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时代之镜 绘学科之谱

——评《中国体育学年鉴(2025年版)》

2026-11-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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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11月,由温州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教授易剑东主编的《中国体育学年鉴(2025年版)》(以下简称《年鉴》)即将出版。《年鉴》可以作为体育学学科建设里程碑式的历史记述,兼具史料性、学术性与实用性,为体育学研究者提供可查、可用、可引的工具书。

构建完整的体育学学科知识图谱

  多维度呈现学科发展图景。《年鉴》不仅呈现了研究成果,更直面体育学学科边界不清、学科成熟度不高等深层问题,体现了学术反思的自觉精神,这由体育学的学科属性所决定。

  改革开放后,“体育文化”研究视角的提出就是针对主流生物体育观的。该视角借用哲学现象学的精神,回到运动世界,回到事物本身,就是“实事求是”,去发现、去剥离出体育运动的魅力。由此,我们方可进入体育运动自在自为的境界:“自在”就是去寻出运动本真性,解释运动何以被喜欢、被接受;“自为”是要求我们在契合运动的内在魅力的基础上去“为所欲为”,俗话说就是按规律办事。

  将“体育文化”阐释学观念引入体育学研究,可以形成对体育本体的思考。体育运动作为社会文化中一种独立的完形结构,产生于文艺复兴后,工业文明初期,然而,对体育进行文化阐释的探究,则是新兴的。如何从文化哲学的角度,以人为中心,探寻体育运动的文化底蕴,为体育学学科建设确立了新的研究范式。在体育的符号意涵和话语表达中,能够揭示其运行的象征逻辑。在某种意义上,文化与象征一样,并非现实中的实际运用,而是超出社会结构所表示的意义之间的联系;由这类联系构成的社会形态即文化实体。体育文化是多元的、相通的、没有明显界限感的存在,是一种象征性的表达,也是通过物质载体的形式综合反映出来的共有实在。

  “体育新学科”研究与传统的体育科学研究相比,在学科性质上仍有其特殊性,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体育新学科”仍然是“自由选题”,研究者依托个人兴趣开展探索,研究方向常游离于主流学科之外,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国家社科基金、国家体育总局课题等“课题指南”和“同行评议”约束。第二,以课题立项形式开展的“体育新学科”研究虽实行课题负责人制,但成果具有多人合作的集体智慧性质。第三,体育新学科依存的母体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决定了学科基础性特征,同时,其应运而生的应用性“发展研究”,带有某种意义上的为体育行政决策服务的软科学研究性质。

  “体育新学科”拓展了体育学研究应有的知识面,从体育运动作为社会文化构建方式,对体育运动从哲学、文化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法学等角度进行认识和探讨,把握体育运动立体的、多层次的社会文化综合体的特征,在更高层次、全方位上思考问题,丰富和完善了对体育本体属性的阐释。这是“体育新学科”对体育学建设的历史性贡献。

  给出了当代知识增长的有序性。现代学科知识都具有一定的结构系统,无论是有关某一对象的知识,还是某一学科、某一领域的知识,都是一种知识结构系统,体育学研究也是这样的一种知识结构系统。从体育学的形成和发展看,这个知识系统是动态存在的,符合当代知识增长的有序性特征。体育运动实践随着时代的更替和社会文明的演进,呈现出变化发展的特征。体育自身的繁荣和发展正向着更深的层次推进,与社会文化大背景的接触面越来越广,标志着体育学科融入许多人文学科的知识,且形成独特的探究方式。体育人文学研究符合现代知识增长的特征,体育学科也是开放的知识系统,和其他学科一样,处于动态发展之中,我们将其纳入现代科学发展的图景之中,便可发现体育学知识增长的特征。

  首先是综合性。体育人文学的出现正是现代知识增长的具体表现,知识更新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同一学科领域内不同层次之间的综合,另一种是不同学科之间的综合。体育人文学属于第二种。

  其次是有序性。体育人文学的出现有主观上的动因,更重要的是体育运动发展的实践使然。也就是说,体育人文学给体育学科带来的知识增长,是体育实践发展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体育人文学表达了体育学科知识增长的有序性,是体育运动实践有序发展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这对体育学科知识体系进行正确的评价,不断提高知识有序化的程度等,都具有重要作用。

