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元宇宙、人工智能等众多新技术与应用的加速发展，不仅让人、技术与社会之间的诸多问题与矛盾凸显出来，也对当下社会的信息传播结构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2022年的新媒体研究，针对上述种种问题，在社会实践、技术哲学和伦理等不同层面展开了深入的思考与探索。本文通过对2022年新闻传播学核心期刊上新媒体相关研究论文的主题聚合，提炼出五大议题：元宇宙研究、具身传播研究、虚拟数字人与社交机器人研究、人机传播研究、健康码与数据研究，并分门别类加以简要述评，以期通过这种有限的梳理与整合，为相关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作者简介

　　苏涛，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彭兰（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2022年，无论是对元宇宙的召唤与畅想，还是对“身体”的追问，抑或是社会的深度媒介化和虚拟数字人、社交机器人的不断演化，都预示着我们正在快速迈向更加智能化的新人类形态。而不断刷新的技术形式和媒介实践，也在丰富着传播主体的内涵——机器成了非人类的行动者和传播者，从而使得“以人为中心”的传播思维和“人-机器”二元对立观念受到新技术现实的严重挑战。显然，传统的传播和人类交流意涵和结构正在被改写。而面对已经隐约浮现、充满不确定性的后人类技术图景，无论是重新发现“身体知觉”对人类传播活动的价值，还是对人与机器、虚拟与现实关系的重新定位，也无不蕴含着新媒体研究范式、技术哲学和伦理的困境及其创新的可能性。

　　2022年的新媒体研究，虽然不乏焦虑与彷徨，但学者们直面了智能化时代人、技术与社会之间的种种问题与困境，通过努力保持人文的警醒和批判精神，展开了对数字未来和当下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思虑与不断追问；并力图通过重新审视人与机器、人与传播技术之间的关系，为后人类语境下人的价值与人的自主性问题找到新的诠释视角。

　　一

　　“元传播”与“元元媒介”、“乌托邦”

　　与“未托邦”：元宇宙引发的研究想象

　　2022年，元宇宙（Metaverse）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科技、产业与传播议题，在 学界延续了其始自2021年的火爆。虽然对于元宇宙的一些基本问题尚未达成共识，众声喧哗中也难掩浮躁的成分，但这似乎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讨论热情。显然，元宇宙所引发的学术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学界对当下的反思以及对未来的想象。正如胡泳等所言：“当我们讨论元宇宙时，所讨论的绝不仅仅是互联网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或资本投资的下一个风口，而是一个关乎另类社会实践的可能性以及人类种群如何与技术共处、与机器共生、与代码共事的后人类境况议题。”（胡泳，2022）

　　在新闻传播学的视域下，元宇宙首先是作为互联网迭代的产物以及媒介的未来形态而被认知，因此它也成为一个不断启发我们去挖掘未来媒介特征和媒介意涵的重要维度。喻国明等（2022）认为，传统媒介对个体的赋权总是以分割感官为前提的，个体很难在媒介世界中获得如同真实个体般的全感官体验，而以元宇宙为代表的未来媒介致力于让个体超越“分割式”的赋权，得到“感觉总体”的全部赋权，进而在数字世界中以完全的个体形态探索更多的实践空间。因此，未来媒介的着力点在于以更整合、全面的方式拓展人类自由度。

　　元宇宙不仅已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中不容回避的一个重要学术领域，更需要我们提出具有阐释力和逻辑力的元理论。胡泳等（2022）认为元宇宙正在加固一种“对传播的传播”，即“元传播”的过程。于是，作为元媒介和元传播的元宇宙体系以其内在机制和技术特征为数字时代的传播召回了语境与共识、声音与言语，同时显影出此前为我们所忽视的媒介的自反性与基础设施特性。邓建国（2022）则从媒介史角度，更进一步地将元宇宙定义为一种同时涵盖人类身体和互联网这两个“元媒介”的“元元媒介”。并认为，伴随着其沉浸式记录与交互式传输能力的增强，以及“身体”在这个过程中的消失与复归，元宇宙将对人类关于自我、社会和自然的认知和体验产生了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转移。

