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成为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以来，区域国别研究蔚然成“学”，相关讨论也从“要不要建设”转向“怎么样建设”。目前，调查研究方法在当前区域国别研究中应用尚且不足，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可能如下：

　　第一，研究动力赋能不足。国际上，区域国别研究虽然在19世纪发端于英国并服务其殖民统治，却发展于二战及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出于情报和军事需要设立的区域研究中心，并在20世纪60、70年代影响欧洲、日本等地区和国家的相关学科建设。伴随地区性知识增长，区域研究的影响力逐渐从政策领域扩展至学术理论构建，研究方法也开始基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互补，逐渐走向科学化。相较而言，国内区域国别研究虽然从理念上日益重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但仍以人文学科方法为主导，这与国家发展阶段性背景下的学术传统和学科发展现实密不可分。长期以来，我国对域外国家和地区的认知主要建立在历史学、外国语言文学和国际问题研究的基础之上。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长，不论是服务国家战略和外交大局，还是构建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对世界的认知都急需立足并超越传统学科以文本和二手文献为主的研究方法，从研究方法上推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优势互补，提高调查研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尽快弥补当前区域国别领域重历史而轻现实、重宏观而轻中/微观、重官方话语而轻地方社会研究导致的认知偏差。

　　第二，研究素养发展不足。区域国别研究的特征决定了该领域人才不仅要熟练掌握研究对象国的语言（甚至不止一种语言），还要具备在研究区域、国别地方社会生活和工作并采用规范性方法开展研究的能力；研究者不仅要密切关注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方面的历史与现实交织互动，还要具备基于数据和资料分析进行解释、阐述、批判和理论构建的能力，进而以学术方式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架桥铺路”。但目前，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理论和方法尚处于探索阶段，最为紧迫的问题就是区域国别研究人才短缺，人才培养方案中“如何设置一张课程表”的问题尚待深入研究。对照教育部在2017年印发的《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建设指引（试行）》中提出的“造就大批满足国家重大政策研究需求的‘国别通’‘领域通’‘区域通’人才”目标，学术传统局限和学科发展现实共同作用下的区域国别研究者素养存在特定的历史性、阶段性发展短板。

　　第三，科研保障有待提高足。目前，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不仅面临学科布局不平衡，对美国、英国、俄罗斯、欧盟、东盟等发达国家、大国、重点区域、重要国际组织研究较多，对落后国家、海岛国家、小国、非洲、拉美等研究较少，还面临区域国别研究管理滞后的问题，例如跨学科队伍组织松散、学位授予管理和区域国别研究评价机制相对滞后等。未来，如果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广泛应用调查研究方法，那么，不论是质性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抑或混合研究方法，均意味着更多的科研资源投入。例如，实地调研尤其长期海外田野调查的高成本，研究者学习调查对象国语言、驻外生活技能、调查专业技能和跨文化沟通技巧等所需的各类制度和机制保障，现行科研评价体系对职称评审、绩效考核与调查研究进度、成果产出评价之间时间周期耦合偏差的调适性平衡，以及个体和团队在调查研究推进过程中防范、处置相关政治和安全风险导致的额外成本，此类问题均指向区域国别研究相关科研保障体系的建设水平。

　　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在我国仍处于学科建设初始阶段，可以说，未来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健康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调查研究方法的应用水平。从国际发展历程、研究任务和目标、学科特征来看，不论是理论与政策研究相结合的现实需求，还是从地区性知识上升到一般性理论的学术追求，均要求区域国别学在研究方法上遵循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互补融合的发展路径，根据具体研究语境选择适配的质性、量化或混合类调查研究方法。与此同时，伴随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基于行动者的模型（Agent-based Modeling，ABM）等前沿方法亦可用于区域国别研究，以便通过研究方法的优势互补和更新迭代最大限度地寻求对研究问题的最优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