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根源在于技术进步、发展新质生产力。从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角度而言，不能带来技术进步的经济开放不是“好的开放”。“好的开放”是“技术进步型开放”，以促进一国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升、资源组织与配置效率的优化、产品的升级或新产品的开发为关键导向，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动态的福利改进，而非仅传统贸易理论所强调的由开放引致资源重新配置所带来的一次性静态福利改进。

　　经济开放与技术进步的关系非常复杂，需要科学、客观的研究。一方面，一国技术进步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既包括自主创新，也包括国际技术扩散、技术转移、学习效应。另一方面，开放也可能对技术进步带来正面的、负面的不同性质影响。经济开放带来的商品流动、资本流动，可能促进国际技术扩散、技术转移，增加国内企业向国外企业学习先进技术与理念的机会，国际市场、国内市场上的竞争也可能促使国内企业加强技术创新，从而促进技术进步。但开放也可能导致国内企业以国外技术、设备和中间产品替代自身的自主创新研发，市场竞争加剧也可能削弱企业的盈利能力从而降低创新投入能力、投入意愿，从而阻碍技术进步。因此，在现实经济中，开放到底如何影响一国技术进步？归根到底是一个实证问题，需要科学严谨的研究探索，让数据说话。截至目前的国际国内学术文献发现，开放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在各国、各个维度有不同结果。这意味着，每个国家都需要立足自己的现实情况、基于科学的研究，从不同维度识别本国现实经济基础、厘清经济机制、判断总体利害得失，进而才能进行恰当的政策判断与设计，避免完全脱离现实实践与科学考证的臆想式“思维实验”。只有基于科学的研究、认识真实世界，才可能使政策真正趋利避害。

　　利用开放促进（或影响）技术进步的渠道机制很多，可简要总结为如下几个主要方面。其一，国际贸易为技术本身提供了市场，使得技术可以在国际间流动，同时，国际贸易也为隐含技术的产品提供了市场，使得技术创新得以实现其收益，从而促进创新。其二，高科技产品之中必然隐含着相应的技术，产品贸易不仅仅是物品的跨国流动，同时也是隐含技术的跨国流动，因此产品贸易会带来技术的跨国溢出，特别地，产品的跨产业使用极为频繁，会导致技术的跨产业溢出、沿产业链溢出、以及产业间的交叉协作创新，从而有利于促进贸易国的技术进步。其三，跨国公司通过在东道国投资生产或构建供应链、设立研发中心等，将技术带到东道国，对东道国本土企业带来溢出效应，或对供应链合作企业、研发合作伙伴带来技术促进。其四，经济开放会加强市场竞争，竞争可能迫使企业加强创新，推动技术进步。其五，国际资本和人才等要素的流动，可能缓解一国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人力资本约束，加强知识和经验的传播，从而影响创新。当然，上述部分影响也可能是负面的。比如，市场竞争的加剧可能挤压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从而由于规模经济效应削弱企业创新投资的激励；外国先进技术或中间产品可得性的提高，可能引发企业对自主创新的替代。

　　纵然现实复杂，但大道至简，终归有一些基本的因循。施行“技术进步型开放”，一国（以及企业）需要认识、把握以下基本原则与理念。

　　第一，“技术进步型开放”的要义在于通过经济开放获得动态的、持续的增长收益。这一点区别于传统理论所强调的国际贸易所带来的静态的、一次性的福利改进。

　　第二，技术进步是多维度的。可以体现在多个维度或通过多个渠道实现，包括生产效率的提升、新产品的开发、既有产品的质量提升或升级、组织结构变革及组织效率的提升、向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的攀升、产业结构的升级等。开放政策的设计、企业参与开放的策略可以相应地多元化和有的放矢。

　　第三，一国技术进步的来源有外部、内部两个方面。外部来源主要包括国际技术扩散、技术转移、学习效应，内部来源主要是自主创新，每个来源都会受到开放的影响，“技术进步型开放”需要有系统观、综合分析，不能顾此失彼。

