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漫谈丨张彩芬:《阳城县志》历次编修纪略

2023-12-20 来源:“史志晋城”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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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丁卯《阳城县志》写道:“邑当太行之腹,省会之南,包鐍群山,襟带众水,图经所载厥名不一。”这段话中的“图经”又称图志、图记,是中国方志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编纂形式。这说明阳城很早就有了称为“图经”的县志。据金代状元李俊民撰写的《重修太清观记》载:“按县图经,境内庙有四,寺有八,观独一焉。”可见阳城最晚在金代之前,就已经有了“图经”。

  除却历史久远的“图经”外,目前阳城有文字可考的县志编修总共有16次之多,分别于明永乐至正统年间、嘉靖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间、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间、万历八年(1580)、万历三十五年(1607)、天启五年(1625)、清顺治十六年(1659)、康熙二十四年(1672)、乾隆二十年(1755)、同治十三年(1874)、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1920年(民国9年)、1928年(民国17年)、1963年、1990年、2014年。其中大修六次。

  明永乐至正统年间,阳城即有县志。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文渊阁书目》卷十“新志”著录,成化《山西通志》卷二引《阳城县志》两条。一为“风俗”:“其民淳朴节俭,力田务本”。一为“形胜”:“东肘太行而西掖析城,北依崦山而南嘴济源,盘环曲距,峰岭对峙。”此志虽已不存,但据此可知那时是已有县志的。

  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韦文英任阳城县令,因抚台杨守谦“檄取邑志”,“韦侯群弟子员十数辈,攟拾土苴,抄本以应”,就是说当时的巡抚杨守谦下公文征收县志,知县韦文英召集了十几个县学生员,收集掌故,整理成册上交了抚台。此志为抄本,已不存。

  嘉靖三十二年(1553),巡抚苏祐又征收县志,当时的知县韩珊请乡大夫宋子阳(即宋之范)对韦文英时所作“抄本”,重加订正,并予刻印。但因编纂时间短暂,未有余暇远虑,所以栗魁周先生在《万历庚辰旧志序》中说:“观者率病其简陋”。这部“简陋”之志,现在也只能在栗先生的序文中看到一点浅淡模糊的影子了。

  万历六年(1578)张应诏来任县令,处理政务之余,翻阅县志,奋然感慨道:“夫志,史也。一方文献所关,所以彰往诏来,垂法戒以备观风者采择也。然简则陋,烦则芜,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邑志陋而无文矣,胡可以不修也!”。王国光也认为,阳城“自有邑以迨宋元之季,掌故则什一仅存”,特别是明朝以来二百余年,掌故更多,“而近志弗称”。于是,万历八年(1580)张应诏把修志的任务交给了当时“家食丘园”的嘉靖己未科进士、陕西布政司左参议栗魁周。栗魁周在“惟时邑之才贤者或秉钧分宪,或司理亲民,亦有释褐待次者,独余谫昧家食丘园”“顾命严意恳,再辞弗获”的情况下,“旁搜博采,芟烦撮要,按旧志立新例,辨方定志,崇正黜邪,统之纲以挈领要,分之目以尽几微,稍加叙论以发义意,与二三髦士参校编辑,厘为三卷以应侯命”。这次编修县志,时为诸生的白所知充任校对。

  此志分舆地、建置、官师、祠祀、赋役、选举、宦迹、人物、丛杂、艺文十纲,其下又分六十一目,十分详尽。王国光在他为县志所作序文中写道:“纪一邑之文献,搜罗藻饰,成一家之言。”从王国光的表述中,我们可以推测和感知志书的详尽和严谨。此志于庚辰年八月开始编纂,十月完成初稿,到万历九年(1581)七月刻印。是为万历庚辰《阳城县志》。此志藏版待查。

  万历三十五年(1607),知县王雅量认为岁月既深,事多阙略,请吏部文选司郎中罢官里居的白所知对县志进行增修。白所知受命,乃“半仍其旧贯,少加补葺,以补阙略”。此为丁未县志,藏版待查。

  天启五年(1625)知县冯士宾认为邑志二十年来有所未备,又请以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告老还乡的白所知续志。白所知在为天启年县志所撰序言中写道:“仍效丁未故实,取宦迹、科贡二款,昭然在人耳目者,逐一增补。”就是说他仅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县志的基础上,对“宦迹”“科贡”两项作了“增补”。是为天启乙丑《阳城县志》,藏版待查。