　　“深度媒介化”（deep mediatization）是今年学者们在讨论元宇宙议题时频频提到的一个关键词。陈昌凤（2022）认为，元宇宙作为数字时代众多媒介技术发展的产物，本身就是一种深度媒介化的实践，对于数字化“现实”的建构有着独特的标志性意义，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这个时代社会的特征。喻国明（2022）也认为，从传播的角度，我们应该把元宇宙理解为人类社会的“深度媒介化”——一种不同于“媒介化”的理论与社会发展的全新范式。而从“媒介化”到“深度媒介化”的范式变革，意味着互联网等数字媒介所引发的传播革命，正在史无前例地改变着社会的基本形态。唐远清等（2022）则建议从理论与实践双视角深化研究元宇宙的深度媒介化过程。

　　实际上，深度媒介化的概念并非中国学者的原创，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媒介研究学者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和赫普（Andreas Hepp）就曾发表多篇（部）相关论述（Couldry，Hepp，2018；Couldry，Hepp，2018；Hepp，2019）。现代社会媒介对社会和文化带来革命性的影响，使得各个领域不得不按照媒介的逻辑来行事，这种媒介的影响力被称为媒介化（mediatization）；而数字化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媒介化阶段，因此库尔德利等学者认为深度媒介化是媒介化过程的高级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系统的所有元素都与数字媒体及其底层基础设施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换言之，社会建构的基本要素已经根植于媒介化的过程中。显然，元宇宙作为对数字技术的综合性应用，其发展进一步加剧了文化和社会的媒介化。因此，尽管“深度媒介化”概念的严谨性以及它是否会引发全新的研究范式变革值得质疑，但作为对媒介化理论与方法的思路延伸，它确为我们理解元宇宙及其带来的社会影响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方向。

　　传播学者对元宇宙的思考，没有停留在媒介与传媒产业的单一维度，而是延伸到了虚拟与现实关系这一基础层面。在元宇宙这一概念下对虚拟与现实关系的再思考，也承载了人们对数字未来的新期待。胡泳等（2022）将元宇宙作为一个基于技术话语的乌托邦式的社会构想和社会实践，认为其在生产与创造、认知与经验、社群与身份三个方面都呈现出有待激发的潜能和变革性影响。杜骏飞（2022）则将元宇宙和Web3.0所指向的数字未来命名为“未托邦”（vucatopia）：一个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实践层面，可能会呈现出包括数字社会形态的“流动部落化”、数字社会心理的“自反性沉迷”和数字社会政治的“未定义治理”等属性的未来世界。而彭兰（2022）将空间与身体视作理解虚拟与现实新关系的重要线索。她认为，元宇宙应用会带来孪生空间的兴起，这些空间不仅是对现实空间的数字化复制，也意味着对现实空间意义的继承或重塑，以及场景特别是社会场景的重建。

　　所有关于元宇宙的思考，最终都会回到人本身。彭兰（2022）基于用户需求与行为的线索，认为元宇宙中的各类应用如何争夺人们有限的时间和注意力是一个当下挑战，而未来则要担心元宇宙应用是否会占据过多的“生理带宽”，这既关乎它自身的发展空间，也关乎人的生存质量。闫佳琦等（2022）认为，在元宇宙所呈现出的虚实相融的环境之中，人的感知范围能够不再局限于自身所处的时空，人类也将会尝试将自身的思维意识转移至机器人与虚拟人身上，这些与现实世界的巨大差异都将改变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例如，原有人机对立等思维将可能逐渐消解，人类对机器人、虚拟人的身份认同感日益增强。

　　显然，无论是基于人类构建新型社交关系和拓展生存空间的追求，还是商业资本扩张与虚拟经济发展的推动，抑或是媒体迭代的需求，元宇宙已成为当下不可阻挡的新技术浪潮和被新技术召唤的生活梦想。然而，正是由于元宇宙有着颠覆和重构社会结构和人类生存方式的潜在力量，所以不仅需要对它可能带来的空间、时间和自我异化问题进行反思、追问和解析（张蓝姗，史玮珂，2022），也需要我们对充满波动、不确定、复杂、模糊的元宇宙未来世界，始终保持批判的精神和人文的清醒。

