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弗雷格与维特根斯坦的关系，人们就会想到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导言中说的：“我受惠于弗雷格的伟大工作。”这常常使人们忽略了他们在哲学思想上的重要分歧。这种分歧要从弗雷格给维特根斯坦的四封信说起。1918年8月，维特根斯坦完成了他的《逻辑哲学论》，并把手稿寄给了弗雷格。1919年4月，维特根斯坦又再次写信给弗雷格，请求他对手稿做出评论。两个月后，弗雷格回信，谈论了他对《逻辑哲学论》的看法，但这些看法基本上是负面的、批评性的。围绕这部著作，弗雷格之后又写了三封信，仍然以质疑的态度为主，他甚至直言不讳地批评维特根斯坦的表达“难以理解”“没有确证”“不够清楚”。其间，维特根斯坦当然也有回信，但可惜的是，这些回信由于战争原因现已遗失。人们只能通过肖尔茨（Heinrich Scholz）在二战前对弗雷格往来书信所做的表列记录得知存在过这些回信。

　　弗雷格写给维特根斯坦的这四封信直到1988年才被发现，并与其他书信一道于1989年由雅尼克（Janik）整理并以“弗雷格：写给维特根斯坦的信”为名在麦吉尼斯（McGuinness）与哈勒（Haller）合编的《聚焦维特根斯坦》中发表。2003年，施密特（Schmitt）将这四封信单独挑选出来翻译为英文发表。2011年，德雷本（Dreben）和弗洛伊德（Floyd）单独将弗雷格与维特根斯坦的往来书信整理出来，在《互动的维特根斯坦：纪念冯赖特文集》中出版。关于这四封信，还有一段“公案”值得一提。为了编纂弗雷格的遗著，肖尔茨在1936年写信给维特根斯坦询问是否能够为遗著提供资料，而后者的回应是，他的确拥有一些弗雷格写给他的信件，但是他拒绝将它们作为弗雷格遗著的一部分公开出版。维特根斯给出的理由是这些信件的内容是“纯粹私人的，而非哲学的。它们对于弗雷格文集而言毫无价值”。当弗雷格的这四封信被公之于世后，人们发现，它们的内容并不完全是私人的；相反，其中大部分是弗雷格对《逻辑哲学论》所做的评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为什么维特根斯坦当时不愿意公开这些信件？一种观点是将维特根斯坦的拒绝归因于他个人的学术倾向。麦吉尼斯辩护说，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展现出来的精神恰恰就是“拒绝对任何重要的东西进行学术研究的想法”，即他真正遵循了“哲学是一种活动”的理念，反对把哲学当作科学的研究方式。这种说法有点道理，毕竟肖尔茨在求助信中反复强调“弗雷格的科学遗著”“科学书信”。不过，这并不能解释维特根斯坦何以认为这些信件仅仅涉及私人内容且毫无价值。于是，另一种解释是：维特根斯坦此举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弗洛伊德说：“这种隐瞒可使……他免于被针对其作品、其在与弗雷格相处中的品性或《逻辑哲学论》的出版所提出的公开审视和挑战所‘烦扰’，而这部著作如今在他看来确有瑕疵。”考虑到维特根斯坦对学术研究的真诚，对他而言，承认《逻辑哲学论》包含错误大概不是最糟糕的事情。尽管在与弗雷格通信时，维特根斯坦对自己的观点充满信心，但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种信心就有所降低。根据弗洛伊德的记述，当维也纳学派竭力吹捧他的《逻辑哲学论》时，维特根斯坦曾写信给石里克，要求他低调，因为“有1000个理由说明它不是一种成就”。所以，维特根斯坦不想公开这些信件，与其说是要维护自己的声誉，不如说他在当时已经认识到问题，但无法给出相应的解答，进而不想被不必要的争议妨碍他思考这些问题。按照蒙克（Monk）的说法，正是在30年代，维特根斯坦“开始思考，哲学家应该确证一种技术，即获得清晰性（clarity）的方法”。而“清晰性”正是弗雷格在信中指责《逻辑哲学论》缺乏的东西。