具有难能可贵的反思批判精神

  《年鉴》在体育学各分支综述中,写作者并未一味颂扬,而是明确指出了体育学存在的共性问题。

  学科边界模糊,需要在体育作为人的运动行为的本体论层面重构学科体系。体育学作为学科,应该说还不具备学科门类的标识。学科门类的确立有三个基本标识,一是研究对象的独立性,二是具有本学科的方法论体系,三是本学科概念与范畴构成的学术史。体育学没有形成自身的方法论体系,还不是学科门类,不具备学科独立性。目前体育学专业还不能授学位,体育专业院系毕业生授的是教育学学位,尽管1996年体育学就成为一级学科。

  造成这种学科发展局限性的根由,是长期以来基于生物体育学经验实证主义的研究思路。因素还原的关系性探讨,强调运动行为结果数据关系的探究方法,比如我们做运动疲劳的研究,常用的方法是抽血测血乳酸,通过血乳酸来判断运动者的疲劳状态。用数据关系对运动行为做判断,而不是去研究运动情境中人的运动行为过程本身。这一套理路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中亦如此,通过问卷调查表或者量表测试,以概率统计对运动行为人的行为作出判断,这类研究只注重人的运动行为产生的数据关系,忽略运动行为人主体性真实的行为表达。

  这样的研究逻辑,存在几个问题:第一,缺乏主体性。运动情境中人的运动行为,是一个主体性的活动,一个活生生人的活动,可称之为“living body”,不是肌肉的或骨骼的问题,而是一个生命体行为问题。

  第二,缺乏整体观。人的行为最显著特点是整体化,一旦将人的行为还原成某种功能属性,往往会背离行为真相。运动训练学研究人的运动能力,把“运动能力”分解开来,用力量、速度、耐力、柔韧、协调等“身体素质”来展示人的运动功能属性。从分析问题的角度,我们可以做这种功能属性的讨论,但是这里有一个逻辑问题。表述一个人的运动能力的“力量、速度、耐力、柔韧、协调”等等,仅仅是描述性概念,我们在研究中,竟然把这类描述性的概念当成了实体概念。于是出现足球运动员下半场腿抽筋就认为是耐力不好,要练万米跑。体操运动员翻跟头不到位就判定为速度不行,去练百米跑。运动行为研究中的因素还原论,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至苏联体育学的指导理念:“巴甫洛夫学说是体育的自然科学基础”。其实人的运动行为不是通过数据关系的分析就可以获得客观性,因为运动行为是主体人的行为,唯有在行为叙事中展示身体感,还原动作技术过程,才能体现真实性。

  第三,如何理解“真实性”。科学研究强调普适性,只对概率负责。科学中讲的“真实”来自法学,法学就是研究人的行为的学科,所以,“真实”是一个人文概念。真实就是“发生”,实实在在的“存在”。在“存在”中研究“存在”是不可能的,那究竟应该怎样研究“存在”呢?有认识论与本体论两套思路,认识论讨论“存在”主要是哲学的命题;本体论讨论“存在”,体育学是最有效的方式,这是由运动行为的即时可检验性决定的。于是,要有效回答“真实性”,研究人的运动行为的体育学给出了最佳途径。运动行为人切身感受的口述史语料,在行为叙事中还原了动作技术过程,使“存在”得以“再现”,这种“再现”是“非即时的”“虚拟的”。这种虚拟好比小说家笔下的情节叙述,读者被感动,就是人的“共情”所致,人们在虚拟的故事中感受到过往的生活,这种“生活还原”就是行为叙事的“真实性”。

  体育学研究依赖于科学还原论,依赖于数据关系的讨论。这种数据关系的还原依赖于学科知识与理论的解读,很难让体育学获得学科独立性的地位。中国体育学本土化的理论建立,是几代学人一直在努力的。“体认”范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回到运动情境去做运动行为志叙事的过程性还原。那么有了这样的学术依据,我们就为体育学发展找到了一条揭示运动行为真相的方法学路径。

