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百多年的海外华文媒体历史当中，由华侨华人主办的华文媒体，投身于文化传播和文化教育事业，以传播中华文化为使命。然而，受到新媒体的冲击，华文传统媒体逐渐式微，众多华文媒体人在媒体运营与文化传承的道路上面临诸多困难。与此同时，华文新媒体登上历史舞台，发挥全球化、跨媒体化的电子传播优势，解构了华文报纸在华人社会的话语权，重构了华人社会的传播生态。

　　19世纪50年代开始，华侨华人创办的华文报刊在华人聚居的国家相继出现。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由于国内政局发生剧烈动荡，各派政治力量纷纷到海外创办报刊，宣传政见，海外华文报刊也因此具有了越来越鲜明的政治色彩。辛亥革命后，华文报纸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时创办于马来西亚的《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是影响比较大的两份华文报纸，它们对增强华侨爱国爱乡、服务桑梓的热情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在其他国家，华文媒体的发展呈现起伏的状况，在旧金山湾区、纽约、休斯敦等地，都有不止一种甚至一二十种华文报纸在同时出版。这些报刊各以特点取胜，在各自的读者中传播信息和知识，是华侨华人和留学生的重要读物。20世纪90年代，华文报社开始扩大业务，开办华语广播。旧金山市的《星岛日报》自1996年起开辟每周五天播出的两个粤语节目，1997年又开辟另一个普通话节目。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各家华文报纷纷成立网站，吸引更多读者，并为受众提供更多的阅读便利。

　　当前，华文传统媒体受新冠疫情与新媒体的双重夹击，营收下降，市场萎缩，运营困难，而华文新媒体呈快速发展势头，不但分流了传统媒体的受众，而且逐渐解构了华文传统媒体的话语权。

　　从经营状况来看，华文传统媒体特别是纸媒的收入下滑严重，维持纸媒运作的广告几乎流失殆尽，财收受到严重影响。例如受纸媒广告和订阅收入下跌影响，新加坡报业控股的营运收入在2019年8月31日至2020年8月31日的财年中，媒体业务首次出现了亏损，亏损金额为1140万新元。许多华文报纸停止纸媒印刷，转向网络办报，同时运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与读者、受众保持密切互动。

　　华文媒体主动应变，积极向新媒体方向发展，根据新媒体的传播规律，重组集团架构，建立符合新媒体运作规律的公司实体，从而在开拓新媒体市场中取得了良好回报。如马来西亚星洲媒体集团创设网络媒体，建立了跨媒体传播的综合性平台，是迄今为止人们了解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东南亚华人的权威信息渠道。一些有实力的华文媒体应用新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技术，以提高新闻传播的有效性。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旗下《联合早报》《新明日报》）与华为合作，从多方面着手推进数字转型，提供云平台服务，朝智媒体、大数据信息发布和个性化算法方向发展。在美国，《侨报》实现媒体融合，不仅建立了网站，而且加快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建设，建立跨媒体传播的综合性平台，集报纸、手机、网络于一体，打造出适应新时代新受众需求的媒体航母，为华人提供新媒体信息服务。

　　在媒体融合的时代背景中，海外华文传媒经过转型，逐渐形成了网络化、全球化、跨媒体化的新现象。传播全球化展现了海外华文媒体从单媒体到多媒体的内涵扩展。一是单种媒体密度的提高，信息传播更加密集，表现为扩版和内容的丰富性。二是从过去的单一媒体发展到现在的多种媒体共存互动的局面，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现象，特别是电子媒体和互联网的发展与成熟，使得华文媒体可以突破国界、地域等方面的局限，实现跨区域传播。

　　华文传媒是华侨华人宝贵而独特的资源，在传播中华文化、开展民间外交、宣传介绍华人社会、展示和塑造海外华人形象等方面均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华文传媒加快融媒速度，发挥桥梁纽带功能，通过文化传播的软性诉说，实现传播中华文化、创造新的生存空间等目的。

　　华文媒体朝融媒方向发展，帮助传统媒体重组媒体的架构，推动媒体改革，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效率，促成了一个立体、多层次、跨媒体和全球化的传播网络。抓住媒体融合的发展趋势，重点发展新媒体传播领域，并根据新媒体的特点在业务上进行改革和创新，不仅继续维持华文媒体的影响力，而且还为受众提供了新的信息分享网络，其因应媒体融合而实现的一系列变革取得了明显成效。

　　加快华文媒体的融媒进度，增强其传播力与影响力，生产优质内容，提升吸引华侨华人以及当地主流社会的能力，既是华文媒体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发展重点，也是其获得融媒发展中资源重组并获得新的发展力量的起点。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