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一个时代的新文艺真切地出现在公众的生活中，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是技术革新与时代变革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新大众文艺之所以“新”是文艺主体从认知到行为的全方位转变。

　　大众地位的提升

　　传统大众文艺中的“大众”是被动的接受者。新中国成立初期，受限于教育水平的薄弱与信息传播条件的单一，大众的认知更多依赖于集体宣传引导，是群体性的“大众”。随着中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据《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47万所，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稳定在95%以上），大众的文化素质、认知水平、思考能力得到普遍提升。与此同时，大众的主体独立性不断增强。互联网以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吸纳了来自不同社会群落、行业阶层的主体。在网络空间中，人们可以以一个全新的、共同的身份——“用户”参与到技术赋权带来的文化场域。在互联网上，大众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传播者。

　　新时代以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进一步赋予大众主体地位。大众成为文艺作品的主角，普通大众的梦想、奋斗折射国家发展成为叙事新范式。《大国工匠》聚焦一线工人，展现普通人的“不平常”。《我在故宫修文物》将视角对准文物修复师几十年如一日的“守护”。在电视剧《山海情》中，马得福挨家挨户动员移民、争取产业支持；水花在家乡种蘑菇、搞养殖，依靠双手改变命运。《人世间》中的周秉昆虽然身上存在许多缺点，但他凭借对正直的坚守，一步步克服困境，其成长历程折射出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坚韧与努力。这些作品着力描写新时代的平凡人物，以个体理想的实现反映时代变迁。“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赋予新时代的“大众”精神动力，也书写了新时代个体奋斗者的新形象。文艺通过展现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职业理想与情感选择，使国家发展与个人命运形成更为紧密的内在关联。大众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进程的参与者与推动者，其主体性在文艺书写中获得了更加鲜明的确认。

　　自主表达与媒介化生存

　　大众参与艺术实践并非互联网时代所独有。早在纸媒时代，民间就不乏动人的故事，只是受限于物质条件的匮乏，许多故事难以广为流传。媒介时代的到来为大众开辟了自我表述与展示的广阔空间。个体的身份认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更催生了大众强烈的表达欲。正是在这种内驱力的推动下，大众以新的姿态主动投身于艺术创作的浪潮之中。

　　以数智技术为代表的信息化浪潮，不仅使大众获得自我表述的可能，更深刻改变着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格局：智能设备的普及、数字平台的兴起，赋予大众前所未有的文化权利。短视频剪辑工具的简化、自媒体平台的开放、设计软件的普及，让文化创作生产的门槛大幅降低。公众同时拥有了生产权、展示权与评价权，他们不仅是单纯的文化“消费者”，更深度参与到文艺的创作、生产、传播、评价的全过程中。以纪实文学《我在上海开出租》为例，这部由普通出租车司机所撰写的作品，正是新大众文艺自主表达的缩影。司机黑桃将自己日常在上海开出租车的所见所闻转化为文字，将上海的城市温度传递给更多人。作品之外，观众也可以在互联网评论区分享自己与出租车相关的记忆，讨论城市交通的变迁，形成多元互动的文化氛围。点赞、转发、弹幕与评论构成即时反馈机制，使创作者在与受众的往复交流中不断调整内容方向。文艺欣赏与文艺评价同时发生，大众观点的表达不再只是结果，而是存在于持续性的互动过程中。

　　新大众文艺的自主表达重塑着中国的文化生态。一方面，它打破了过去文艺生产的精英主导模式，转向全民共创。鲜活的案例不断涌现：“外卖诗人”王计兵送外卖七年写下6000多首诗：“煎饼歌手”李维佳边做煎饼边唱歌，粉丝超过了174万；“保洁画家”王柳云51岁开始学习画画，六年间创作了300多幅作品……新大众文艺拒绝用“专业性”标准将普通人拒之门外，文艺创作从专业生产走向日常化。普通人分享的生活感悟让文艺扎根生活、贴近大众的新表达。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创作，个体既能确证自我存在的意义，也能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形成多元共生的社会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赋予了新大众表达的便利，同时使新大众成为了“被媒介化了的人”。作为人的创造物的媒介，开始反过来形塑人的思维、意识和创造行为。在新大众所处的数字媒介时代，媒介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而是一种全方位与建构性的存在。新大众的日常行为、认知方式与价值观念，都必须通过媒介这一中介得以展开。大众所接收的信息经过算法与流量的层层筛选，大众所创作的内容受制于平台规则的无形规训——即便是同一则视频，在抖音与B站的呈现逻辑与传播路径也截然不同。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遵从媒介的运作法则，以媒介化的方式生存。

　　情感共鸣与圈层化趋势

　　新时代的价值多元性体现为认知观念的碰撞，个体在多元中找到共识的支点。在新的媒介语境下，创作场域的开放与重构消解了专业壁垒，也为情感共鸣提供了新空间。与此同时，技术进步重塑了情感共同体的生成机制，虚拟空间的共时在场为新大众的情感联结方式提供了新路径，由此生成的情感共同体更具流动性与开放性。

　　新大众文艺构建了一套以“共情”为核心的表达范式：不追求华丽的辞藻、复杂的结构，而是用直白、真实、可感知的方式传递情感。人们在表达自我的同时，亦在急切地寻找共鸣、确认归属、安顿心灵。动画电影《浪浪山小妖怪》让当代职场年轻人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快递作家”胡安焉和“奶奶作家”王玉珍等普通创作者身上，真诚的记录构成这个时代最动人的叙事。新大众身处城市化、竞争化的快节奏生活中，常被孤独、职场压力、文化疏离等焦虑包裹，而共情的表达范式让新大众的情绪有了温柔的出口。文艺，让我们看见彼此，也安顿自己。这些源自生命本身的故事，跨越职业代沟，成为连接无数个体的精神纽带，不仅提供情感慰藉与价值共鸣，更成为新大众重新认知自我、确认自身价值的重要力量。

　　新大众在寻求情感共鸣的过程中，也呈现出明显的圈层化趋势。人们在特定的圈层中找到专属的话语体系。每个圈层内部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符号、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形成了内部群体间相对独立的小众共识，并不断构建着对外的认知壁垒。圈层化是新大众文艺基于个性化消费需求而形成的必然趋势。但同时，许多创作者也在尝试突破圈层壁垒，通过融合不同兴趣社群，搭建跨圈层对话的桥梁。在2025中国网络视听年度盛典上，歌舞作品《塔》将陕北说书与电子音乐和《黑神话：悟空》游戏IP相融合，实现了民间传统艺术的现代化表达。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与传播，始终在“悦己”的个性表达与“共情”的圈层认同之间寻求平衡，既需要彰显个体价值满足自我表达的需求，又要契合圈层的文化逻辑获取群体认同。尤需指出的是，“新大众”的整体面貌始终带有一定的模糊性，新大众文艺也呈现为丰富多样的多面体。不同群体的审美偏好、情感诉求与表达习惯交织在一起，既让新大众文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丰富形态，也使其缺乏统一清晰的风格定位。或许正是源自这种“模糊性”，一方面，新大众文艺在激发全民创作活力之时不断孕育文艺新活力；另一方面，资本很容易通过算法控制、商业扶持等方式，将新大众文艺异化为流量商品，降低新大众文艺的品质。因此，新大众文艺的未来需要在价值引导与大众活力释放之间寻求平衡，方能成为推动文艺繁荣的新生力量。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