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重要时期。在物资匮乏与舆论封锁的艰苦条件下，党的新闻工作锻造了以“真实性、群众性、创新性”为核心的优良传统。在智能传播深刻重塑媒介生态的当下，重温延安时期的新闻传统，旨在回应时代之问，从源头处汲取应对挑战的历史智慧。

事实逻辑的坚守与捍卫

　　延安时期对新闻真实性的坚守，具有深刻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1943年，陆定一同志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高度将事实确立为“新闻的本源”，强调事实是第一性的、一切性质是第二性的，划清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新闻观的界限，奠定了“事实第一性”的理论基点。马克思曾指出“报刊的本质是真实的和纯洁的”，他把谁是根据事实来描写事实，谁是根据希望来描写事实，作为划分好坏报刊的标准之一。

　　在实践层面，延安时期倡导新闻工作者深入调查研究，反对脱离实际作风，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不实报道，提升了党报的权威性与公信力。这场运动昭示了一个根本逻辑：战争年代党的报刊是群众了解真相的主要渠道，失去真实性即失去群众信任，进而丧失动员组织群众的政治能力。在与国民党的舆论斗争中，用事实说话更是中国共产党最有力的武器，用事实说话的斗争策略使延安的声音穿透封锁，赢得了国内外道义认同，具备了难以辩驳的公信力。

　　当前，算法推荐等技术重塑着信息生产和分发方式，“情绪比事实更有传播力”“虚构比真实更容易吸引流量”的后真相特征日益突出。在这一语境下，坚守新闻真实性是党媒区别于商业平台的根本标识。第一，建立常态化的事实核查机制。在全媒体时代，主流媒体应建立系统化、制度化的事实核查机制，主动纠正不实信息，维护自身的权威性，将事实核查从个别行为上升为制度化的职业规范。第二，在重大公共事件中做到第一时间发声、用事实回应关切。信息真空中谣言必然滋生，主流媒体的缺席必然导致公信力的流失。在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中，主流媒体应主动发布权威信息，用事实消解猜测和谣言。第三，正确处理“时效”与“真实”的辩证关系。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全媒体时代信息竞争以秒计算，但快不能以牺牲新闻的真实、准确为代价。延安时期在极端条件下仍坚持事实为本的理念，这一底线在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更应坚守。

传播主体的重构与激活

　　延安时期，群众办报思想在理论自觉与制度建构两个层面同步推进。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后，明确将党性与群众性列为党报的工作原则。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给晋绥边区《抗战日报》的指示中，告诫报社的同志不要忘记自己“是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1948年，他在接见《晋绥日报》编辑人员时，进一步阐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明确指出报纸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通讯员制度是群众路线制度化的集中体现，其核心在于将群众从读者提升为办报主体。通讯员队伍的壮大使新闻生产从少数记者的职业行为转变为群众广泛参与的集体事业，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与话语体系的统一。群众不仅是传播的受众，更是传播的主体，只有让广大群众成为传播的参与者，传播才能真正实现有效抵达。

　　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创新实践党的群众路线，大兴‘开门办报’之风”。践行这一要求，需从三个维度实现转化：第一，从“通讯员制度”到“用户生产内容生态”。延安时期通讯员制度让群众成为新闻生产的参与者，今天的主流媒体应主动搭建开放平台，吸纳用户参与信息生产传播。如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打造UGC生态，鼓励市民记录身边变化、反映民生诉求，通过话题征集实现常态化互动，让用户成为内容生产者和城市共建者。第二，从“读者来信”到“议题共创”。延安时期，《边区群众报》以关注群众的柴米油盐为办报方针，《人民日报》在2025年推出的“读者点题·共同关注”专栏则是这一传统的当代转化。将群众路线与新手段相结合，聚焦读者共同关注的话题，与群众同题共答。从“来信”到“点题”，群众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和反馈者，更是议题的设置者和内容的共创者。第三，从“单向传播”到“深度连接”。延安基层通讯员制度的成功，在于它与群众生活融为一体。当今的媒体融合不能停留在渠道铺设方面，而应嵌入群众的数字生活场景，通过机制创新、算法升维、平台重构等系统性变革，实现“人民本位”的价值旨归。

传播效能的迭代与升级

　　延安时期的物质条件极其匮乏，窑洞是工作室，马兰纸是新闻纸，煤油灯是照明工具。然而，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当时的新闻工作者依旧形成了锐意创新的传播传统。从传播渠道看，延安构建了多层次传播格局。除报刊外，还建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将党的声音传向国统区和大后方；基层则以墙报、黑板报、油印小报、宣传画等形式与正式报刊互补，形成广泛覆盖的网络。从传播形式看，文艺工作者创造性地改造民间艺术，将政治宣传融入木刻版画、年画、秧歌、说书等传统形式中。《兄妹开荒》《白毛女》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革命信念，使革命思想不再囿于书报，而以更生动、更亲切的姿态深入民心。从传播策略看，延安时期形成了“分众化传播”的朴素实践。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中指出：“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针对不同群体采取差异化传播方式，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书斋里的学问，转化为群众手中的武器。

　　当前，信息传播已从匮乏走向过剩，传播的效度比广度更为关键。延安时期以匮乏为常态倒逼出的创新智慧，对今天以过剩为常态的传播环境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

　　第一，推进话语体系的年轻化与网络化转换。延安时期用秧歌剧、年画传递革命信念，今天的媒体需以短视频、直播等新形态“翻译”党的政策主张。关键在于要“看对象”，精准把握不同群体的信息接收习惯与话语偏好，实现精准触达。第二，融合多种媒介形态，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延安时期形成了“报刊+广播+黑板报+文艺演出”的多渠道矩阵，今天的媒体融合需打通文字、视频、音频等多模态表达。上海报业集团2024年启动的变革提供了样本：《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三端合一”，澎湃新闻重组六大采编中心、24个垂类IP工作室。这种以“集约化”替代“摊大饼”的思路，与延安时期“用一切可能手段抵达一切可能受众”的传播理念一脉相承。第三，坚持分众化、差异化的传播策略。延安时期对党员干部、农民、知识分子采取差异化传播，启示今天不能以同质化内容覆盖所有受众。创新不等同于“为技术而技术”。延安时期创新是为了让党的声音“入脑入心”、最大限度抵达群众。全媒体时代融合创新同样应以“实效”为导向，避免陷入形式主义的技术追逐。

　　全媒体时代技术日新月异，但新闻工作“为谁传播、传播什么、如何传播”的根本命题从未改变。延安时期的传统表明，真实是底线、群众是坐标、创新是源泉。传承延安新闻魂，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答时代之问，而“深入群众、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的历史回答，在今日媒介语境中依然焕发着深刻的启示力量。

　　（作者单位：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