　　二

　　身体、技术与世界：

　　具身传播研究的拓展与深入

　　胡泳等（2022）认为，元宇宙外在以VR、AR等技术装置作为人类感觉器官的延伸，内嵌以赛博格化身作为后现代数字文化的主体，因此呼吁着一种更加多元的身体观。彭兰（2022）则更为具体地指出，身体与空间的关系是我们在讨论元宇宙时绕不开的话题，而技术的不断发展，也会不断刷新我们对虚拟空间中现实身体如何呈现、如何作用的认识。的确，元宇宙以其沉浸性的核心特征让身体变得令人瞩目，也再次重启了人们对以往虚拟世界里相对缺位的身体的追问。当身体与技术、身体与传播、身体与认知、具身与离身等等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具有张力，身体问题也就必然成为传播学者关注的前沿热点。

　　吕清远（2022）将身体放置在媒介学的视域下加以思考，认为媒介学把身体视为一种媒介，它具有启发精神、连结物质与介入实践的要素特质，在生命有机体的行为实践中发挥了中介化的结构功能。因而媒介学这种将物质性视为身体研究的底层范式、把介入性视为身体研究的分析框架、把实践性视为身体研究的方法路径，为我们探索身体问题提供了一种中介化的身体传播思想和一种可资参照的新方法论。吴志远（2022）则认为视觉中心主义使得早期传播研究偏向于主体认知世界的分离，忽视了传播中的其他身体知觉问题，将人类传播行为图像化、类型化、简约化，局限了传播研究的问题与方向。而当下人类文明正在从图像时代进入以元宇宙为代表的虚拟现实时代，因此反思视觉中心主义，有助于打破主体主义的认知框架，并从具身关系角度关注人-技术-世界的传播交往关系。

　　面对身体传播研究所掀起的热潮，张文娟（2022）冷静地指出，传播学真正缺乏的并不是作为研究对象的身体，而是作为研究视域的“具身性”。由于具身性进一步在后现象学路径中从“身体-世界”的知觉具身结构拓展为“身体-技术-世界”的技术具身模式，因此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跳脱出传播学离身知识型（即笛卡尔二元认识论的思维桎梏），进入一种媒介存在论与（后）现象学的具身视域中，从而成为推动当前传播学知识型变革的重要动力之一。胡翼青等（2022）则提示，当下具身性研究出现了传播的具身性和媒介的具身性两条路径，前者关注在场与缺席、具身与离身等二元范畴；后者则看到媒介在连接人与世界时的消失和退隐。媒介具身性意味着，媒介在提供可见内容的同时隐蔽了自身，以不可见的状态他律其他社会场域并组织起社会的时空秩序，使人无法觉察到是媒介本身在组织和建构这个世界。而沿着媒介具身性的路径，才更有可能走出身体概念的框定，为传播学注入更具理论阐释力和创造力的思考。

　　实际上，在具身性视域下，今年诸多学者已经展开了对于人-技术-世界的传播实践研究。彭涛等（2022）以云养猫现象为具体研究对象，探讨新媒体环境中新的身体在场与缺席到底如何发生的理论问题。他们通过扎根理论的研究，发现云养猫流行的原因在于，新媒介对“猫”的概念进行了改造，并以此重构猫与人之间的身体实践关系。换言之，新媒介对旧事物的处理已深入概念改造领域，它源于传统身体实践方式的缺席，又在新的概念建构中不断融入新的身体实践方式。王蕾等（2022）则通过剖析16位女性数字美颜使用者的媒介实践过程，发现女性在对化身的修补和美化中注入了主体及主体性的文化延伸，从而凝结了其编织身份象征和社会关系的意图；同时，技术化身也承载着女性对身体的隔阂和质疑，成为主体纠结与矛盾的共同体。上述学者的研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关于身体的后人类技术图景，也大大扩展了人们对新媒体运用所带来的改变的认知。

　　技术对身体的再造，是否会引发新的技术或社会规训，成为一个值得警惕并予以重视的议题。杜丹（2022）通过聚焦人们被远程通讯技术中介化的“转场”实践（指人在技术的支持下具身地在虚实交织的社交场景之间往返、穿梭与停泊），探讨了疫情期间人们远程交往的具身行动和体验，发现远程通讯技术系统虽帮助我们超越了传统的实体领域，但也凭借屏幕时间反制了我们的社会交往实践，进而确立了一种新的奴役方式，让人屈服为“速度的囚犯”。徐婧等（2022）则以美形技术新媒体平台为数字田野，发现当下被新媒介技术中介的女性身体想象及其引发的具身实践，并未超越性别秩序的边界，而是在技术接入和设置的引导下，复归到以技术凝视为新型控制机制的秩序之中。

