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正值“中巴文化年”，也是两国跨越重洋、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与推动文明互鉴的关键契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作为东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核心成员，中巴人文交流源远流长。自16世纪中叶海上丝绸之路延展至巴西，两国人文交往已近五个世纪，逐步构筑起官民兼顾、顶层与基层结合、长短期互补的多层次宽领域格局，为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民意基础，堪称“不同文明和谐共生、互学互鉴”的典范。近期，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教授程晶所著《文明对话与交流互鉴：中国与巴西人文交流研究》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该专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结项成果，从文化、体育、教育、媒体等多元维度切入，结合“请进来”与“走出去”的政策实践，系统考察中巴人文交流的历史脉络与阶段特征，既展现了中巴两国历久弥新的双向情谊，亦为中国与“全球南方”开展文明对话提供了生动范本。

《文明对话与交流互鉴：中国与巴西人文交流研究》

一、时代强音：以“全球文明倡议”领航中巴人文交流

　　本书第一部分系统建构了人文交流的理论框架与当代价值。随着冷战结束和两极格局瓦解，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加速，人员跨国流动显著增强。然而，以政治、军事为核心的传统外交范式，已难以有效回应复杂多元的国际新秩序。在此背景下，以文化为内核的软实力互动成为各国战略关切，而承载民众主体性与文化内涵的人文交流，凭借其亲和力、渗透力与感染力，逐渐跃升为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之外，维系国家间关系稳健发展的第三支柱。

　　冷战落幕虽催生新一轮“民主化浪潮”，却未消解文明体系与价值理念的结构性张力。文化冲突频发，“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等西方中心主义叙事借机泛起。有鉴于此，202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以“四个共同倡导”为核心要义，为全球文明互鉴与共生提供中国方案，超越意识形态划界的零和逻辑，亦为身处世界百年变局的中巴关系标定战略方位。

　　中巴分处东西半球，同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承续绵延的中华文明，巴西则以混血文化熔炉与开放包容著称。两国文化基因中深植“和而不同”“多元共生”的共识，这不仅奠定跨越太平洋的文明对话情感根基，更使中巴人文交流成为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典型场域。

二、历史回响：从“里约茶园”到“民间外交”

　　本书第二部分回溯了中国与巴西建交前的人文交流脉络。中巴两国虽远隔重洋，但人文交往由来已久。早在16世纪中叶大航海时期，以澳门为枢纽，中国传统工艺与文化元素逐步传入巴西。到19世纪初，双方人文互动迎来实质性突破：1814年至1825年间，约300名中国茶农抵达里约热内卢，在传授种茶技艺的同时，也将中国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习俗带入巴西，“里约茶园”由此成为两国早期人文交流互鉴的开端。此后，1881年《中国—巴西和好通商航海条约》的签订，以及1889年清政府派遣傅云龙访巴西，均为中巴早期人文交往的重要见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巴处于冷战对立阵营，但在中国“民间外交”的推动下，两国人文交流反而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本书系统梳理了这一时期中国“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实践：在“请进来”方面，中国邀请了大量巴西及拉美国家的青年代表、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来华，如巴西作家亚马多曾于1952年、1957年两度访华；在“走出去”方面，中国派出高规格代表团赴巴交流，如1956年楚图南率领85人的中国民间艺术代表团赴巴西等南美国家演出，引发广泛反响。与此同时，中国还积极译介巴西文学作品、开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葡语广播，进一步拓展了双边人文交流的广度与深度。不过，1964年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受冷战局势影响，巴方无理扣押九名中国公民（即“九人事件”），使原本上升期的中巴人文交流骤然陷入长达十年的停滞，直至1974年两国建交后逐步恢复。

三、风雨兼程：从“谨慎开局”到“机制化构建”

　　本书第三部分对中巴建交后四十年（1974—2014年）的人文交流做了分段精细研究，涵盖各阶段的发展背景、脉络、特征与演变规律。1974年8月15日，中巴正式建交，人文交流由此进入以政府间协议为制度依托、以常态化机制为运行保障、以持续拓展为战略目标的新阶段。本部分将这四十年划分为四个阶段，清晰呈现了中巴人文交流与国际格局演变、两国内政变迁及双边经贸互动同频共振的发展轨迹。

　　第一阶段（1974—1983年）为建交初期人文交流的缓慢恢复期。在两极格局对峙下，巴西军人政府受意识形态差异影响，对中国持审慎乃至戒备立场。虽已实现关系正常化，但双边政治互信仍较薄弱，初期贸易额不足2000万美元，人文交流处于谨慎试探与低水平恢复状态。在此约束下，交流多为偶发性、象征性的单向接触，缺乏制度支撑。例如，中国主要以“走出去”方式开展单向文化展示，如派遣武汉杂技团、天津京剧团等赴巴演出，在巴举办图书、陶瓷展览等，为后续交流作战略铺垫。

