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性（1547—1598），字恒叔，号太初，又号元白道人、滇西吏隐，今临海市沿江镇兰道村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历任确山知县、礼科给事中、吏科给事中、四川参议、广西参议、云南副使、河南提学副使、山东参议、太仆寺少卿、南京鸿胪寺卿等职。王士性以诗文名天下，尤好旅游，足迹遍五岳，著有《五岳游草》《广游志》《广志绎》和《东湖志》《玉岘集》等，事迹入载《明史》《台州府志》《临海县志》等。《明史》客观地称他“端亮有雅度，立朝矜尚名节，为士类所称”。

　　王士性的纪游类著作主要有三种：《五岳游草》《广游志》与《广志绎》。《五岳游草》是作者历年宦游中的诗、纪之作，《广游志》又称《广游记》，原为作者对旅途中的诗、纪所作的补充，杂志体，二卷，后来作为篇末附于《五岳游草》一书之后。附有《广游志》的《五岳游草》成书于万历十九年（1591），其中图记七卷，诗三卷，杂志二卷，该书涉及地域极广，包括了五岳、大河南北、吴、越、蜀、楚、粤、滇等地，独缺闽地，作者一直引以为憾。《广志绎》是其晚年的作品，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此时他在南鸿胪寺卿任上，因病倦日深，已无力远游，遂“追绎旧闻”，总括所得，成其一生地理考查的集大成之作。该书编目六卷，即“卷一《方舆崖略》，卷二《两都》，卷三《江北四省》，卷四《江南诸省》，卷五《西南诸省》，卷六《四夷辑》”；今《四夷辑》仅有存目，原稿已佚（或未成稿），故实际为五卷。《广志绎》虽然篇幅不大，但内容丰富，资料可靠，价值很高。

　　王士性可以从多个方面评价：官员，文学家，旅行家，科学家（地理学家）；其中，科学家（地理学家）和旅行家（旅游家）身份，为其最具价值之处。王士性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杰出的地理学家（人文地理学家），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杰出的旅行家（旅游家）。在中国古代地理学、旅游学发展史上，王士性与徐霞客（1587—1641）堪称“双璧”“双子星座”，二人交相辉映。因此，在研究中，值得对照和比较。

　　自清初至20世纪80年代，王士性其人其书鲜有人问津。对此，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有个论断：“本来在明末清初百年内，王士性其人、《广志绎》其书是很受人重视的……但此后300年竟然再也没有人提起。这是由于乾嘉考据学兴起后，讲地理的专讲建置沿革，这是一种绝不合理的偏见。五四以后的地理学界又流行重自然轻人文的风气，所以徐霞客受到丁文江以来广大地理学者的尊崇，谁也不知道有王士性《广志绎》其人其书。”就王士性研究而言，谭其骧是首倡者。

　　谭其骧曾在学术讨论会上作了《与徐霞客差相同时的杰出地理学家——王士性》的报告，公开提出应该重视王士性的人文地理学方面的学术贡献：“王士性在人文方面的成就，比之他以后约40年的徐霞客对自然地理学的贡献，至少在伯仲之间，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谭其骧这些论述掀起了一股王士性研究热。之后，卢云、周振鹤、徐建春、杨文衡、丁式贤等学者积极响应，对王士性其人其著展开研究，涉及王士性各方面的学术贡献，以及其人生经历和家事生平等。所有这些研究，都越来越明确，王士性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杰出的地理学家（人文地理学家），同时，也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杰出的旅行家（旅游家）。

　　明末的徐霞客、王士性，基本身处同一时代，地理学家和旅行家的身份也均得到公认。就地理学贡献而言，徐霞客偏于自然地理，王士性偏于人文地理，甚至王士性理论性更强一些；就旅行家身份而言，两人旅游的持续时间、涉及地域也均漫长且广大，亦均留下篇幅巨大的纪游文字，徐霞客偏于探险实录，王士性重于欣赏品评。

　　巧合的是，徐霞客曾受到王士性的影响，对王士性的著述也有阅读，并且在自己的《游记》中尊称王士性为“王十岳”（王士性因两游五岳，而自名“王十岳”）。所以，我们这里也选取王士性身份中最重要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的身份来展开论说，并以后来居上的徐霞客来做类比，称王士性为“人文”霞客、“十岳”游仙。