　　三

　　虚拟数字人与社交机器人：

　　智能传播中的新主体与新实践

　　在元宇宙的设想和架构下，“虚拟数字人”将成为未来用户与虚拟世界连接交互的关键入口，而通过与虚拟数字人的交互进行虚拟生产和劳动，最终会形成虚拟世界的社会关系和结构。因此，对于元宇宙和智能传播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到作为元宇宙核心组成要素的数字虚拟人。

　　程思琪等（2022）基于虚拟数字人的体验性属性，对其在应用与实践过程中的连接机制与媒介属性，以及人际交互机制对人与虚拟数字人交互模式的效应进行了探讨。进而认为，对于虚拟数字人的研究，需要在考虑人与虚拟数字人关系的理论选择的基础上，根据与虚拟数字人交互的实际情况来验证已有理论框架的解释力。其中，特别需要反思将人际交互作为二者互动模式评判标准的合理性与适配性，从而抛开人类自我中心主义视角，挖掘和探索新的交互模式。

　　高新技术发展与融合，让虚拟数字人已达到“形似”真人的水平，但要实现个性化和用户体验层面的“神似”仍有较大距离。杨名宜等（2022）解析了虚拟数字人如何通过创建（定位、基调、特征）、塑造（算法赋能、价值赋能、标签赋能）和呈现（用户体验与交互意愿），从“形似”阶段向“神似”阶段过渡，从而根据不同定位和类型优势开启差异化和个性化发展，亦即实现为虚拟数字人“赋魂”的过程。

　　在虚拟数字人的众多市场应用中，虚拟主播和虚拟偶像已成为目前国内市场的热点，特别是基于人工智能合成的虚拟主播的出现，也让我们对技术具身有了更多的思考。邬建中（2022）基于唐·伊德三个身体的理论，发现AI合成主播在物质身体和文化身体的交织中，其前台与后台的界限不断模糊，由此产生的“技术身体”成为了场景融合和增殖的“新中区”，它不但能适应融合与裂变的新场景，还能调整其社会角色，进行“一次生产，多次加工，多元输出，广泛相关，多重服务”，并通过对跨场景数据的分析整合，进行传播场景的融合与重构。

　　从实践来看，虚拟数字人已成为人类信息传播活动的重要参与者甚至传播主体，而与它相似的另一个新的智能传播主体是社交机器人。社交机器人一般指社交网络中自主运行社交账号并且有能力自动发送信息和链接请求的智能程序。相比虚拟数字人，社交机器人的传播活动存在着更多的争议与问题。漆亚林等（2022）从社会建构的角度出发探讨了社交机器人的行动机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发现社交机器人通过规模优势和技术赋能导致人机交互过程中人类用户的主体异化与认知偏差，不仅改变社会秩序的建构逻辑，还形成党同伐异的传播痛点等问题。因此，在算法逻辑背后，把握社交机器人的行动目的和演进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而从全球治理、生态治理、人本治理维度建构系统性应对策略，则有可能为走出社交机器人构建的智能陷阱提供新路向。

　　当下社交机器人的活动已经延伸到包括政治、气候、公共卫生在内的诸多领域，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众的思考惯习和认知机制。特别是在政治与舆论层面，随着政治冲突和政治表达异化的加剧，用于政治传播和舆论操控的社交机器人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同样是通过对Twitter平台中与北京冬奥相关讨论进行分析，赵蓓等（2022）发现社交机器人一方面表达对北京冬奥的积极或中立的立场，另一方面又通过放大争议、制造政治冲突等方式将北京冬奥会引向负面讨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或加剧了奥运传播的泛政治化。武沛颍等（2022）则发现，社交机器人倾向于关注冬奥相关的负面话题，多持反对冬奥的态度；而人类与机器人的议程网络显著相关，存在网络议程设置效果，这也说明社交机器人可能已经具备操纵舆论的能力。

　　社交机器人的信息操纵已经影响到了国际舆论环境。韩娜等（2022）以社交媒体涉华新冠病毒议题为例，通过对比社交机器人和人类用户在发文趋势、策略和主题上的特征，发现社交机器人更倾向于在行为上通过潜伏和模仿，利用多元路径发布更具煽动性的争议话题，涉华议题操纵活动明显。赵蓓等（2022）则通过对Twitter上俄乌冲突议题数据的分析，发现社交机器人干预舆论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不仅将“标签”作为社交机器人行动中的重要工具（一方面通过推动标签活动来制造舆论影响力，另一方面会通过标签劫持来扭转舆论局势），另外也通过大量部署意见领袖型社交机器人来引导舆论，并通过打造新账号来建立意见领袖优势。

