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史互证”被学术界视为继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之后，将出土文字资料扩充为以“非文本史料”（实物、图像）与传世文献史料相印证的又一重要研究路径。“图史互证”进一步拓展了史料范围，刘中玉将图像史料的范围概括为“传世的包括出土的石刻、陶塑、壁画、雕砖、铜玉、织绣、漆器、木器、绘画等历史实物、文本图像及文化史迹”。循此可知，“图史互证”的研究理路重视挖掘出土“非文本”器物、图像、纹饰及遗迹的史料价值，以期更深入地认识或阐释历史。有鉴于此，本文将三星堆遗址中出土隐含古蜀历史、思想、观念、艺术等“非文本”出土器物视作认识三星堆文化的“图像史料”。

　　“图史互证”与三星堆文化研究的历史阐释 

　　就考古出土非文本史料与传世文献史料的互证理路来看，大概有三类情形。一是出土的“图像”与传世文献史料相佐证的研究，如三门峡虢国墓地棺盖上成串的铜鱼，即张长寿所论《仪礼》“饰柩”（“荒帷”）之池鱼。二是出土图像资料可补充传世文献“失载”的内容，如张政烺曾运用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原则将殷周甲骨和金文上的“奇字”释为“易卦”，揭开了千古之谜。三是出土图像资料完全不见载于传世文献的研究，这一现象在边疆考古领域不乏其例。如1963年宁城南山根出土一件刻骨板上“马车、射手、狗、鹿”组合式图像，这样的图像虽在我国北方地区首次发现，但广泛见于蒙古国、哈萨克斯坦。林沄认为刻骨板上的图像与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岩画艺术有密切关系，而与中原地区的艺术传统不同，反映了“前斯基泰时代”北亚草原族群已与中国北方地区发生文化交流。

　　无独有偶，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的资料中最引人注目的是8个祭祀坑所出的青铜器群，包括青铜人物雕像、青铜人面具、青铜神树、青铜神坛以及各式各样的黄金器，特别是这些贵重器物群上还饰有内涵丰富的纹饰、图案等，这批举世瞩目的器物群属于非文本的图像史料。

　　三星堆遗址最新祭祀坑发掘简报的测年数据显示，8个祭祀坑的埋葬年代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之间，即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在三星堆遗址发掘出土遗存中，尚未发现明确的文字资料，而周朝的甲骨文、金文及传世文献对于这一区域的古史记载稀少而零碎。从“阐释过去”的历史视角来看，祭祀坑所出大量既无文字记载亦无文献史料佐证的非文本图像资料是认识三星堆古代社会的可贵史料。

　　事实上，无论是有文字的图像、可与文献对应的无文字图像抑或文献记载之外的图像，作为史料而言，它们都是对过去历史的再现或拓展。回归史学本位，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非文本遗物图像所蕴藏的巨大史料价值应予以充分重视。换言之，立足“阐释过去”的学术目标，最大程度地挖掘非文本图像的史料价值是三星堆文化研究的题中之义。虽然这一研究路径可能招致一些“考古证史”倾向的相关非议，但深入挖掘非文本图像的历史文化内涵对于“阐释过去”的价值，绝不亚于通过孤立的整理类比而获得的认识。英国考古人类学家伊恩·霍德曾说过，“阐释过去的关键存在于人类的社会关系之中。物质文化、经济、礼制和变化都应被视为社会关系的产物”。这里的“社会关系”意指整体的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事实上，人类学家早已指出社会中的许多物质（非文本图像），也是以“非言语”的文化情境呈现其内涵的。

　　当然，深挖非文本图像史料的文化内涵绝非简而易得之事，它离不开充分的学理逻辑和具体方法的支撑。既要关注图像背后的文化功能，也要注重其对应的“历史文化情境”，这与借助出土遗物来“阐释过去”的学术目标相契合。对三星堆文化研究而言，发扬“图史互证”的研究理路，不啻为拨开三星堆文化迷雾的密钥之一。

　　三星堆文化研究的“文化情境”理路 

　　从非文本图像资料的性质看，“图史互证”应重视对其背后的“文化情境”进行阐释和解读。美国考古学家威利和萨伯洛夫指出，对“过去的阐释”还要注重出土物质（包括非文本图像）的“特定历史情境”。伊恩·霍德进一步提出，“文化情境的概念不仅包括功能，也必须涉及观念”，这里的“观念”意指“意识形态、信仰和价值的复杂整体”。文化人类学者所揭示的“文化情境”，要求深入挖掘所选取非文本图像资料的“历史情境”“功能情境”及“意识形态情境”。对于三星堆文化研究而言，坚持“图史互证”这一兼具三重“文化情境”的研究理路对阐释三星堆古代社会及历史尤为必要。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所出大量青铜器及贵重物品昭示了三星堆文化不晚于商代晚期已迈入文明社会，进入“国家”阶段。然而，如果以这批高等级青铜器群资料进一步证明其已进入“国家”阶段，还需结合器物背后的“历史情境”加以分析、验证。段渝根据三星堆1、2号坑出土的大量青铜人物雕像的服饰、冠饰、发饰等，以历史文献及人类学意义上的“族群”特征为参照，指出三星堆古国是一个“以蜀王为核心、拥有众多族类的统治集团”。如果脱离这些图像史料的历史情境而空泛指出三星堆已是一个“古国”，则与真正的“阐释”相去甚远。

　　此外，非文本图像资料的“功能情境”还应在整体的社会结构中进行考察。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的器物作为重大祭祀活动中的遗存，其背后隐含的社会政治、经济功能为深入探究三星堆古代社会提供了重要凭据。如段渝指出，铸造如此巨大的青铜器群所需的铜、锡、铅等原料并非本土资源，周边地区的聚落遗址亦未发现类似的青铜及贵重器物群，说明三星堆上层贵族垄断了青铜原料和贵重物品的贸易权和使用权。另外，从广域的文化比较和早期人类贸易交换的规则来看，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来自印度洋深海水域的海贝，在西南及东南亚地区的古代文化遗址中有较广泛的分布，这说明三星堆上层贵族对此类贵重物品的获取是通过互动、双向的贸易方式实现的。而对大量贵重物品的垄断式占有和使用，以及广域范围内的对外贸易活动，均显示出三星堆古国王权的集权属性。

　　从宗教信仰或祭祀仪式活动来看，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的大量非文本图像资料蕴藏着三星堆古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情境”，而较为直接反映古文化的意识形态内涵大多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器物或符号。不少学者根据三星堆遗址出土物中直观的太阳形器及神树、花、鸟、鸡等象征物来论证三星堆文化的“太阳信仰”、“地祇”神灵崇拜和“萨满—巫”等宗教信仰主题。通过图像史料研究古文化的意识形态内涵，仍需考虑整体社会结构。笔者近来借鉴萨满信仰的“中央之柱”象征物，以“天下之中”与“神树浴日”两大象征主题广泛系联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出土的图像史料，论证了2号坑大神树是三星堆遗址祭祀活动表达的终极主题。通过神树祭祀场景的渲染，三星堆遗址区被赋予了该文明的宗教信仰神圣中心的象征地位，也以繁缛复杂而神秘的祭祀仪式宣示世俗王权垄断了以“中央之主”为核心的贯通天地的神圣权力。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非文本图像资料是认识三星堆古代社会的珍贵史料。将这些图像资料背后的“历史情境”“功能情境”和“意识形态情境”置于整体社会结构中加以辨析考察，无疑是在多学科理论方法相结合的基础上，内化形成阐释三星堆文化的可行路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三星堆文化与中国文明研究”（21AZD131）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