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延安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国历史的因革道路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学术研讨会”在延安大学开幕。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50余位专家学者，聚焦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与内在逻辑，揭示中华文明的守正创新与行稳致远，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智慧和力量。

　　新时代新征程，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充分借鉴中国优秀史学传统，对中国历史进行整体分析与深入揭示，对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开展深度研究与提炼阐释，努力推动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理论启示与时代洞察，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这是中国学界亟待解决的学术思想命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新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林建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鸿宾、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研究员高寿仙、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教授张明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李忠林、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院长张翔、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赵现海分别以“中国式”文明形成道路的几点思考、人类文明整体进程视域中的“古今中西之争”、突厥表征的胡汉族群之关联——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之考索、中国和欧洲从平行发展到分道扬镳——伊懋可对中国历史演变机制的宏观思考、“通商亦富国之术”：明代国家治理的新趋向、中国文明西来说的百年反思——以近代以来知识结构的变迁为视角、“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萌芽：青年毛泽东的“湖南自治”主张及其对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的回应、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内政本位”与和平性为题作大会主旨报告。

　　深刻把握“中国式”文明道路的形成，需要探讨符合历史实际的人类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的认定标准。李新伟提出，“多元一体”理论和“天极宇宙观”是“中国式”文明形成道路的两个重要特征。李新伟认为，“多元一体”理论是中国考古学从文化共同体角度解读中华文明形成历程的重要理论创新。在“多元一体”理论框架下，先后形成“中原中心”“重瓣花朵”“区系类型”和“中国相互作用圈”等模式，不同模式之间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对文化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方式有不同认识。而中国史前文化在距今8000年前后即形成以天极为宇宙核心和运行枢纽的“天极宇宙观”，是中国史前时代极具特色的对宇宙秩序的认知，成为推进构建“天下”范围一体化政治秩序的有力依托。

　　文明是全人类追求的共同价值，创造文明是全人类担负的共同责任。在人类文明整体进程视域中，林建华认为，文明理论及其分类大致可分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知识文明”论、“原型亚细亚文明—欧洲文明—亚太文明”论、黑格尔的文明“东升西沉”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而在21世纪，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变化进行全面审视，大致可以看出三种走势：一是文明与现代化的关系更加密切；二是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多样文明世界化这两种趋向看似有矛盾，实则相互关联；三是社会主义文明、共产主义文明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的必然归宿。

　　雄盛于蒙古高原的突厥政权的兴衰与中原王朝的关联之密切，乃至政权属下的群体与周邻群体（尤其定居族群）的互动，构成了中古中国王朝与族群交往关系中一个突出的案例。如何体认它所表征的胡系之游牧人与汉系定居者相互塑造的中华民族共同之整体？这是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意涵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李鸿宾认为，突厥人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扩大的鲜明特征且具有典型意义，他们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与定居社会人群的关系表现的。与汉系主体族群不同，突厥人中途进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并以承前启后的角色以表达，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通过国家政权的建构和兴替，突厥民族与中华各系民族的联系乃至融合才得以成行，这是我们理解的突厥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关系的重要面相。

　　伊懋可（Mark Elvin)1973年出版的《中国的历史之路》，在总结和融汇西方和日本学界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技术经济学”的视角，对中国何以能够长期维持大一统局面、中世纪时期为何发生“经济革命”、帝制晚期为何陷入“高水平平衡陷阱”等问题进行了宏观的思考和分析。高寿仙提出，伊懋可在探讨相关问题时，始终以欧洲的历史为参照物，认为在宋朝建立以前的一千多年中，中国和欧洲的历史的进程几乎是平行发展的，但从宋朝开始发生“分流”( pergence )，从此走上截然不同的历史道路。在高寿仙看来，尽管伊懋可的《中国的历史之路》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在具体论述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但它确实是一部富有原创性和启发性的理论著作，出版后几十年间对西方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思想体系和制度体系始终围绕着“大一统”这个核心来进行塑造和构建，并表现出了相当的稳定性，也可以将其称为“大一统模式的国家治理”。然至明代，这一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始自战国秦汉的抑商国策发生动摇，在国家治理的话语体系中，抑商日渐弱化，通商地位凸显，明代的国家治理出现了新的趋向。张明富认为，明代 “通商亦富国之术”的国家治理新趋向形成的意义重大。这标志着，至明代中国古代历史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人对人的依赖在逐步为人对物的依赖所代替，逐末之人多必使国家陷于贫弱的观念已一去不复返，商人也不再是韩非子所称的危害社会的“五蠹”之一，时代赋予了商人以侠士、豪杰的品格。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系统深刻揭示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发展历程。“五个突出特性”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内在特质。历史充分证明，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学者还将围绕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文明的地理基础与人文因素、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与当代价值、全球视野下的中华文明与文明互鉴等议题开展分论坛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