　　实际上，除了舆论的操纵者外，社交机器人还可以扮演海量信息的智能把关者与虚拟对话者等多种角色。郭小安等（2022）由“政治腹语”概念切入，剖析了社交机器人这种功能的两面性：既可能是舆论的操纵者和阴谋的实施者，也可能是民主政治的推动者，未来还可能摆脱和超越工具性媒介的束缚，成为具有一定思维能力、判断能力、情绪表达能力等的有限人格主体。他以此提示，未来的研究需要打破对社交机器人日渐固化的负面刻板印象，摆脱传统的二元工具论视角，从而开创一种重新认识社交机器人等智能传播新主体的新视野。

　　四

　　人机传播：

　　智能时代人际传播的延展与挑战

　　传统意义上的人机交互（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HCI）研究的是通过机器及界面优化为人类用户提供便利和服务，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以机器人（包括虚拟与实体机器人）为代表的越来越多的“机器”开始与人进行交流，机器正在成为具有社会嵌入性的独立传播主体，而人机传播（Human Machine Communication，HMC）也正在成为一种新的传播形态。

　　在人机传播语境下，机器变成了与人进行交流的传播主体，人们对人机传播的核心关切在于它与人际传播的关系及其影响，传统的人际传播理论与实践也成为学者们理解人机传播的普遍起点与参照坐标。彭兰（2022）以人际传播为参照，认为人类之所以需要人机传播，主要源于场景性、补偿性、可控性、定向性、投射性、治疗性等交流的需要。而人机传播能否达成有效交流，则取决于机器对对话情境、情感表达与互动、风格个性、经历共享、身体表现与互动等交流要素的理解与应用。甘雨梅等（2022）通过运用录像民族志对智能服务机器人的研究恰好证实了上述观点。她们发现，“具身互动”不仅是达成人机交互（传播）的重要前提，也成为人机情感联系的重要条件。换言之，“具身性”成为一种重要的人机传播情境机制。

　　根据以往研究发现，在面容与身体缺场的网络人际传播中，人们会根据交互对象的各种资料并基于自身经验与图式，构建交互对象的印象，因而会与交互对象真实形象发生印象失真。简予繁等（2022）通过2个实验发现，用户在与智能语音助手交互过程中，也会呈现出人际交往的上述特性，也会形成心理意象，并且在智能语音助手呈现出其拟人的化身形象时，也会发生意象失真，但这一效应仅仅存在于“共有型关系”（将机器视为伙伴或朋友）人机关系。

　　正如彭兰（2022）所指出，人机传播既包括满足人的功能需要的传播，也包括满足人的情感需要的传播。而随着智能技术的进化，人与机器的互动逐渐从工具型更多地转向情感型。黄阳坤等（2022）以Twitter上的中国议题为例，运用计算传播学方法研究人机用户在同一议题上情绪的时空分布与关联机制。结果发现，不仅人机情绪的时间分布高度同构并循环波动，而且人机情绪在地理分布上也趋同——机器人对特定情绪的引导在空间上产生溢出效果，影响了更广大国家、地区的人类用户。他们因此认为，心理学中行动同步、类别激活与社会评估等情绪感染机制可被用于理解人机情绪间的关系。

　　随着机器越来越具有交互性、对话性和社会性，人机传播的新场域便产生了具身性的意义空间。赵海明（2022）认为，人与机器的具身实践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人们如何对待在社会中扮演特定角色的智能机器，解释人类在与技术的互动中如何认识和理解自己，并重新想象我们是谁。张铮等（2022）同样认为具身性是理解人机互动的重要视角。他们以身体为切入视角，提出了“拟身链接”的概念，用以描述基于深伪技术的人机互动关系。基于拟身链接，深度伪造技术能够启动特定的自我感知、对可能自我进行呈现，并对个体的社会身份进行校准。由此，深度伪造技术能够为自我概念重塑与行为决策的干预提供全新的思路：当人们的经验现实难以被超越时，对其自我拟身进行改造与重塑，也能够产生真实的效用。