　　第四，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技术进步型开放”的侧重点需有所不同。一国处于不同的技术水平、经济发展阶段时，从开放中获得技术进步收益的最优方式是不同的，要实现最优的技术进步需要在不同的阶段辅以不同的条件或者政策工具，有所侧重。当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技术水平较落后时，从效率、效益、可行性角度考虑，需要更多地通过扩大开放来获取跨国技术扩散、技术转移的方式取得技术进步。当一国达到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时，将更加需要通过自身研发投资、技术创新来取得技术进步；在此阶段，知识产权保护变得更加重要，如果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不能相应提升，以开放促技术进步的结果可能适得其反。

　　第五，人力资本投资、研发投资始终重要。无论在哪个阶段，要从开放中获取技术进步的动态收益，一国自身的持续人力资本投资、研发投资都不可或缺。这是因为，在主要依赖外部技术来源的阶段，这些投资是保障和提升该国的技术吸收能力的根本，也是通过“干中学”、获取学习效应、为未来的自主技术创新积累知识基础、能力基础、技术储备的根本，没有这些积累，永远不会有自主创新的到来；在主要依赖内部来源的阶段，这些投资更是技术进步的直接源泉。

　　第六，技术进步要有制度提供激励机制。无论哪个阶段，都需要有进行持续不断技术升级、产业升级的政策目标追求及相应的激励政策设计，要在开放过程中保持持续的技术进步的动力。否则，当开放的静态收益获取完毕之后，经济会陷入长期低端锁定、低技术水平陷阱的状态，最终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七，扩大开放与以开放促技术进步之间有时互有冲突，需充分利用市场原则，把握好动态平衡。有些场景下，国际贸易、外商投资本身可能与本国的技术进步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例如国内上下游的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链增强效应，国内产业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等。在这种情形下，就要更好地促进开放与通过开放促进本国技术进步。但有些促进本国技术进步的开放政策可能会对国际贸易、外商投资本身带来负向激励，此时则需要综合权衡优化开放本身与通过开放促进本国技术进步，充分利用市场，在动态演进中不断改进政策工具的具体设计、把握好开放与本国技术进步之间的动态平衡，政策要做到与时俱进、因时制宜，不可刻舟求剑、故步自封。

　　第八，技术进步的目的是产业升级及进一步创新，而不是为了自给自足、减少专业化分工与国际市场交易。产业链分工与合作仍是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有效率的方式，是持续创新的源泉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其中原因之一，便在于始终正确坚持了扩大开放、在扩大开放中牢牢盯住技术进步、以开放促技术进步，同时逐步克服、弱化了开放对技术进步的潜在负面影响。这是中国开放与发展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一条重要经验。

　　而于当前而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关键阶段、技术也越接近了世界前沿，世界的开放环境也发生了巨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如火如荼。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过程中，我国必须聚精会神抓住当前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在新环境新条件下，需要有新研究、新洞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而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扩大开放与科技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促进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两个关键动力。我们认为，与我国改革开放同步发生的是我国经济逐步全球化的进程，当前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全球化，我国也在致力于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这意味着要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与现在、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必须置于全球化的背景下来思考、必须要有开放型经济的思维，也只有以系统观念、系统思维研究开放与技术进步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有机结合，才能更好地抓住创新这个第一动力、真正做到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因此，探讨开放型经济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战略意义。

　　《技术进步型开放》一书收录了作者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技术进步型开放” 这一伟大实践的一系列学术研究，分别从理论上梳理了国际贸易、跨国投资等开放的各个维度及其如何影响我国技术进步、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利用量化分析方法，从多个维度定义并量化开放，系统地考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开放与技术进步的关系。这些研究力图以科学严谨的学术考证，深入研究各个重要维度的具体问题，客观认识我国开放型经济建设与技术进步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以启迪未来。　

　　（本文为《技术进步型开放》序言（有删节）。《技术进步型开放》，刘青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出版；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