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有助于提升基层治理效率，能够加快政务响应速度、拓宽公共服务覆盖面。但技术效能的提升，并不必然带来治理效能的同步深化。当前仍存在值得正视的现实挑战：当治理逻辑依托数字平台展开，算法优化与数据呈现的内在机制，客观上容易使深层诉求被量化指标所遮蔽，基层自治的实质性参与让位于浅层互动。这一矛盾张力的实质，在于技术工具理性的持续扩张，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治理的价值理性。为此，需要以价值理性重新牵引工具理性的运用逻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正是涵养这一价值导向、提升数字时代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思想资源。

　　以“民惟邦本”重塑治理效能的价值导向基点

　　“民惟邦本”揭示了人民群众作为基层治理根基的本体地位。《尚书·五子之歌》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管子进一步阐明其运行机制：“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点明民心向背与治理效能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孟子以历史经验指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由此可见，基层稳固的核心是“得民心”。上述思想共同揭示基层治理效能的生成逻辑：制度设计需要以人民群众的真实感受为旨归，经由心理认同转化为自觉配合，从而形成持久的治理实效。其中的关键环节在于能否真正赢得民心。

　　一般而言，数字化治理体系建立了以可量化指标为主体的效能评价逻辑，响应速度、办结数量、平台活跃度等成为衡量基层治理成效的重要参照。这一逻辑有利于提升行政效率，但也存在值得关注的内在局限。量化指标所记录的是人们的行为轨迹，而非其真实的情感认同；算法所感知的是数据信号，而非管子所说可感可知的民心。当管理者依循指标而行动，行动结果又反过来优化指标，“顺民心”就容易在此过程中悄然转换为“顺数据”。由此，技术工具理性的不断扩张，客观上形成了对治理价值理性的遮蔽，使得基层治理在效率维度持续优化的同时，对人民真实获得感的回应能力有所弱化。

　　民本思想赋能数字时代基层治理，首先在于可为效能评价确立以民为本的价值尺度。将人民真实的获得感、归属感与参与意愿确立为治理效能的实质标尺。这意味着，在数字工具持续优化行政效率的同时，需要同步建立对民心温度的感知机制。通过社区议事、定期走访、意见反馈等非算法化渠道，收集数字信号难以呈现的真实民情，将是否顺应民心而非是否完成指标作为检验基层治理效能的优先依据。其次，民本思想的价值赋能还体现在治理主体的价值自觉层面。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从价值序列上确立了人民利益的优先地位。这要求治理者把回应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作为施政的根本出发点。在数字化急速发展的当下，倘若过度倚重工具理性，容易使治理实践中服务人民群众的价值初心让位于完成指标的路径惯性。“民惟邦本”的思想能够对治理主体的价值立场形成根本性牵引，引导其在数字化治理情境中保持对民心的主动感知与持续回应，使技术手段真正服务于人民福祉这一治理的本质目标。

　　以“安民恤民”夯实治理效能的民心情感基础

　　民本思想的实践核心，在于安民恤民。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深刻揭示了人民生存状态对政权稳固的根本性作用。孟子仁政思想进一步强调，治理者应该以感同身受的情感能力体察民情、回应民需，将保障人民基本生计视为治理的起点：“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情感信任的积累，是基层治理效能得以实现的深层基础。安民侧重民生的物质保障，使人民安其居、乐其业，解除生存之困；恤民侧重情感的主动关怀，治理者对人民处境感同身受，以真切关怀建立信任纽带。

　　数字时代为安民恤民的实践提供了新的工具条件，也带来了值得正视的结构性挑战。就工具价值而言，数字平台大幅降低了公共服务触达的地理与时间门槛，让精准识别不同群体、定向配置资源成为可能。“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正是数字手段服务安民目标的典型体现。然而，数字化公共服务在提升效率的同时，客观上带来了服务供给的标准化倾向。治理流程趋于模块化，治理者与人民群众的互动越来越多以平台界面为中介，而非以真实的人际接触为基础。这在管理效率层面有其合理性，但对恤民所要求的个性化情感关怀，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张力。诸如新市民、老年群体、流动人口等特殊群体，其细微需求与情感诉求往往难以被标准化系统有效感知与回应。

　　“安民恤民”对数字时代基层治理的赋能路径，体现在两个相互支撑的层面。一是要把安民逻辑贯通于数字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持续推进过程。数字工具应优先服务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可及，不断推进适老化改造与流动人口服务衔接。二是要将恤民逻辑嵌入数字治理的情感维度。在标准化数字服务体系之外，保留并强化面对面的人文关怀机制。在人民群众的关键生活节点，以主动走访等人文关怀延展数字系统难以深入触达的情感维度。将主动感知、及时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基层治理者的日常责任，使数字效率与恤民温度形成有效互补，共同支撑起真实而持久的基层治理效能。