　　邓建国（2022）将人类主体感知到的“在场”（presence），区分为强调技术逼真度的“媒介在场”（media presence）和依赖身体和空间的“社会在场”（social presence），并将其作为考察人机传播的关键因素。他认为，目前人机传播技术的研发和讨论主要关注机器人所能提供的媒介在场，而忽视了社会在场。因此建议我们应该更多关注人机传播中的社会在场的建构，以此进一步推动人机传播的发展。

　　人机传播既可能拓展人际传播，给人们带来更广泛的关系互动，也可能引发一些新危机，正如彭兰（2022）指出：虽然人机交流常常是以人为中心，但人在这个过程中，也无意中将自己在某些方面降为了“物”。人机交流中总体是以人为中心的不平等交流，这不仅会影响到人机交流的结果，这个过程所培养的思维和行为惯性，特别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惯性，也会为人际传播带来障碍。其他学者也担心，人机传播发生的结构性变革蕴含了深层的颠覆性伦理（陈昌凤，2022）；人机共同体将颠覆以往承认理论立足人类共同体进行思考的现实前提（甘莅豪，2022）；以及人对智能机器的信任，是对本已存在信任危机的人类社会的一种“技术性”补偿，还是会更进一步加剧这一信任危机（蒋忠波，师雪梅，张宏博，2022）为进一步明晰人机传播研究的方向、领域和方法，刘锦东（2022）对古兹曼和刘易斯所提出的人机传播研究议程的三大维度，进行了解读和方法论建议。他认为，在机器功能、人机关系以及技术哲学这三大维度中，机器功能是实证基础，已经有人机交互领域的诸多定量实验研究作为铺垫，此外还可用定性方法中的漫游方法进行研究；关于人机关系的考察是目前人机传播的主要发力点，访谈、机器人日志和民族志都是可资利用的研究方法；第三维度是形而上学讨论，探讨人机二元对立的消解、人类的存在与进化的意义，以及在该过程中的伦理问题，而囿于有限的技术发展和研究深度，这一维度还远不够成熟。

　　一些研究者也引入了媒体等同理论（media equation theory）的视角，将计算机、机器人等媒介都被视为社会行动者，从人际交往的视角考察人与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与行为。申琦（2022）认为，媒体等同理论以人与媒介技术互动的社会规律为切入点，从如何完善媒介设计、制定媒介设计规则角度，为人机传播研究提供了更为细致、精巧的理论视角。他据此建议，未来人机传播研究应考虑从如何丰富媒体等同理论、依据媒体等同理论是否会不断降低人机传播中人的主体性，以及建构更为宏观的理论考察人机传播过程等方面展开。

　　五

　　码与数据：

　　媒介物视域下新媒体研究的新进路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来，在国际学界“物质性转向”（materialism turn）浪潮的影响下，“物质性”不仅成为国内外媒介研究的一个前沿地带和热门话题，在在其“理论旅行”中还衍生出“数码物”“媒介物”“计算物”的概念表述。张磊等（2022）在媒介物的视角下，将健康码视为一种技术装置和“决断装置”。它具有聚集、自动化、感官同一化和治理术四个层面的装置特性，所实现的不仅是对于人的治理，还正成为一套技术系统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组成部分。

　　健康码的诞生可谓是我国数字社会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一方面直接产生于我国新冠疫情管控，同时也是一种典型的本土化数字技术实践。它的推行和普及，不仅较为集中地体现了数字技术对社会的深刻嵌入，也意味着一个跨层级治理结构和数字“基础设施”系统的建立。李梦颖（2022）通过追溯健康码的“基础设施化”过程，发现经由健康码，数据正加速嵌入复杂的社会技术系统之中，并加速了政府治理的数字化转型，促使政府治理的组织化边界围绕数据的搜集、储存和分发进行重新划分。

