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性（1547—1598），字恒叔，号太初，浙江临海人，明万历五年（1577）进士。他性喜游历，足迹几遍全国，被奉为“游仙”。他对地理、文化、风物广事搜访，悉心考证，详加记载，著有《广志绎》《五岳游草》《广游志》等地理名著，被誉为中国人文地理学之祖。其学术实践和地方志具有相互滋养的关系，他不仅以地方志为媒介，将地理考察升华为对“人地关系”的理论思考，更通过其学术实践和理论推动了方志编纂和研究利用的革新。

　　地方志对王士性学术实践的多维滋养

　　王士性生于书宦世家，家学渊源深厚，于书无所不读。且王士性生活在明代中晚期，正是修志盛行的时代，“僻郡下邑，率多有志。”（《万历宁夏志》序）如此环境下，他自然阅读了大量的地方志，《广志绎》《五岳游草》中为数众多的“志云……”“志称……”“余读图经、地志……”等便是佐证。王士性大量读志用志，从地方志中不断汲取营养，对其游历和学术研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王士性在出游前和旅途中十分注意搜集各地方志文献，为自己的旅游考察事业服务。“方志乃一方全史”，详载各地的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山川河流、交通线路、城地官署、物产市集、民情风俗和名胜古迹……是旅游考察的重要参考读物。王士性把地方志作为旅行指南，根据地方志的相关记述，合理规划出行路线，确定考察目标，进行实地调查考证。更重要的是，地方志是王士性写作研究的重要“资料库”，他将大量的地方志文献资料广泛地运用到其文章中，使之与文章融会贯通。据统计，仅《广志绎》一书中，就有36处征引了史志文献，涉及《大明一统志》《元和郡县图志》《三辅黄图》《舆地志》《金陵志》《三秦记》《嘉鱼图经》《广州记》等24种。

　　王士性宦游南北时，系统查阅各地方志以获取行政建置、山川道里等基础信息。如明万历《绍兴府志》所载鉴湖水系分布，为其《广志绎》中分析浙东水利提供了数据支撑；嘉靖《河南通志》关于汴河故道的考据，则成为其《豫志》中论证漕运变迁的重要佐证；他在《五岳游草》中援引《入天台山志》的记载：“志称天台山高一万八千丈，山有八重，如张大帆，以其上应台星，故名天台”，结合实地踏勘观察，生动形象地解释了天台山名的由来。这种“采方志以证实地，依实地以补方志”的治学方法，形成了双向互动的学术范式，使其著作既保持了文学性的山水描摹，又具备了方志学的史料严谨性。

　　王士性汲取方志营养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将方志作为地理坐标的参照系，通过比对不同时期方志记载，梳理出山川形胜的历史变迁。二是注重方志中官方档案的采信，如赋税数据、人口统计等，为其社会经济分析提供量化依据。三是善于发掘方志中的民间记忆，将散见于各地方志的传说、谣谚与实地考察相印证，重构被正史忽略的地方文化图景。这种多层次、系统性的方志运用方式，使其著作成为明代地理学从传统舆地记述向实证研究转型的典范。

　　王士性对地方志编纂的多重贡献

　　王士性的学术实践对地方志有很强的反哺作用，其开创的人文地理学理论，可以为地方志编纂提供理论建构。在《广志绎》中，王士性提出地形差异导致经济文化分异理论。他开创的“三民说”（泽国之民、山地之民、海滨之民）理论体系，成为《大清一统志》划分民俗单元的核心标准。这种突破性的编纂理念，直接推动了清代方志体例的结构性变革，形成了“舆地（自然环境）—政典（制度沿革）—风土（人文生态）”的三维记述体系。时至今日，王士性的理论依然为地方志编纂起着理论支撑作用，如《浙江通志·名城名镇名村专志》（《浙江通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以“三民说”为理论依据，将浙江历史村镇分为“水乡历史村镇”“山地历史村镇”“海滨历史村镇”三类进行记述，使分类科学合理，更易彰显特色。

