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要“推动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全球化、区域化、分众化表达”。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我们理应以更加开放创新的姿态，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从“走出去”迈向“走进去”，让世界读懂中国，让不同地域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进步。

　　最近，四分钟国风AI短剧《霍去病》在海外走红，被称赞主角是“汉朝的闪电侠兼战神”、中国的“AI视频制作技艺令人惊叹”……这已非中国文化产品在全球“出圈”的个例。12部网文入藏大英图书馆，游戏《燕云十六声》海外版发布首月，玩家破1500万，历史剧《太平年》在多家国际主流平台上线……近年来中国文化出海硕果累累，中国文化产品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新窗口。

　　文化出海最初更多围绕文化交流展开，近年来已进入提速阶段，数字化技术手段的发展和运用更为文化出海助力。以“新三样”（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微短剧）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出海现象不断升温。2025年，我国游戏海外收入204.55亿美元，同比增长10.23%；网文出海作品1.36万部，海外用户超3.5亿；微短剧海外收入23.8亿美元，同比增长260%，覆盖200多个国家。中国文化影响力、传播力持续扩大。《人民日报》海外版所发表的文章写到，被称为“极致中国化”（Chinamaxxing）的文化现象在美国年轻人中悄然兴起。喝热水、煮热茶，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分享生活碎片等生活方式受到追捧。“中国文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登上世界舞台，它不再是需要解读的神秘‘东方符号’，而变得亲近可感、可参与、可共鸣。”

　　文化出海作为国际传播的核心内容，当前呈现出多元特点和趋势。海外对中华文化的认可程度显著提升。对此，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院长孙敬鑫在采访中指出，去年以来，西方主流媒体纷纷刊文，认为中国软实力，特别是文化领域的软实力明显提升。越来越多的海外年轻人想深度体验中华文化，“Chinamaxxing”等新造词在美国社交媒体上呈爆炸式增长就是生动的注脚。

　　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对文化生产传播的介入程度更加深刻。以哪吒题材为例，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推出的《哪吒闹海》全片15万张手绘原画，耗费了数年时间；2025年，《哪吒之魔童闹海》这部现象级动画片的背后，藏着两个“看不见的主角”——GPU（图形处理器）与AI（人工智能）。这种技术突破本质上是算力革命与创作逻辑的双重颠覆。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吴赟指出，当前国际传播已经进入以平台为核心的内容竞争阶段。游戏《黑神话：悟空》通过中国神话叙事和视觉化表达，依托数字平台实现全球传播，体现了国际传播从传统的信息输出逐渐转向文化叙事传播的新趋势。

　　国际传播的主体越来越多，从单一主体到“多元主体”，从媒体机构到“超级平台”，从人际互动到人机协作。过去的国际传播主要由政府机构和传统媒体开展，而在数字平台时代，人人都可能成为传播者，参与到全球传播中。这种多主体格局既扩大了传播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媒体主导的传播结构，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传播生态。

　　中外文化的友好交流都以和而不同、平等互鉴为基，古人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还有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等，都倡导在了解和尊重不同区域社会文化差异基础上寻求价值共识。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报告（2025）》指出，在全球文化消费新趋势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逻辑从“我们想传播什么”转向“受众需要什么并想参与什么”，把“中国的”上升为“世界的”、把“我们的”转化为“大家的”，以共同的情感价值说服人、感染人，推动传播模式向精准化、社群化、共创式升级，从而实现从规模触达到价值共鸣的深化。近年来，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为国际传播体系构建和文化出海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动能。将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文化出海相结合，成为近年中国学界与政策领域的重要议题。

　　区域国别研究是多学科、跨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领域，是针对特定国家或者区域的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进行的全面深入研究。孙敬鑫认为，这门研究是为了解决与世界良性互动的问题，研究方法更强调深入到对象国去做田野调查，去亲身感受，做长时间的面对面研究。进入21世纪，在国家布局推动下，区域国别研究呈现繁荣发展态势。新时代以来，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世界影响力持续扩大，区域国别研究为推动中外交流、加强国际精准传播提供了理论支撑。正如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靳戈所言，依托区域国别研究构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回应各国共同的发展需求，对一国一区具体情况的细致描摹和刻画，能够为有效的国际传播提供一幅清晰的“受众地图”。