　　正如刘海龙所言：“近年来媒介技术产生的‘震惊效果’，导致了基础设施倒置，原来隐而不显的媒介基础设施被突显出来。”（刘海龙，2022）人类社会每一次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都会带来社会的整体性转型，而对于隐藏在技术背后的基础设施的关注，不仅可以揭示数字基础设施在不同领域推动生成的新的结构和关系，对于理解当下的数字革命及其对人类文明产生的深刻影响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孙玮等（2022）以健康码等软件代码系统为研究对象，将其看作城市的基础设施，探讨了它们是如何全方位地改变了人类及其生存方式。她们认为，软件代码系统的时空创造，展现出可编程城市作为媒介文明的一种崭新状态。由此，由现代性确立的“人的尺度”，正逐渐转变为人-机耦合的尺度，这不但是当前正在发生的历史事实，更是人类提升自身及文明向更高境界发展的必然趋势。黄顺铭等 （2022）则在“物质性转向”和“新移动范式”的基本理论背景下，从格式化、基础设施化、时空化等角度对电子快递单展开分析，揭示了其背后所牵涉的复杂的技术—文化过程:它在物质层面上成为一个新的标准之物；作为基础设施，它接入并组织起新的具有“互操作性”的移动系统；在时空化方面，它不仅以节点叙事再现了快递的时空轨迹、隐喻了快递业的组织方式，而且其背后的时空技术还通过“数字监督”“数字协作”与“数字等待”，中介着人们的生产实践、具身体验与加速期待。

　　智能化的媒介基础设施带来了现代生活的便利，但与此同时，它却是“不可见”的——普通民众几乎无从知晓它究竟如何运作，更遑论隐藏在其背后的劳动剥削、隐私侵犯、数据滥用等种种问题。媒介基础设施研究正是希望通过将媒介基础设施作为研究对象，让媒介基础设施从“不可见”转为“可见”，从而揭示其背后的各种不平等现象。陆国亮（2022）认为，对于媒介基础设施的分析，应在“物质形态”与“话语建构”维度的基础上，增加“技术-数据实践”维度，从而更多地关注人、媒介基础设施、数据三者的多元互动。

　　媒介基础设施的物质形态构成了其数据化的基础。平台媒介之所以成为社会的基础设施，并非只是其对日常生活的全面嵌入，更在于内置于平台中的数据中台以“不可见”的技术功能和海量数据，悄然将平台转设为一个可编程的计算系统。马中红等（2022）用“数据基础设施”指称那种隐藏在应用软件交互界面背后，隐匿于平台系统核心位置，连接前端应用软件和后端硬件设施的动态的、成长性的媒介物。她发现，数据基础设施作为一种不可见的技术环境，其可供性既“消失”在视野之中，又隐藏在平台技术的不同层级中，同时还以一种不可感知的动态变化，持续影响着平台的运行机制和社会逻辑。她据此提出了数据基础设施作为“隐蔽可供性”所具有的可供力的分析框架，并建议研究者不能将视野停留在可见的操作界面，而应向交互界面的纵深处、不可见处望去。

　　曹小杰（2022）从另外一个层面揭示了媒介物的不可见性。他通过聚焦电脑这一阈限媒介物，对影响互联网文化及其治理的物质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物的高可见性，到电脑的低可见性及更多智能物不断走向隐身，媒介物的物理可见性在逐渐弱化，但文化可见性反倒在增强。二者之间的持续辩证关系对一元化总体性叙事的弱化、空间感的重构以及文化治理术物质性转向产生深刻的影响。

　　上述基于媒介物视域的研究，从研究“内容型媒介”（刘海龙，2022）的窠臼中跳脱出来，不仅从本体层面更新了人们对媒介的理解和定义，也进一步打开了新媒体研究的视野、问题域和想象力，从而为我们重新理解物、媒介与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进路。

　　六

　　结语：智能时代人的价值与自主性

　　以人工智能和元宇宙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的狂飙突进，在带来更多传播的面向和可能性的同时，也带来了关于未来传播的焦虑与忧思，让学者们不能不认真面对其中可能蕴含的危机和风险。

　　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的互动，让机器从传播媒介转变成了传播者，由此“人与智能机器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从人机协同向人机共生和人机融合演化，从‘二元对立主体’向‘复合型共同主体’转变”（冯雯璐，白紫冉，乔羽，2022）。人的主体性的消解和机器主体性（或拟主体性）的确立，完全打破了一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传播理论体系以人为中心的前提。这也成为新媒体研究乃至传播学研究需要直面的一项根本性转变。

　　新的传播关系和结构首先给未来社会的伦理价值规范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陈昌凤（2022）认为，人类将人机交互中异质行动者的互动，仍视为或显或隐的权力争夺，过于关注权力的分配和占有，却忽略了全新的互动关系需要全新的伦理观。这种“文化滞后”可能会成为智能技术发展的掣肘，并难以预见未来的危机，因此人类需要重构人机共生的信息传播伦理。

