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晚清民国时期在华发行的德文报刊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此类文献与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关联，也亟须发掘与探讨。通过收集近代稀见的德文报刊，挖掘其中未被充分关注的文学史料，以此探察中德文学的交互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本文尝试以《自西徂东》（）对歌德的介绍探讨这一话题。

　　存世遗珍：《自西徂东》

　　1913年10月创刊的《自西徂东》可谓历史遗珍。这份中德双语月刊存世极稀，国内几无踪迹，德国馆藏亦寥寥，仅柏林国家图书馆等少数机构有藏，存世量仅为六本八期。

　　《自西徂东》依托于1909年中德双方合办的“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又称“德华大学”）而创办，由青岛印刷和出版公司福昌书局承印。德华大学追求中西合璧，旨在“用良好的、适合新时代要求的学校教育来培育中国青年”，“特别要求努力把民族主义的中国教育和现代化的西方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程良龙《中外合作办学历史·政策·现状》）。学堂初办之时，学生规模尚不足80人；到1913年底，已发展为将近400人。

　　学堂译书处帮办雷兴（Ferdinand Lessing）担任主编之职。他出生于埃森-阿尔腾埃森，在柏林攻读大学，1907年赴北京教书，1909年转至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1919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21年至1925年间，在沈阳一所医学院出任德语教习。雷兴致力于传介中国语言与文化，他曾与欧特曼（Wilhelm Othmer）共撰“堪称典范”的《汉语通释》（Lehrgang der Nordchinesischen Sprache）。他1925年重返柏林，受聘为柏林东方语言学校教授，1938年获聘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传授中国文化。

　　在雷兴等人的倾力促成下，《自西徂东》化作游走于中西之间的文化媒介。这一点从其封面可见一斑。其中文标题从左向右横排，下方标注德文副标题“Monatsschrift zur Vermittlung deutscher Sprache und Kultur im Fernen Osten”，并以繁体汉字标出中文副标题“紹介德國學術語文之雜誌”。刊物借此明确定调，致力于德国语言文学的译介与传播。然而，标题带来的弦外之音远不止于此。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有名言“媒介是人的延伸”。《自西徂东》体现了德人精神实质在华的延展，传递着德侨在异域的感知和体悟。德文主标题“Der West- Bote”，本可直译为“西东使者”，对雷兴等人中西沟通使者的身份而言也甚为贴切。但编辑部有意将之译为“自西徂东”，赋予其行为内涵。这一中文标题不仅揭示了来华德人生活地理和空间的变迁，而且附以中西文化特质。该词语源既可追溯至《诗经·大雅·桑柔》中“自西徂东，靡所定处”的经典表述，亦可关联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的同名著作《自西徂东》（Civilization, China and Christian）。花之安的著作于1879年至1883年间连载于《万国公报》，后结集成书。在晚清学人看来，该书“引西事与中国相较，不事夸张，不偏回护，其辩论义理，颇有精微处，将以西国政教良法，以救中土政俗人心之弊，名曰‘自西徂东’，取意有由也”（徐维则、顾燮光《增版东西学书录》）。而且，这一德文标题与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的抒情诗集《西东合集》（West-r Divan）仅有一字之差，宣示了一种糅合中西格调、融合异质文化的姿态。

　　民族精神视域下的歌德生平建构

　　对于歌德的介绍无疑在这份刊物中占据了核心地位。未署名长篇文章《据台德国诗豪》（Goethe）第一卷从《自西徂东》的第二期连载至第七期。该文虽非汉德对照，但配备详细的中文注解，有助于国内学界了解德侨对歌德的接受情况。

　　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看来，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共同体”。对于这个共同体的建构，媒介“功不可没”。长文《据台德国诗豪》在欧洲视域中从民族文学建构的视角重释歌德早年生平，赋予歌德民族认同话语构建的属性，推动了知识自西向东流动。

　　歌德出生之时，德国受“三十年战争”重创，一蹶不振。而法国国力强盛，如日中天，法语与法国品位在欧洲大行其道。在心智启蒙的关键时期，德意志民族文学，而非外来文学，形塑了歌德的思想。少年歌德从法兰克福民间故事书中“阅读了勇敢的贝林欣根的哥特弗里德以及著名的浮士德博士的故事”，汲取了“不可泯灭”的“幻想之力”，若非如此，“剧作《铁手葛兹》及巨作《浮士德》根本不会产生”（《据台德国诗豪》）。一言以蔽之，没有法兰克福的民间故事书，何来德意志民族的文学巅峰。

　　求学对于个体品性的建构至关重要。歌德曾先后在莱比锡和斯特拉斯堡攻读学位。莱比锡虽跻身德国文化中心之列，是德国“最美和最优雅的”城市之一，但遗憾的是，受到法兰西文化的“侵蚀”，当地难免盛行对“法国文化的拙劣模仿”。歌德在那里以“轻快、轻浮的风格”写作，但日趋反感“其中虚假的、非德国的状态”。斯特拉斯堡则恰恰相反。《据台德国诗豪》一文认为，虽然这座城市百年来居于法国统治之下，但其文化底蕴却是德意志风格。因此，歌德在此完成了向诗人角色的蜕变乃有迹可循。歌德出生于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在此接触了德国古代文化，却未能浸淫在斯特拉斯堡大教堂这样的“德国古代艺术杰作”之中。他在《论德意志建筑艺术》一文中对此表达了内心的震撼：“俊髦乎，吾蒙汝之教诲，见汝之渊源而目不眩心不乱，存神穆清，与海同体吾得其涓滴焉，为是者殆神乎其神，亦将俯瞰所造之物而言曰美哉轮焉，美哉奂焉。”他沉浸在这座“完善之美的艺术品”中，豁然开朗：“德国人并不需要模仿法国人的艺术，德国人在自己的艺术领域已经取得了伟大而卓越的成就。”

　　自我认知界限的突破来自自我的映照和他者的借鉴。在斯特拉斯堡时期，歌德在赫尔德的引导下，对诗歌的认识达到了新境界。赫尔德认为德国民间艺术“还尚存一线德意志精神的微光，即使布满灰与泥”。歌德品读后，“不复以为法国著作家能出德人之右矣”，且认识到“法人之哀戏，端庄而少顿挫与英伟人惊人之戏曲，盖不可同年而语也”（《据台德国诗豪》）。他1773年取材于16世纪德国农民战争，写下第一部大剧作《铁手葛兹》，被《自西徂东》评为“师表品”，即杰出的作品。这部“奇才之野文”虽仍“着迷于法国理论”，但其内核却是德意志的，这预示着法国文化在德国“统治地位”的结束，即“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歌德进而逐渐成长为“德国最伟大的诗人”，扭转了德国文学东施效颦、落后于人的局面，成为德国民族文化的一个象征。

　　经久不衰的世界名作必然首先是民族的，继而是世界的。从《自西徂东》也可以得知，歌德突破了莱比锡时期的文学观，认为诗歌不再只是少数几个人的“私才”，而是“世界各国共才”。歌德思想中的世界主义并不与民族主义相冲突，而是以民族精神为支撑。

　　《自西徂东》通过对歌德的介绍揭示了民族文学的孕育作用，否定了德国民族文学落后而无效的论断。《自西徂东》早在1914年3月已拥有近百个订户，其读者群体除在华德侨外，还有研习德语的中国学子。该刊虽然存在时间较短，但在20世纪20年代国内掀起“维特热”之前，歌德已借助这份刊物“自西徂东”，展现德国古典精神的精髓。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