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东北作家群”概念由批评家黄平提出，在此之前，黄平曾在沈阳作家双雪涛的小说中发现了“新的美学”。随着沈阳作家班宇、郑执的关注度提升，更多研究者发现了这三位东北作家写作上的共性及文学表现上的新质。基于近年东北青年作家在创作内容上体现出的历史意识与现实感，以及在表现形式上对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融合、对纯文学与类型文学界限的打破，黄平在提出“新东北作家群”这一概念时一再强调，“‘新东北作家群’最终不是指一群东北籍的作家，而是指一群吸取现代主义文学资源的‘新现实主义作家群’”。也就是说，这一概念虽然以地域命名，却并不局限于地域文学之中，它真正指向的是文学对现实、历史的深度介入和表现形式、美学上的更新。

　　如果说“新东北作家群”是根据文学实绩和文学现象提炼、总结而成的概念，那么“新南方写作”则如同一面召唤性旗帜，期待符合其标准的作品加入。它最早同样始于对具体作品的阐发，但自2021年以来经由文学杂志的策划与杨庆祥等众多学者的讨论后，它的意义更在于启发当下和未来的南方写作。提出者明确强调此“南方”不是以江浙沪为代表的南方，是“南方之南”，即西南、海南、大湾区乃至南洋，这并非对地域边界的单纯拓展，而有着明确的“去中心”、追求异质性的意图，以凸显喑哑之地被遮蔽的文学经验。“南方之南”的写作被冠以“新”字，意味着它同样期待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双重更新。因而，从地域上看，“新东北作家群”和“新南方写作”虽然是对峙的概念，概念提出的过程亦不尽相同，它们却有着对文学写作共同的诉求。

　　首先，无论“新东北”还是“新南方”的写作都被寄予了在全球性视野中表现本土现实和历史的期待，并需在其中提供新经验和新认识。在通常的理解中，双雪涛、班宇等东北作家的小说更倾向于表现历史与历史后果，“新南方写作”则主要表达即时经验并提供未来感；“新东北”文学凌厉又持重、苍凉又温暖，稍显封闭，“新南方”文学则轻逸、蓬勃、开放，更具世界性。在这种比较中，还可以暗示另一种思路：二者可构成互为补充的镜像关系，具有彼此启发的意义。“新东北作家群”目前面临着新挑战。一方面，在重述历史时需提供具有世界性视野和长历史时段的新认识。另一方面，则需在讲述当下东北故事时塑造新人物、书写新城市和新空间。东北较之南方，缺乏人口的大量迁入与文化的杂糅，城市的新质与旧有的文化传统界限模糊，“新东北作家群”如若想创作出不同于以往的作品，则需要作家激活历史潜能，发现隐蔽的风景，转换视角，更新知识结构，从惯有的写作模式中挣脱出来。当前“新东北作家群”具有普遍的“去东北”倾向，作家们有意淡化小说中的东北元素。这有可能探索出写作的新路，其实地方经验的书写不会限制作家的写作，作品是否会有所创新，更在于作者以何种方式处理地方经验。当然，“新东北”书写不应仅仅是历史的、地方的、怀旧的，而需要被纳入全球性视野以及与南方的镜像关系中，从而获得地方主体的自觉。身在其中的作家往往对地方性不以为意，通过外在的视角、远距离回看和他者的激发，或许能够发现不同的风景。“新南方写作”也不全然是写新群体、新空间、新现象，隐匿在时间褶皱中的历史细节也可以被重新发现并赋予新意。这其中包括民族史、革命史、改革史、生活史等，以新的视角重估历史，表达实情，提供新的历史认识，同样是“新南方写作”的重要方向。

　　其次，除了对写作内容的求新，“新东北”与“新南方”写作尤其强调形式的创造性，期待作家提供新的美学与艺术范式，以多种艺术手段建构有意义的现实。新世纪以来对现实主义的召唤往往强调写实，而忽视了艺术上的探索，众多现实主义作品遭到诟病的大多不是题材问题，而是艺术表现上的过时，以及对现实理解的粗浅和历史观念的陈旧。“新东北”和“新南方”写作都不是架空历史、脱离现实的玄想，“新南方写作”更在意作品的超现实主义特征，“新东北作家群”也多采用虚实相间的写作手法，二者其实都表现了对现实主义的开放性理解，展示了对多种文学资源的汲取和转化。现实主义可以融合多种元素，实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融合，进行西方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弥合，实践纯文学与类型文学的破壁，亦可探索文学对其他多种艺术门类的借鉴，打破成规与边界，在表现手法上充分体现作家的创新意图。这样具有先锋性的作品不必一定因袭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模式，但仍可发现时代的重要问题，探索历史发展趋势，并在现代性的破碎体验中修复人的完整性，呼唤温情、正义、尊严、责任等正向的价值观念，重建个人与社会、时代、历史的关系。

　　虽然“新东北作家群”的提出始于研究者对已有作家作品的归纳，但它与“新南方写作”都不是封闭、固化的概念，而是具有可持续生产性和未完成性，需要写作实践对其不断补充。它们使提供了新文学经验的作家受到关注，也启示作家之后的写作方向。无论是成熟的作家林白、葛亮、朱山坡，还是“90后”作家杨知寒、陈春成，都被再度发现他们的小说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新特质。与其说这两个概念是批评装置，不如说它们启示了写作和阐释的思路，是对当下文学写作与批评现场的积极参与。文化界对“新东北”与“新南方”写作的讨论已超越了地域本身，这是对当下文学创作的检省和启示、对未来写作道路的寻求，在文学的内部与外部酝酿革新，并与音乐、戏剧、影视等实现联动，促成文学创作依托地方经验实现具有创造力、总体性和普遍性的多元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