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十五五”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政策演进与路径思考

2026-08-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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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3月,李强总理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鼓励更多文化企业和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增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这是“增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同步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部署“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创新传播载体和方式”。相较2025年报告“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表述,可见国际传播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正不断提升。这一政策演进为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带来新的方向指引。

  如今,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已不只是新闻传播教育的局部议题,而是关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全局的战略性工程。本文在梳理政策脉络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研究,分析当前人才培养中有待深化的议题,并提出初步思考。

  政策话语的演进:从“效能”到“效力”的新要求

  国际传播不仅要实现专业化运作,更要产生可感知的影响力。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任孟山表示,国际传播是“中国版中国故事”与“西方版中国故事”的竞争,其根源在于知识生产。据此,人才培养的着力点需从传播技术精进向知识生产能力提升延伸,这是从“效能”到“效力”的转变。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的两处新表述提供了具体线索。“增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将责任主体具体化为“主流媒体”;“鼓励更多文化企业和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则拓展了传播主体范畴,表明国际传播正从官方媒体主导走向“主流媒体+文化企业”的多元格局。这意味着人才培养需回应更加多元的传播场景。

  三个值得关注的议题:基于已有研究的观察

  在“效力构建”的新要求下,结合已有研究与教学体会,可观察到三个值得关注的议题。它们并非培养体系的缺陷,而是伴随实践深化与环境变化出现的新课题,对各高校均有参考意义。

  (一)如何更好地协调知识生产与故事生产

  任孟山将人才培养任务分为知识生产与故事生产:前者要求具有定义权,建构有解释力和说服力的理论体系;后者要求生产打动人心、同频共情的文本与世界对话。从培养实践看,目前在叙事能力训练方面经验丰富,但学生参与知识生产的能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南开大学王晓晖教授、田海天也表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仍处于探索阶段,部分本土知识向具有学术阐释力的理论转化尚需时日。如何更好协调这两个层面,是值得共同探讨的课题。

  (二)如何在技术赋能与人文根基之间找到平衡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AGI参与下国际传播人才的角色将从消弭语言障碍向内容生成、审核与监管转变。王晓晖提醒,生成式人工智能建立在对既有语料的学习模仿之上,可能继承其中的语义偏见。因此,在将数智技术纳入培养体系的同时,深度语言学习和人文素养的培养仍不可或缺,如何找到两者的结合点需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三)如何在全球视野与在地实践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衔接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晓程等结合西部地区的研究表示,受地理与经济条件制约,学生面临实践机会有限、时间短、学分少等问题,这在其他地区高校也有普遍性。任孟山提出“全球‘在地’”理念,主张将区域国别视角系统嵌入培养体系。已有高校作出有益探索:云南大学立足毗邻南亚东南亚的区位,通过“未来传播者”国际合作项目、海外实习基地等探索特色路径;黑龙江大学结合对俄交流背景开设“俄语+新闻”实验班。这表明全球视野与在地实践的衔接既有需求也有路径,关键在于将分散探索上升为系统化的制度安排。

  几点思考:回应新要求的可能方向

  (一)在培养体系中强化知识生产的根基作用

  服务于“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目标,人才培养可从两个层面探索。其一,在课程体系中丰富“中国叙事的知识根基”。当前培养方案多以“传播理论+外语技能+实践训练”为主体,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通识教育方面仍存在短板。高校可在夯实专业核心课程基础上,嵌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比较”等模块。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文秋芳强调,文化知识课都需在中外比较视角下展开。其二,探索分类培养。任孟山提出,博士生侧重知识生产、硕士生和本科生侧重故事生产的思路,二者并非截然分开,而是共同基础上的侧重不同,这或是回应“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的可行方式。

  (二)在技术融入中坚守深度语言学习的价值

  面对“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的部署,关键在于把握技术工具与人文素养的动态平衡。一方面,应积极将AIGC辅助创作、数据新闻可视化等数智技术纳入培养体系,学术界新近提出的“跨学科融合—产学研协同—国际化合作”多维模式为此提供了思路。另一方面,王晓晖的“深度语言学习”理念值得重视:语言是文化的“基础设施”,唯有深度语言学习才能深刻理解对方的认知模式与文明特性。文秋芳的“双轮驱动”策略同样具有启发性:将语言教育与传播教育融合,对不同队伍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语言能力要求。智能经济时代,深度语言学习的价值不是被削弱,而是更加突出。

  (三)以“全球在地”理念丰富实践体系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区域国别研究”,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在部署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时提出“做实做细‘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其中,“心联通”的实质是文化沟通与情感共鸣,需通过在地实践培育。云南大学面向南亚东南亚、黑龙江大学面向俄语区、兰州大学面向中亚,各自形成特色路径。刘晓程等提出“培养资源集约化、内容特色化、模式创新化、目标精准化”的思路;任孟山强调,在地知识既包括政治制度、经济数据等显性知识,也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结构等隐性知识,这类知识难以仅靠课堂获得,将域外调研制度化地纳入培养方案值得尝试。

  结语

  从2025年“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到2026年“增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政策定位的提升为人才培养提供了新指引。在知识生产与故事生产之间寻求协调,在技术赋能与人文根基之间实现融合,在全球视野与区域深耕之间构建衔接,是各高校需持续探索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机制等制度创新,为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优化升级提供了新的政策空间。高校应把握机遇,结合自身特色与区位优势探索适合的培养路径,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贡献力量。

  (本文系福建技术师范学院教育教学研究项目“‘讲好中国故事’背景下《跨文化传播》教学创新与实践”(23GXSZ002Z)、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与教师中外人文交流能力培养研究院2024—2025年度专项课题“基于深度学习的新时代中国电影在南海周边国家传播机制与效果评估”(HNUJL20240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系福建技术师范学院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编辑:李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