　　受访专家认为，近年文化出海蓬勃发展，涌现出了优秀作品。作为其中代表，中国的文化“新三样”都是以某一个受众国为导向去提供适合的文化产品。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徐剑认为，全球文化是非常多样且复杂的，每一个国家基于它的历史背景和与中国的关系，对中国的形象认知都不一样。应加强对各个国家、各个文明、各个文化形态的精准分析。只有基于对象国出发，去了解对象国的国情，才能够把我们的国际传播做到精准化、分众化。

　　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如果缺乏区域国别视角，很容易形成“同一内容、同一模式面向全球”的传播方式，忽视不同地区社会的文化差异。实际上，不同区域在历史经验、文化语境和社会环境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些都会影响受众对文化内容的理解。吴赟指出，国际传播策略不仅要关注地域差异，还要关注不同群体的兴趣结构，如性别差异、Z世代群体的文化偏好等。不仅要关注产品内容本身，还要在议题选择和传播方式、传播路径上进行差异化设计。

　　区域国别研究与文化出海相结合面临三方面挑战。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赵蓉晖指出，一是知识基础仍然不足。区域国别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对特定国家与地区历史、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与文化心理的深入理解，但目前不少研究仍停留在宏观介绍或资料整合层面，对当地社会结构、舆论生态与文化接受机制的长期田野性研究不足。知识深度不足容易导致传播策略缺乏针对性。二是学科目标与传播实践之间的张力。区域国别研究本质上属于学术研究，国际传播则更强调效果导向与传播效率。如何建立有效的知识转化机制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三是国际舆论环境的复杂性。在全球信息空间高度竞争的背景下，如果对目标地区的媒体结构、议题设置机制以及文化敏感性缺乏细致研究，就会影响传播的效果。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攻坚期，也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窗口期。让文化出海之路走深走实，需要我们在区域国别研究与国际传播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从多方面协同发力。

　　充分运用数字化手段提升文化产品的质量和底蕴。电影《哪吒2》用文化软实力和现代科技硬实力共同托举了“国漫崛起”。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发展中心主任许宁认为，针对全球观众获取艺术内容的主要渠道已由剧场转向流媒体和移动端的趋势，应推动由“实体出海”向“数字IP体系化出海”升级。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研究员孙佳山提出，加强核心技术的自主建设，推动技术与内容的双轮驱动、协同出海。

　　找寻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最大公约数”。浙江省文联主席许江认为，将世界眼光与中国风骨融为一体，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既有国际亲和力，又有鲜明的中国辨识度，真正成为讲好当代中国故事的优质载体。全国政协委员王众一认为，文化“新三样”之所以成功，原因在于找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最大公约数”，即用全球通用的数字语言突破文化壁垒。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与中华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陈戎女则强调了以打造精品来促进深度交流。她以中外戏剧交流为例，我们既可通过中外剧团的交流，用跨文化戏剧形式打造高端精品，也可以采用实验小剧场的方式体验中外差异化的先锋戏剧。相对于文化“新三样”依托网络媒介出海，中外戏剧交流更注重人与人的切身交流。中外戏剧的深度交流能激发不同文化地域受众的共鸣，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

　　更大发挥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鼓励更多文化企业和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增强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凸显主流媒体的传播能力建设是我国布局国际传播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新宁、王文易在《文汇报》撰文指出，要做强新型国际传播平台，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型国际财经媒体、文化媒体集团。还要推动民间传播力量崛起，鼓励民间文化交流，支持自媒体、网红、民间艺人等参与国际传播，积极打造“民间大使”队伍等。

　　学术界还要继续加强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吴赟认为，未来要根据不同地区特点制定更加精准的传播策略，针对不同受众群体设置差异化议题。徐剑指出，要更多地走向对象国的田野进行调查研究，深入研究各国国情，这需要多个学科共同参与。赵蓉晖强调，从长远看，需要在深度区域知识积累、跨学科协同机制以及传播策略的本地化适配等方面形成更加系统化的制度安排。只有在扎实研究的基础之上，国际传播和文化出海才能获得更稳定、持续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