　　新的传播关系和结构也对传统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形成巨大的冲击。张骋等（2022）认为，传播学在人机分离语境下普遍持有的人文主义立场已经不符合当下人机融合的传播语境，因此有必要迎来一次后人文主义转向：即打破传播学长期以来存在的“以人为中心VS以机器为中心”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不再将人视为主体，也不再将媒介视为工具，而是将两者视为具身的共生关系，以此建立和谐的人机关系，辨明“人”在传播学中的准确位置。孙玮（2022）也持有相近的观点。她认为，人文主义受到的最大质疑是预设理性的人作为历史和宇宙的中心，将自然视为与人类主体对立的客体，然而这种观点在现实和理论两个层面都已失去了合法性。因此，需要在人与技术系统耦合共生的基础上打破人的既有尺度。

　　技术正加速趋向彻底数字化和虚拟化的未来，而学者们则不约而同地回归到人（包括人的身体）这个基础维度来进行回应甚至抵抗。彭兰（2022d）和李瑛琦（2022）聚焦“人”这一侧，分别从当前人的全面数据化和“永久在线、永久连接”新交往模式进行了剖析和反思。彭兰认为，从虚拟的“数字化生存”到现实与虚拟之间深层互动的“数据化生存”，我们似乎获得了更多自我认知、自我表达、自我记录的可能。但另一方面，当人被映射、拆解、外化成各种数据，这些数据又被强制进入各种商业或社会系统时，人们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对自身数据的控制力，并受到来自外部力量的多重控制。因此，最根本的是仍然需要制度性的反思，以及这种反思基础上相关法律与制度的跟进。李瑛琦则认为，“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网络社会是以媒介技术为物质基础的、以网络化逻辑为技术秩序的技术化社会。在这一背景中，人的自主性存在于媒介技术的规定性之中，人类遵守技术律令，并对技术进行反向适应。由此，人的自主性将面临持续性危机。而强调“自我”与社交或网络媒体定期断开、减少数字媒体参与和使用的策略、倡导寻求技术使用平衡意识的“数字排毒”（digital detox）理念，将对人类“自主性”的复归具有现实意义。

　　显然，打破人的尺度，绝不意味着放弃人的自主性。相反，清醒地认识人类当前的生存境况，并据此调整人与世界的关系，正是人之独特智慧的创造性体现。正如杜骏飞（2022）所认为：对于媒介物的分析之所以成立，其核心仍是人在物中的意向性的确立，因此在被人工智能等技术所塑造的未来数字交往中，其核心仍是人-物-实践融合中的人的主导性。吴璟薇等（2022）也提示，基特勒等学者所主张的网络关系本体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客观地看待人和技术之间的关系：人与技术不断互动构成某种关系，只有在这种“共在”的关系之中，两者的主体性特征才能得以彰显。姜宇辉（2022）则认为，如果在人身上还有一种力量注定无法被彻底虚拟化，那几乎一定是人的肉身。因此应该将身体作为重新激活主体性的基础和根源， 通过突显“体验”这个主体性的重要维度，为我们重思21世纪媒介之变化提供可贵的线索和背景。

　　当下，人类和技术正处在一个复杂的交叉点上，那么如何保证人类不在技术逻辑下迷失自我？来自理论的批判性反思和对社会实践的关照同样重要。具体而言，一方面，需要突破“主体-客体”的思维模式和“人-机器”对立的二元论观点， 从而更客观地看待人和技术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对人类社会技术实践的理解来关照人的在世存在，进而在物质性转向和具身传播视域下，提出更有阐释力和逻辑力的新理论范式甚至元理论。

　　“机器的遍在以及我们与机器的沟通并没有使我们成为机器，而是使得我们更加成为人。”（邓建国，2022）一言以蔽之，在当下日益繁盛的机器文化中，“在不断追随技术发展步伐的同时，我们仍然需要时时回望‘人’这一起点。各种繁杂的技术交织的迷雾层层散去后，最终我们的核心关怀，仍是每一个具体的人及其生命体验”（安孟瑶，彭兰，2022）。这也意味着，新媒体研究需要通过重拾人的价值和增强人的自主性，以此推动对智能时代技术与社会实践的深入探究，从而不断激发其学术想象力与知识贡献。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