  清顺治十五年(1658),陈国珍来任县令,理人训士,清和宁一。而此时“天子以九州大定,薄海内外咸隶版图。乃大诰天下,令方自为书,汇其土地、山泽、名物、文章,质成而上之司计。”于是,陈知县爰礼胶庠名彦谋划编修县志。请孝廉白沆仲与任搜讨,自己“出旧秩而稽考之”“从邦之贤士大夫辨疑探实,聆绪论而溯芳踪”“独断其成”。逾期而新志告举,陈知县又写信向白胤谦征序。白胤谦在序中称赞这部志书“文克以典、事该以晰、义审以衷,殆非徒作者也,又于其中得数善焉”,而陈国珍则说“然是籍也,所师者前人之智,所存者大道之公。则余之敬奉宪章,恪守成法,不敢自没其初心”。新志“始于己亥之夏五月,成于是岁之冬十月,阅六月而告成”。是为顺治己亥《阳城县志》。原版现存北京、上海图书馆。

  康熙十一年(1672)春,再次出任内阁大学士的曲沃卫周祚,奏请纂修地方志,并提出各省修通志应以陕西通志、河南通志为楷模,上奏得到认可。于是朝廷命天下郡县,凡山川道里、城郭关隘,悉绘图撰说以进。项龙章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来任阳城知县后,首次拜访告老家居的司农田六善,即以重修县志请托。田六善接受请托,即“取嘉、隆原本,皇朝新本,以及白大司寇、卫直指删本,前令都侍御诸博士弟子钞本,折衷成书。间有增损,或考之史传之确据,或得之故老之传闻,或求之漫灭断缺之金石,信即征信,疑即阙疑。小美必彰,片长必录。亥豕鲁鱼,详加雠校,厘为八卷四十六则,质诸侯而受梓焉。”项龙章在序言中称赞此志“删其繁芜,补其缺畧,润饰其朴塞,厘正其舛讹。掌故核而详,文词华而赡,予夺慎而公。”这次重修着手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之夏,脱稿于二十五年秋,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秋付印。因康熙二十六年岁次丁卯,故称康熙丁卯《阳城县志》。此志现存北京、山西等图书馆。  

  2021年冬,受阳城县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委托,由研究阳城历史近20年的地方文化学者王小圣先生主持,对康熙丁卯《阳城县志》进行了点校释译。我有幸受王先生之邀,参与其中,诚惶诚恐,想如自己之愚笨唯有以勤补拙了。从春节前开始,矻矻500多天,我们无一日停步,无一日不伏案至深夜,到2023年3月方完成初稿。此后的校稿完全由我与王先生完成,逐字逐句,三校三对,终于2023年8月9日校完定稿,交付刊印。看着近半尺厚的书稿,欣喜之情油然而生。在近两年的点校释译过程中,我不禁感慨于王先生的博学、严谨、谦逊。先生以近八十高龄每日工作8个多小时,一度因久坐案前而腰椎受损,后来更是压迫神经导致腿痛难忍,行走困难。但他对校对的要求不曾有一点放松,始终要求做到每字必究、必解;每句必求通达。尽管这样,还怕有所纰漏。我受先生之托写了后记,爰举实例,把其中的难点突破、探究感悟作了总结,以期对以后的学习有所裨益。  

  乾隆二十年(1755),田从典之子吏部侍郎田懋罢官里居,“念邑志久阙”,向时为知县的杨善庆建议纂修县志。杨知县觉得“自康熙丁卯以来,简罄帙荒,纪述无闻,书缺有间者久矣。”“是志之宜纂,而且不可以或缓也,实又余责,乃不敢过让而强从事也”。于是他“征文考献,网罗散失,续其不备,整其未厘,类次门分,得十有六卷”。当时田懋也参与其中。田懋认为,此志“七十载之人物事为巨细短长,昭列悉备。”“博而不侈,约而不遗,整而有体,直而不私”。编修开始于乾隆二十年(1755)孟夏,完成于当年孟秋,是为乾隆乙亥县志。原版存北京、上海、山西等图书馆。  