  如果从本体论出发,“体育文化”不仅是一个概念,而且具有方法论意义。体育学的逻辑起点是身体感,身体认知就是动作技术的身体感建立,“身体的存在”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生物性的身体,作为自然现象存在的身体近乎永恒,因为个体存在是生命规律的表现形式。在纯粹的生物性层面,所有人都共享相同的基本结构和需求(呼吸、进食、睡眠等)。这构成了人类平等和同理心的生理基础。运动竞技首先是对生物身体极限的探索。力量、速度、耐力、柔韧、协调性,所有这些都建立在身体的生理潜能之上。

  第二层次是社会性的、人格的身体,这是作为文化符号的身体,身体不再仅仅是单纯的生物体,而且成为了社会意义和价值的载体。它通过姿态、服饰、行为、技能来传递信息,成为社会身份、地位、规训和文化的隐喻。不同的社会文化会塑造不同的“理想身体”。比如,对健美的推崇、特定的礼仪、姿态等,都反映了特定时代的价值观和权力关系。运动竞技是社会性身体的集中展演。运动员的队服、庆祝动作,甚至文身,都富含社会信息。身体在运动中的表现,成为我们解读社会文化的方式。身体作为社会性存在,让研究身体运动行为的体育文化具有了观察社会的阐释学意义。

  第三层次是精神性的身体。作为主体性载体的身体是“我”与世界相遇的媒介,是意识和精神的居所。它不是我们“拥有”的一具客体,而是我们“是”这个主体本身。我们不是用一个“心灵”去指挥一个“身体”。思考、情感和意志是通过身体来实现和表达的。一个深情的拥抱本身就是爱,而不只是爱的符号。正因为此,作为精神性的身体也给了“知行合一”一个合理性解读,体育的至高境界,我们能看到精神与身体的完美融合,运动员在巅峰表现时,感觉不到身体与思维的分离,动作如行云流水,这是一种精神通过身体达到的忘我境界。很多精妙的技战术决策并非来自大脑的理性计算,而是来自身体感训练形成的“直觉”或“本体感觉”。运动竞技中出现的“超强应激”现象,也是精神对身体极限的超越。

  身体存在的生物性、社会性与精神性三个层次,并非割裂,而是相互交织、彼此动态影响的。有三个方面,身体的生物性是社会性和精神性的基础,没有健康的生物性身体,社会表现和精神活动都会受限;身体的社会性塑造并规训了身体的生物性存在,时尚的社会审美促使人们去健身甚至整形,身体管理直接改变了生物身体。社会的礼仪规范塑造了我们的坐姿、站姿、仪态等身体习惯;身体的精神性主导并超越前两个层次,强大的精神意志可以克服身体生物性的局限,也可以打破身体社会性的规训。同时,冥想、瑜伽、高水准的运动训练等深度的身体实践也能反过来锤炼和提升精神境界。

  实践是人的主体行为,也就是“身体认知”。它不仅仅是头脑中的思考,而是主体(人)通过身体与客观世界进行互动、探索和改造的过程。“真理”就是概念认知获得的对象性判断,是对认识对象的理论把握,形成了有解释力的概念或概念体系。实践作为“身体认知”是一个从“表象”到“互动”的过程,传统认识论常常把认知视为大脑对世界的一种“表象”或“镜像”,其实心智不能局限于大脑,而是大脑、身体与环境的动态互动关系。我们通过身体的感官(看、听、触等)和运动系统(操作、移动)来获取关于世界的第一手资料。一个从未见过、摸过“苹果”的人,很难真正理解“苹果”这个概念的全部内涵(颜色、质地、重量、味道)。

展望与期许

  《年鉴》在首卷基础上已有明显改进,但仍有可完善与拓展的空间。主要有三:一是内容偏“综述汇编”,深度分析仍可挖掘。《年鉴》整体仍更接近成果汇总与资料整理,专题综述的加入增强了跨学科视野,但缺少对“为什么出现这些研究”“为何重复研究”“未来突破的方向是什么”“学术泡沫化的根由在哪里”等问题的批判性审视。二是国际视野仍可拓展,中外比较维度有待加强。虽然新增专题尝试中外比照,但《年鉴》整体仍以国内为主,对国际体育学前沿、中外研究差异、中国经验的国际价值等涉及仍较少,不利于学科国际化与对话能力提升。三是筛选标准需要更加透明。

  (作者系武汉体育学院东湖学者、讲席教授)

【编辑:李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