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作为一种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文体，故事性、娱乐性乃至抒情性是其作为“纯文学”的本质特征。然而，中国古代小说批评领域却存在着显著的“非文学化”倾向。最早将小说视为一种文体并对其加以评论的是东汉的班固，其在《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中，将小说与儒、道、阴阳等十家相提并论，认为小说作为“街谈巷语”乃“刍荛狂夫之议”，其价值“小道可观”。班固强调小说与子部诸家一样重在说理而非叙事，显然是将小说纳入了传统知识范畴，并未关注其文学性。与班固同时代的桓谭在《新论》中写道：“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他同样强调小说以说理为宗，而非以叙事见长。班固与桓谭所推崇的都是小说的实用价值，二者小说批评的“非文学化”倾向对后世影响深远。

　　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独立，然而，唐人魏徵等所撰的《隋书·经籍志》仍将小说置于子部，与儒、道并列，强调其“可以兴化致治”的政教功能，对志怪尤其传奇小说的文学性视而不见。唐人韩愈作《毛颖传》，张籍以《上韩昌黎书》责其“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以累于令德”，对该小说“以为欢”的娱情功能持否定态度。其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也将小说置于子部或史部，显然，直至宋代，正统文人仍未将小说视为“纯文学”。

　　明清时期，小说创作高度繁荣，但小说批评中的“非文学化”倾向更为明显。明人瞿佑的《剪灯新话》因“风情丽逸”而致“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英宗睿皇帝实录》卷九十）。该小说集在韩、日等东亚文化圈深受欢迎，可它却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被官方明令禁毁的小说，这在本质上是对其文学性的否定。此外，作为国家总书目的《四库全书总目》沿袭《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史志传统，仍把小说放在子部，纪昀在“子部·小说家类”中，将小说的功能概括为“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依旧强调小说的教化及学术功能。纪昀尤其反对小说的虚构艺术，并因此批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所叙故事凭空无据：“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昵之词，媟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据盛时彦《姑妄听之跋》引）

　　虚构本是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文体的重要特征，取消了小说的虚构性实际上等同于取消了其文学性。就本质而言，纪昀秉持的是班固、桓谭确立的以说理为主、尚质黜华的汉魏小说观，把小说视为学问的一个分支。因此，他提倡小说应为承载学问的“著书者之笔”，而非以虚构性见长的“才子之笔”。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四库全书总目》何以会对数量巨大且为士庶阶层所喜闻乐见的最具“纯文学”意义的白话小说一概不予著录，何以会对古体小说中最具文学色彩的意在“著文章之美，传要眇之情”（沈既济《任氏传》）的唐传奇持否定态度，何以会对质实的汉魏小说如此青睐。

　　古代小说批评的“非文学化”倾向在一些私人书目中也有所体现，目录学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批评方式，因为它显示了著录者的小说观念。明人晁瑮的《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著录了一些章回及话本小说，实际上是将白话小说置于子部。清人赵翼将小说与经、史、子、集四部并列，其《陔余丛考》卷二十二“经史子集”条云：“今《隋书·经籍志》已分经史子集者，《隋书》本唐人所修也。近代说部之书最多，或又当作经、史、子、集、说五部也。”当然这还是将小说置于传统知识谱系。及至晚近，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将“小说”单列为一类而与“文学”并列，表明他并未将小说视为“文学”，而他所谓“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亦将政教功能视为小说之首要任务，对其文学性置之不理。沈兆祎的《新学书目提要》把“新学”分为“法制”“历史”“舆地”“文学”“西学”“西艺”“杂著”“小说”，同样将“小说”与“文学”相提并论，未将小说视为文学之一种。

　　明末清初以来，小说评点十分兴盛，以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为代表的文法派，注重揭示小说结构技法，但这些评点家一般自幼便接受严格的八股文训练，形成了顽固的八股思维定式。因此，他们往往以“时文手眼”来审视小说，将小说视为“文章”而非文学文体。因此，胡适的《〈水浒传〉考证》批评“金圣叹用了当时‘选家’评文的眼光来逐句批评《水浒》，遂把一部《水浒》凌迟碎砍，成了一部‘十七世纪眉批夹注的白话文范’”，认为“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鲁迅的《谈金圣叹》也批评金圣叹在评点《水浒》时将“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做法上”。无疑，文学性并非文法派批评家关注的重点，他们往往将自己的小说评点视为“度人金针”，意在为科举士子指示八股文法。如金圣叹在《水浒传》“序三”中将《水浒传》视为“文章之总持”，其《读第五才子书法》还强调自己的《水浒传》评点本使“子弟读了，便晓得许多文法”；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亦称其评点本“欲使有志作文者”“少补文家之法律”。至于李卓吾的《水浒传》评点本，实际上是他作为思想家“发愤批书”的产物，小说叙事艺术亦非其兴趣所在。

　　即便到了近代，梁启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小说界革命”，仍遵循“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将小说视为启发民智的工具，其功利性小说观与文学的审美价值背道而驰。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将革新“道德”“宗教”“政治”“风俗”“人心”“人格”的任务赋予小说，过分强调小说的实用性。晚近“西学东渐”之风并未彻底改变国人的传统小说观，如王钟麟的《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仍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仲尼殁而微言绝，《春秋》之旨，不襮白于天下，才士憪焉忧之，而小说出。盖小说者，所以济《诗》与《春秋》之穷者也”，认为小说应承担起《诗经》《春秋》等儒家经典的政教功能，反将小说的文学性付之阙如。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肇始，作为国文教习的林传甲仿照日人笹川种郎的《支那文学史》撰写了“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并以“中国文学史”为题印行。然而，这部出于国人之手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却将小说排除在外，并对笹川种郎高度赞赏《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小说的做法予以斥责。显然，林传甲承袭的是正统小说观，对作为“纯文学”的白话小说仍然是非常排斥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的“非文学化”倾向可谓源远流长。究其根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多数小说批评家乃至小说家在道统文学观的支配下，从未将小说视为“纯文学”，反而过分强调其经世致用功能，否定其娱乐性、故事性或抒情性等审美特征。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