　　还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第一件是弗雷格于1918年发表了《思想》这篇重要论文，他也将该文寄给了维特根斯坦。弗雷格大概是希望维特根斯坦可以通过这篇论文发现他俩思想上的相似性与区别，进而把握弗雷格的逻辑思想，修正《逻辑哲学论》里面的问题。然而，由弗雷格在信中对维特根斯坦观点的转述可知，维特根斯坦对《思想》这篇论文同样感到不满，他用“唯心主义”来指称弗雷格在文中所坚决反对的“心理主义”立场，并认为弗雷格没有把握到唯心主义的真正内核。另一件事情仍然与《思想》有关。当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吉奇（Geach）与布莱克（Black）在1950年左右想要翻译弗雷格的作品时，维特根斯坦建议他们不要翻译《思想》这篇论文。吉奇后来在《弗雷格：逻辑研究》这部译著集的序言中说：维特根斯坦认为“这是一个较差的作品——它攻击了唯心主义的弱点，但对唯心主义的有价值的攻击应该是攻击它最强的地方”；他还说：“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他已经在书信中将这个观点说给弗雷格听：弗雷格不能理解。”故用雷克（Reck）的话说，尽管维特根斯坦自己始终“没有放弃对弗雷格的赞慕和爱戴之情”，“一直研读弗雷格的作品”，还鼓励他的学生阅读弗雷格的著作，但是他对《思想》的看法始终没有改变。

　　以上史实足以表明弗雷格与维特根斯坦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分歧。我们应该重视这种分歧并寻找其背后的根源。弗雷格写给维特根斯坦的四封信至少展现出如下分歧：（1）维特根斯坦认为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事实是事态的存在，事态是对象的配置。但弗雷格难以理解这种观点，他认为既然事态还可以进一步归结为对象，那么世界就可以看作直接由对象构成的。（2）弗雷格（反复地）指出维特根斯坦的“发生的事情”“事实”“事态的存在”“事态”“事况”等表达不清楚，不符合对语言的逻辑分析。（3）弗雷格认为《逻辑哲学论》更像是一种艺术的而非科学的成果，因为它里面“只是一些断言，这些断言却没有被证明是有正当理由的，但它们似乎又亟需得到对其正当性的证明”。（4）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问题源于“误解了我们的语言的逻辑”，他反对弗雷格将错误归咎于唯心主义，而弗雷格则主张“逻辑的错误并不源自逻辑，而是产生自混乱或失常，这是人类逻辑能力的中断之处”，并且强调“我并不是要主张，所有这样的失常都可以追溯到心理—语言的根源”。

　　这些分歧几乎都与逻辑有关。弗雷格基于函数关系的一阶逻辑的立场，认为语言的最基本单位应该是专名与谓词，语义的基本单位应该是对象和概念，因此他无法接受将初始命题作为语言的最小单位，将事态或事实作为构成世界的东西，进而作为使初始语句为真的东西，他总是想要对初始命题以及事态作进一步分析。反过来，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工具是命题逻辑，他对语言的分析只需要达到初始命题即可，因此他认为，在语义上任何命题都是初始命题的真值函式，任何命题的真假都由初始命题的真假决定，而初始命题的真假则由它们与世界的图像关系决定。在逻辑的观念上，弗雷格将逻辑本身看作真理的系统，因此，所有逻辑命题都应该在系统中得到证明以便被确认为真；维特根斯坦反对这种科学主义的逻辑观念，他将逻辑视为一种方法，逻辑命题（重言式）是没有意义的，它们不对世界做任何描述。逻辑不是以命题的方式被描述的，而是在世界、思想以及语言中显示出来的。由于语言、思想与世界的界限就是逻辑的界限，命题的逻辑形式就为语言的划界提供了标准。在逻辑之外，一切都不可说，试图说不可说的东西，就会产生无意义的表达。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在表达力上无疑是有局限的，这甚至导致他最后不得不承认《逻辑哲学论》中的命题也都是无意义的。因此，维特根斯坦大概是希望弗雷格先“使用它们作为阶梯，爬上去超越它们”，尽可能地把握由它们所“显示”出来的东西。然而，在弗雷格看来，这是荒谬的，如果它们是可理解的，那么它们就一定经得住一阶逻辑的句法和语义的分析。维特根斯坦要做的就是“合乎逻辑地”将它们说清楚，然后对它们的真实性做出确证。正是这种逻辑观念上的分歧，最终造成他俩对彼此的不理解。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