵渠专项考察，并采访了灵渠最后的陡军“渠目”宿昌定，将采访记录纳入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编著的《灵渠文献粹编》之中。近年来，广西当地学者不断挖掘陡军文化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讨和研究活动，出版了灵渠申报世界遗产系列丛书《兴安灵渠陡军文化研究集萃》等研究成果。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的文化振兴，陡军文化在灵渠两岸的乡村振兴中颇有意义。兴安镇三桂村委东村，因位于灵渠东岸而得名，是以陡军季氏家族为主要成员的村落。村内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传统建筑集中，因有着独特的灵渠陡军传统文化而吸引众多文人墨客及游人驻足。2018年，该村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近年来，东村持续打造陡军文化特色，吸纳和凸显灵渠陡军的文化元素，将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资源相融合，通过旅游开发让传统村落及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和开发，让东村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幸福乡村。

　　陡军及其特色文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陡军在历史上从军人成为“民兵”，为保障灵渠正常通航，为祖国安定、政治经济发展等作出重大贡献。第二，在水上交通的管理上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是中国乃至世界交通史上的典范。第三，季、颜、宿三姓远离故土、守卫南疆，舍小家为大家的爱国精神在当下依旧意义重大。

■陡军文化村落—兴安东村

灵渠功能的历史变迁 

　　作者：江田祥

　　灵渠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人工运河之一，被誉为世界古代水利明珠。秦朝开凿灵渠“只为军粮计”，军事运输是其主要功能。自北宋以降，灵渠发挥着经济贸易、水利灌溉、文化旅游等重要功能，大大促进了国家统一、边疆稳定、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与民族交融。

　　军事运输 

　　秦朝开凿灵渠的主要目的是运输军粮，这为秦军顺利南下、统一岭南发挥了重要作用。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秦军分五路南征百越之地，因遭到本地西瓯越人的激烈反抗，经过长期的艰苦战争，秦军后勤粮饷供应困难，监御史禄被任命凿渠运粮。秦始皇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间，监御史禄督率士卒成功开凿了灵渠，连通了中国南方的水运网，秦军及时得到粮草和兵源补给，最终实现了国家统一。

　　此后，灵渠一直担负着重要的军事运输职责。西汉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兵分四路平定南越，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征讨交趾之乱，这两次南征队伍都途经灵渠进入岭南地区。唐朝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统治由盛转衰，岭南政治军事形势风云突变，灵渠的军事运输作用至关重要。晚唐宝历元年（825），桂州刺史、桂管都防御观察使李渤疏浚灵渠河道、建造铧堤、修建陡门，大大提高了灵渠通航效率。自晚唐会昌年间起，南诏多次大举进犯安南与邕管，唐王朝征调众多岭南以北的诸道军士前来支援，诸道军士的南来北归与前线军饷馈运，大都要经过灵渠一线。唐咸通七年十月，高骈收复安南，平息南疆危机；咸通九年九月，鱼孟威开始大力整治灵渠，疏通了岭南内河航运，完善了中原至安南的军事运输网络。

　　经济贸易 

　　北宋至明清时期，随着岭南漕运与灵渠民间航运逐渐兴起与繁荣，灵渠的经济贸易功能愈发重要。据《后汉书·郑弘传》记载，灵渠应是岭南交趾七郡贡品北上，进入中原地区的重要水上通道，也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灵渠沿线陆续发现了汉代、唐代的胡人俑，说明灵渠在连接中原与岭南及海外丝绸之路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灵渠作为唐宋南方漕运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唐代以后，灵渠修缮次数大增，共有35次，其中唐代有2次，宋代至少有6次。如《宋史·李师中传》载“桂州灵渠故通漕，岁久，石窒舟滞，师中即焚石，凿而通之”。降至元明时期，粤盐是灵渠水上运输的重要物资，地方官员不得不定期修缮灵渠。入清后，灵渠上的滇铜、粤盐、湘米等商贸运输事务更为繁忙。

　　此时，灵渠发挥的功能包括水上交通、水利灌溉、商品贸易、湘米南运以及运输滇铜。自16世纪以来，灵渠成为中国南方水运网络的重要一环，连接着岭南地区、西南地区、长江流域及京杭大运河，也可南下广州、合浦，进入广阔的海域，为促进岭南与中原、东南亚等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泄水天平，是指建在灵渠上的溢洪堰,主要起到排洪作用。

　　水利灌溉 

　　农业是历朝立国之本，水利灌溉至关重要。灵渠沿线地区拥有良好的水资源条件，灵渠水利灌溉功能的凸显与唐宋以降桂林本地军民人口增加、农田开发息息相关。在北宋王安石变法期间，全国各地不断垦荒农田、兴修水利。熙宁前期，摄兴安知县的李忠辅修浚灵渠、恢复前人的水利灌溉设施，灵渠两岸田地受益颇多。明洪武四年（1371）正月，《明实录》记载地方官府修复了灵渠堤岸与三十六座陡门，说明灵渠灌溉作用的重要性。洪武二十九年，严震直主持大修灵渠时，修复了灵渠沿线的24处灌田水涵，灵渠沿线地区农业生产得到长足发展。

　　清雍正八年（1730），云贵广西三省总督鄂尔泰和广西巡抚金鉷等人大修灵渠与临桂县相思埭，鄂尔泰在《重修桂林府东西二陡河记》中，记载两渠共灌溉数万亩农田。乾隆二十年，两广总督杨应琚再次疏浚灵渠与相思埭，灵渠两岸“农田之赖以灌溉者，不知其几千百亩”。

　　1949年以后，广西各级政府十分重视发挥灵渠的灌溉功能，通过全面修复灵渠水利工程，兴建支灵水库、泥堰水库、金沙冲水库、南岔塘水库、洛塘水库等，兴修灵渠总干渠、一支渠、三支渠、严关干渠等水渠，形成了以灵渠南渠、北渠为中心的水利灌溉网络系统。至2017年底，灵渠灌区的总灌溉面积达到4333公顷，其中水田为2689公顷，灵渠灌溉区成为兴安县重要的粮食、蔬菜和水果生产基地。

　　文化旅游 

　　灵渠拥有独特的工程智慧以及沿线丰富的山水景观、名胜古迹、建筑设施与摩崖石刻等，加上不少文人骚客写下的大量优美诗文篇章，使灵渠的历史文化价值、旅游价值日渐彰显，吸引了不少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

　　20世纪40年代，当地政府大力整建风景区、推广旅游，邀请文化界知名人士游览灵渠。1942年5月，湘桂铁路理事会与中国旅行社在桂林合组兴安游览团专列，盛况空前。当时的中国旅行社社长潘恩霖认为灵渠“巧夺天工、利尽百世”，并将游览灵渠提升到“激荡民族自信”的高度。

　　1963年3月28日，郭沫若、翦伯赞等一行人来到兴安游览灵渠，郭沫若赋诗《满江红·灵渠》，将灵渠与长城相提并论，称赞灵渠“诚足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世界之奇观”，“北有长城，南有灵渠”的说法由此流传至今。

　　1988年，灵渠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灵渠被评为国家级4A旅游风景区；2018年8月，灵渠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如今，千年灵渠正迎来申遗的新机遇，这颗中国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终将绽放出令世界瞩目的光芒。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明清时期桂江流域的环境、社会与文化研究”（19BZS103）、广西社科界智库咨询课题“灵渠功能研究”（skzkzx2023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