　　第二阶段（1984—1992年）为机制化构建阶段。随着巴西民主化进程启动，文人政府对华政策由保守戒备转向积极务实，政治互信逐步积累，人文交流步入机制化、规范化轨道。两国签署《中巴政府文化教育合作协定》等一系列文件，推动两国人文交流从偶发、象征性的边缘状态，转向政府主导、顶层设计引领的机制化轨道，呈现多维拓展与内涵深化并举的态势，媒体与体育交流也从互访展示走向实质机制构建。这一时期巴西文学在华译介空前繁荣，大量反映巴西历史与社会风貌的作品进入中国，中国电影展、艺术展在巴屡获荣誉。但整体而言，交流仍由政府主导，制度化建设尚处雏形，民众参与极为有限。

　　第三阶段（1993—2002年）为战略伙伴框架下的多维拓展期。1993年，中巴确立战略伙伴关系，为交流拓展奠定坚实基础。伴随政治互信深化与经贸科技合作突飞猛进，双方开始统筹规划人文交流路径，广度与深度实现双重飞跃。高层互访常态化，社会与民间主体参与度显著提升：互派留学生规模扩大，以健力宝青年足球队为代表的体育人才培养持续深化，高科技领域如中巴地球资源卫星（CBERS）项目落地，既铸就南南合作典范，也极大丰富了人文交流内涵。不过，本书也指出，相较于同期快速深化的经贸合作，人文交流整体推进仍相对滞后，双方在资源投入上存在一定不平衡。

　　第四阶段（2003—2014年）为全方位、多层次的深化拓展阶段。进入21世纪，受全球人文交流浪潮推动，中巴将人文交流纳入国家对外战略有机组成部分，确立其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核心支柱之一。双方显著加大资源投入与机制建设力度，“请进来”与“走出去”双向互动空前活跃，交流层次由表层艺术展示迈向高等教育、学术研究及价值观对话。2008年首所孔子学院在圣保罗州立大学正式揭牌，数年间巴西成为拉丁美洲开设孔子学院数量最多的国家；“感知中国”等大型文化活动频繁落地，两国双向出入境旅游客流规模持续扩大。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民间与官方协同推进，打破以往“中方单向输出”局限，形成双向奔赴、共生共荣的深度交融格局。

四、以史为鉴：中巴人文交流的时代启示

　　本书第四部分对中巴建交以来人文交流的实践成效进行综合评价，提炼历史启示。自首批中国茶农抵达“里约茶园”，中巴人文交流跨越两个多世纪，从民间探索升华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国家战略互动，折射出两国关系从政治主导、经贸驱动，向政治、经贸、人文三位一体均衡发展的成熟进程，为深化南南合作与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积累了民意基础与宝贵经验。

　　建交四十多年来，中巴人文交流成效显著：其一，极大增进两国民众直接互动与相互认知，有效缩短东西半球心理距离；其二，稳步提升巴西民众对华好感度与社会认同，夯实双边民意基础，增强应对外部地缘政治波动的韧性；其三，推动文化、教育、体育、媒体等领域平等交流与互学互鉴，丰富双边关系价值底蕴。

　　在肯定成效的同时，本书也指出当前面临的制约与挑战：一是总体规模有限，虽发展迅猛，但双向游客、留学生规模等与两国体量及潜力仍不匹配；二是民众深度认知不足，部分群体印象仍停留于表层刻板印象；三是合作深度有待拓展，部分项目在落地实施与可持续性上存在短板，难以形成长期深层效应；四是跨部门、跨领域制度保障与资源整合能力亟须加强，长效机制尚不健全。这些挑战，正是未来交流由“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的政策着力点。

　　冷战结束以来，面对冲突变化频仍的国际变局，中巴在文化上相互尊重、理念上相互包容、思想上相互理解，为人文交流注入强大生命力，生动展示了全球文明倡议的实践。中巴人文交流的历史经验为我们留下深刻启迪：一是坚持以人为本，不局限于官方与精英互动，要激发社会各界与民间力量协同参与；二是突出重点，在均衡推进各领域的同时聚焦关键抓手，真正实现民相亲、心相通；三是深化媒体合作，扩大传播效能，塑造积极国家形象，增进巴方认知；四是推进思想与价值观深入交流，发掘文化深层共振，拓展交流深度；五是秉持平等对话，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消弭隔阂、化解冲突，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六是强化自身建设，内外一致提升交流实效与文化软实力底蕴。

　　2026年“中巴文化年”隆重开幕之际，本书出版恰逢其时。全书以近五个世纪交往史为经纬，系统诠释全球文明倡议的实践，为社会全面认知双方人文交流脉络与全景提供深刻解读，成为消解隔阂、深化认同的重要桥梁。人文交流是一项长期系统的民心工程，潜移默化、循序渐进，需以人为本、扎根基层，在时间中沉淀、实践中累积，立足长远、深耕细作，助力将中巴关系打造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相互促进的典范”。

　　（作者系南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