　　王士性文献考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治学方法，推动地方志编纂的革新。他行走山河，俯察大地，详细记录地形地貌、气候特征、植被分布等自然要素，以及村落布局、市集贸易、方言土语、民间信仰等人文景观，甚至绘制简易图。这种全方位的记录方式，使方志编纂从单纯的文字辑录转变为立体化的地域研究。尤为可贵的是，王士性在《黔志》编纂中突破明代方志“重沿革轻考据”的局限，采用以碑证志、以史补志的实证方法，如对贵州建置沿革的考订，既比对《明实录》等官方文献，又结合当地石刻与口述史，形成多重证据链。这种考据方法更具科学性，为清代乾嘉学派“无征不信”的方志编纂提供先导。

　　王士性跨学科整合的学术研究方法，对地方志编纂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广志绎》虽非严格方志，却开创性地将自然地理与人文风俗并置，以地理环境解释地域文化差异，直接影响了清代《方舆胜览》等著作的编纂逻辑。王士性寻山问水，将地理学从描述性记录转向因果分析，为现代区域文化研究奠定基础。在具体实践中，他创造性地将地理志、风俗志、物产志等传统门类重新整合：如在分析浙江沿海居民性格时，既描述台州湾潮汐规律，又记载渔民“竞渡”习俗，最后引申出“海利之争”导致民风彪悍的结论。这种打破学科壁垒的书写方式，使地方志从单纯的地理记录升华为阐释人地关系的综合性文本。

　　地方志乃“一地之百科全书”，作为历史文化名人，王士性其人其文也成为地方志记述内容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丰富了地方志的内容。康熙《台州府志》、康熙《临海县志》、光绪《台州府志》《浙江省人物志》《浙江通志·人物传》……古今多部志书设有《王士性传》。同时，全国各地收录有王士性诗文的志书卷帙浩繁，不胜枚举。值得一提的是，《浙江通志·旅游业志》特设了一篇专记《旅行家、地理学家王士性》，对王士性的生平事迹、旅行著作，研究成果等进行了全面记述，这是对王士性在旅游学、地理学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的高度认可。

　　王士性对地方志研究利用的范式革新

　　王士性实现了方志编纂史上的革命性突破，将传统以疆域沿革、山川形胜为主体的“地理志”模式，创新性发展为融合“人地关系”研究的综合性“人文志”体系。其地方志代表作《黔志》中关于“粤商入黔”的经典案例研究，不仅详细记载了16世纪广东商帮在贵州的贸易路线和商业据点，更深入分析了经济移民带来的生产技术传播、市镇格局演变以及族群关系重构现象。这种将空间记录与社会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推动地方志从“地理志”到“人文志”的范式转型。

　　王士性的学术实践和学术成就充分证明，地方志的价值远不止于地域研究的史料来源，它不仅可以为旅游业服务，而且也可以为科学考察事业提供有力的支持。要使地方志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日益发挥更大的作用，就要发掘地方志开发利用的新方法。王士性利用地方志资源从事地理考察和研究的历史经验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路径。

　　深挖《广志绎》等著作可见，这些典籍实为方法论创新的思想宝库，其开创的“文献—田野—理论”三位一体研究模式具有多重突破性意义：在文献层面系统梳理了地方志的时空维度，通过对比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方志记载，构建起动态的历史地理图谱；在田野调查中验证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采用实地踏勘、口述访谈等方式，使纸上记载与地面遗存相互印证；在理论建构上突破了传统地理学的认知框架，将静态的地理描述升华为动态的文化空间分析。这种研究范式不仅重塑了明代地理学的学术传统，更在当代区域研究中展现出持久的学术生命力。更有价值的是，这种将传统文献与现代学术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实践，为当前地方志研究利用提供了范式参考：在技术层面，既要注重历史文献的数字化整理，建立可交互的方志数据库；在方法层面，又要加强实地考察的实证精神，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在理论层面，更要注重跨学科视野的创新突破，融合文化地理学、记忆研究等前沿理论。王士性的学术实践启示我们，地方志研究利用应当突破“存史、资政、育人”的传统定位，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学术桥梁。

　　（作者系浙江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