　　以“觉民行道”激活治理效能的人民主体动力

　　“觉民行道”由王阳明后学在其心学基础上发展而来。与依赖精英自上而下施政的“得君行道”不同的是，它强调社会改良的真正动力不在精英施政，而在人民群众自身的唤醒与自觉。人民群众不只是政策的接受对象，他们自身的智慧、经验与互助能力，是基层治理中厚重的内生资源。传统的乡规民约正是这一精神的制度化体现。《礼记·王制》有言“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揭示出因俗而治的基层治理智慧，有效的治理秩序生长于对人民主体性的尊重与激活。

　　数字时代的基层治理面临特有的参与困境。转发、在线投票、填报问卷等线上参与，为人民群众表达意愿、关注公共事务提供了更便捷的渠道，具有积极的社会价值。然而，线上参与的高度便捷性，在客观上也压缩了线下自治实践的生长空间。当一次点击即可完成参与，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承担共同体责任所需要的持续投入与行动意愿，便难以在日常实践中得到充分积累和激活。与此同时，数字平台所采集的行为数据，也未必能够完整呈现群众真实的情感态度和深层诉求，群众在线上表达时往往受多重因素影响而有所保留。这是数字时代基层治理内生动力不足的深层成因之一，也是单纯依靠技术手段难以化解的结构性张力。

　　“觉民行道”对数字时代基层治理的赋能，核心是重建人民群众作为真实治理主体的参与路径，推动从数字管民向“觉民共治”转变。一是推动基层治理逻辑从为民做主向由民做主转型。基层组织不仅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更是人民群众自治能力的激活者。要为居民在实质性社区事务中的真实决策、责任承担等提供制度空间。例如，基层组织可依托社区议事会、居民协商会等机制，推动在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社区事务中，将议题设置、方案表决和执行监督等环节交由居民自主完成。二是推动传统乡规民约的当代转化，将共同议定、内化于心的自治精神延伸至新时代的基层治理实践。城市社区可依托居民议事平台广泛征集意见，推动社区公约等行为规范的形成，让规范制定过程本身成为凝聚共识、培育自治意识的实践载体；乡村则可结合村规民约的修订，引导村民用协商方式将新兴公共事务纳入自治规范。数字平台主要承担议题发布和意见征集的辅助功能，自治规范的真正形成与内化，仍有赖于居民间实质性的沟通协商。三是激活并整合社区内生的互助传统。将人民群众自发形成的志愿互助网络引导纳入治理体系，以内生动力补充外部驱动。在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融合中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使治理效能获得可持续的内生源泉。

　　以民本之道贯通数字治理效能的生成逻辑

　　“民惟邦本”“安民恤民”“觉民行道”三者共同构成从价值导向到实践基础、再到主体动力的完整赋能逻辑。“民惟邦本”为数字化治理效能评价提供以民心为依归的价值尺度，有助于防止量化指标遮蔽真实民情。“安民恤民”为效能实现奠定民生保障与情感关怀的实践基础，有助于弥补标准化服务体系在个性化回应上的不足。“觉民行道”为效能持续生成提供激活人民群众主体参与的内生动力，有助于引导数字平台服务于自治能力的培育。就此而言，数字技术与传统民本思想并非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前者拓展了基层治理覆盖的广度，后者深化了治理效能认同的厚度。

　　推动二者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有机融合，可从三个层面着力。在技术设计层面，把民本价值嵌入平台的规则设定与指标构成。在政务服务系统中赋予群众评价以实质性权重，在议事平台中保留非结构化表达的入口，使数字工具在设计之初便承载对民心的感知功能。在评价机制层面，优化治理效能的考核导向。适当调整响应速度、办结数量等过程性指标的权重，增加群众满意度、问题实际解决率等结果性内容的分量。避免基层将主要精力投向数据表现本身，使考核导向与治理的价值目标保持一致。在队伍建设层面，把数字素养与民本情怀的同步提升作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使治理者既善于运用数字工具，又始终保持对人民群众冷暖的敏感与回应。

　　将民本思想融入数字化治理实践，既是回应数字时代基层治理现实挑战的有效路径，也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路径。

　　（本文系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两线三段四阶’教学模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课程的探索与实践”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