  同治十一年(1872),知县赖昌期认为“邑志自乾隆乙亥续修,迄今百有余岁。其间民风之厚薄、人材之盛衰、宦迹之宽猛,若不重加纂辑,恐久而无征”,而且上不符当朝文教广布之圣意,也难以给编写通志的使者提供资料。所以他聘湖南湘潭县举人谭沄、邑人山阴县训导卢廷棻与任纂修。邑人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平定州学政徐鉴、奉政大夫衔曹升秀、同治九年(1870)举人候选教谕刘昴华、优行廪生卫捷先、咸丰十一年(1861)拔贡试用训导卫之鸿、增贡试用训导田淑农等为分修,邑人咸丰九年(1859)举人延彭年、同治三年(1864)举人杨伯朋等为参阅,共修县志。赖昌期在《新修<阳城县志>序》中说“悉心参酌,别类分门,更为条例。而于旧志,正其忤讹、补其阙略者,凡数十事”。于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由赖昌期撰序付梓。此志修改了县疆域图,使“山必辨其方位,水必析其源头,使览者举目了然”;完善了建置沿革,“于晋魏周齐隋唐诸代,详加剖析而悉正其讹”;校正了天文部分,“详辨其误”“凡旧志所未及详者,悉为补载”;县域内的名山大川,“凡旧志所未及究者,兼一一溯其源而正其名”;其他如古迹、学校、职官、人物、兵详、艺文等亦兼有补正。这部县志受到光绪《山西通志》总纂杨笃的赞赏。杨在光绪八年(1882)六月日记中写道:“三日,纂志,检泽州各志,唯《阳城县志》最有章法”。2016年,县政协文史委研究员王伟对这部县志进行了点校。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学部尚书张百熙奏请天下郡县撰辑乡土志,用备小学课读。诏从之。颁示各省学臣,转饬所属奉行。于是,时任阳城知县的沈继焱,延聘光绪乙酉(1885)拔贡杨念先撰写《阳城县乡土志》。杨念先家学渊源,素娴邑中掌故,同治间重修邑乘,两世任参订、采访之职,又多逮事嘉、道诸前辈,以故闻见博洽。于是承众绅之推荐,县令之敦请,慨然承命。杨念先增订缺失,因革损益,初为散体文,备受士人推崇。杨念先“继思学校诵读,骈俪当易记识,遂改纂编体韵语”。就是说杨念先编纂的《阳城乡土志》,初为散体文,供小学课读之用。后又改编为骈体文。乡土志写成后,各学堂争相传抄,于是定为课本。1934年(民国23年),担任山西省教育学院斋务主任的杨兰阶(杨念先之子)将两体分册付印于太原。有沈继焱、常赞春、田九德等人的序文。民国学者田九德在民国二十三年所写的序言中称赞道:“先生此作,于旧志则提挈其刚要,而增订其缺失,因革损益,颇费斟酌,虽号‘乡土’,实不异重修旧志也。”版本现存山西省图书馆、县档案馆和文化馆。2009年,栗守田先生又作点校,由三晋出版社重新出版。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知县郭学谦奉上命,责成杨念先等人征集光绪三十四年间新发现的人物、事件、掌故,汇辑成册,名为《新增志》,又称《续志》。有郭学谦原叙一篇,手抄本。原稿现存山西省图书馆和省文物馆。

  民国九年(1920),县知事曾载祷倡导,由杨兰阶、王璧等地方名士,收集辛亥革命以来的地方掌故,着手编写《续阳城县志》。后因故中止。

  民国十七年(1928),在县知事董桂华的倡导下,由县绅吴登云主持,召集本县名士成兴杰、卫净尘、王春等组成编志小组。至1931年基本完稿,寄山西教育学院教授、县人田九德审阅。此稿不幸在日军侵华战争中遗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63年,在中共阳城县委领导下,组成《阳城县志》编委会,由县委宣传部长刘子敬任主任委员,陈世禄任副主任委员,王守邦任主编,成员有王才富、马子宽、张惠民等。至1965年底,完成九卷初稿,约70万字。稿存县档案馆。与此同时,退职在家、瘫痪在床的原阳城一中教师王璧自修了《阳城县志》,约10万字。此稿原存王璧家中,部分残稿存县志办公室。

  1990年,阳城正式成立县志办公室,组织县志编纂委员会,由县志办主任刘伯伦先生担任主编,开始编写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县志。志书从内容到体例都与旧志有较大改变。分为“地理”“经济”“科技”“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人物”“要记”“丛谈”“大事年表”“文征”凡12编。并附“编后”。人物主要以记录辛亥革命以后的新人物为主,只对少数极负盛名的古代人物进行了重新编纂录入。“文征”中的诗词,除名胜诗外,旧志“艺文”所载诗文概未收录。书中纪年以1912年(民国元年)为界,1912年之前采用历史纪年,之后采用公元纪年。志书为通纪体,时间上溯不限,下至1985年底。由于成书于1990年,“为不遗漏,本志出版前1986-1990年发生的大事重要人物,特在‘编后’设‘要续’备忘。”这部县志于1994年由“海潮出版社”出版发行,因称1994年版《阳城县志》。  

  2014年,由王家胜先生任主编,承接1994年版《阳城县志》进行了续修。上限为1978年,下限至2008年底。大事记和个别人物延至本书出版之年2014年。本书结构为大卷门目体,分为卷、门、类目、目四个层次;并于卷首增设了“导读”“总述”“阳城之最”“县情数据”;于卷末设“大事记”“文征”“前志补阙勘误”“备考”“索引”等门类。这部志书共分十卷,全面记述了阳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新变化。

  张彩芬,山西阳城人。山西阳城析城山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阳城县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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