　　在王士性的各种头衔、身份中，地理学家的身份，应该是最重要的。王士性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地理学家之一，或更准确地说，最杰出的人文地理学家之一，表现在四个方面：1.研究方法上的科学性：实地考察为基础，结合文献记载；2.记述方式上的地理性：平实，简洁，条理，类似区域地理学的描述方式；3.概括归纳上的理论性：思辨性强（理论性强），归纳地理现象并予以解释；4.研究目的上的应用性：强调“经世致用”，研以致用，体现了地理学的应用方向。如果说，徐霞客的地理学贡献，偏重前二者；那么，王士性的地理学贡献，突出体现在后两个方面。对于王士性的杰出人文地理学家的身份，应该着重予以研究、揭示和宣传，并纳入世界范围地理学发展视野来比较和定位。

　　王士性作为旅行家（旅游家）的身份，目前虽无大的争议，但其重要性仍应强调。近期，临海方面有人士提出王士性可称“游仙”的提法，值得重视。王士性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旅行家之一，表现在三个方面：1.有独特的旅游审美观，即关于旅游的理论思考；2.具体旅游活动时空跨度大，即时间长，地域广——王士性“宦游于四方，几三十年”，遍游当时明朝“两京十三省”，而且“无时不游，无地不游，无官不游”；3.纪游性文字的文学水平高，有评价其“文章与五岳同垂”。正如王士性是通过旅行和实地考察而得到地理学的重大学术成果并跻身伟大的地理学家之列，他也通过旅行和实地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所撰写的游记和著述，而跻身中国伟大的旅行家之列。如果说，伟大的人文地理学家之一的身份已经获得共识的话，那么，伟大的旅行家（旅游家）之一的身份，还可进一步讨论、论证，应该予以揭示和阐明。

　　与中国古代的杰出旅游家相比，王士性并不逊色。一般认为，作为杰出的旅游家，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即游程广、游历时间长，且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基于旅游而来的著述传世，如：司马迁、法显、玄奘、丘处机、徐霞客……王士性自可跻身其列。现王士性留存的著述中，对其主要的游历过程均有记载，但因非日记体，还有很多细节有待补充。可结合各地地方志以及同时期文人著述，予以充分发掘。这方面的阐述，还有待加强。

　　王士性与徐霞客，前后相继，学术成就属于同一领域，他们的一生均体现了“自然之爱”“注重实践”“独立思考”“经世致用”等精神，同时又各有侧重，交相辉映。就二者最重要的地理学家、旅行家的身份而言，二人各有特点：

　　地理学方面：徐霞客体现了中国传统地理学向近代地理学转变的趋势，即为近代地理学的先驱（如徐霞客西南地区喀斯特地貌的考察活动，体现了科学研究的路径，与近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一致），而王士性更多的是继承了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其成就代表了传统地理学发展的高峰（王士性的分析论述框架，仍主要沿用传统的诸如“三大龙”体系、堪舆学说、政区格局等）。

　　旅游方面：徐霞客以探险猎奇、新发现为主，王士性则以休闲、欣赏为主。虽然徐霞客、王士性均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但相对而言，徐霞客的旅游易被当代大众及西方接受（如探险的旅游方式，以及《游记》文本写作较为直白，易被当代一般人及西方人理解），王士性则更多东方式的表达方式，富于文采和东方式思维，故不易被当代大众及西方理解。

　　目前有称徐霞客为“游圣”，相关阐述已经较为丰富，社会接受度也较高；称王士性为“游仙”，相关讨论似较少，还可深入论述。但二人在晚明的大背景下，前后相继，走向大自然，虽“和而不同”，又“殊途同归”，成就了自己的“旅游”人生，也开启了中国地理学发展的新路，二人正可相互映衬。所以，借用文学领域李白与杜甫的“诗仙”与“诗圣”的提法，在旅游领域，王士性和徐霞客，也可类比为“游仙”和“游圣”。

　　王士性研究与徐霞客研究相比，目前仍感差距较大，还有欠缺之处。改变这一状况，既需要踏踏实实的积累和研究，也需要特殊的机缘，以提升知名度和影响力。建议进一步从多角度、多维度开展深入系统的学术研究，同时大力宣传推介。正如郦道元研究可以形成“郦学”、徐霞客研究可以形成“徐学”，我们也期待，随着王士性研究的深入，也可形成“王学”或“王士性学”“士性学”。

　　（作者：杨树锋，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范今朝，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