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科普作家、科幻小说家叶永烈编选了《中国科学小品选》，其中收录了多篇抗战时期在边区创作的科普小品文。叶永烈认为，这些作品不仅传播了科学知识，还蕴含着浓郁的“边区生活气息”。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边区政府提出“科学为抗战建国服务”的号召。《解放日报》等边区报刊定期刊登科普文章，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科普小品。

　　科普小品，又称知识小品，是一种兼具科学性与文学性的散文。这一文体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产物。1934年9月，《太白》半月刊首创科普小品专栏，标志着“科普小品文”一词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首次出现。《太白》是一份受鲁迅影响的进步杂志，致力于大众语运动。其创始人陈望道是鲁迅的好友，而协助编辑的夏征农是中共地下党员，也是当时左翼作家联盟推动工农兵通讯运动和文艺大众化的核心成员。1934年《太白》等刊物提倡科普小品文，很大程度上集结了此时已经在城市作家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中酝酿发酵了的科普创作实践。此后直到全面抗战爆发，以《太白》《读书生活》《通俗文化》等刊物为平台，诞生了近代中国第一批科普小品作家，其中包括高士其、顾均正、周建人等。

　　当时的科普创作存在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正如任白戈所言，这一时期的科普小品创作尚处于“尝试期”。创作面临的突出问题是自然科学题材主要依赖翻译引进，而近代中国本土缺乏原创性的科学技术发明。还有一个制约因素是创作群体的特殊性。从事科普创作的作家多为依靠稿费维生的“亭子间”作家，虽然《太白》杂志集结了这批城市作家，但在城市印刷资本媒介的制约下，科普创作选题和内容往往取决于作家个人的知识储备与兴趣偏好。这些因素共同制约了科普创作的发展和科学知识的有效传播。

　　抗战时期根据地科普创作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此前自然科学知识来源有限和无组织创作的局限。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量知识分子来到延安。1938年，董纯才、高士其、陈康白等科学家、科普作家从上海等地突破重围辗转到达延安。他们发起“国防科学社”，提倡在抗战的同时，发展科学和技术，普及科学和技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科学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科学为边区生产建设服务。科学融合了技术革新和社会改造的双重功能。相应的科学实践立足且充分利用边区自然环境和社会政治生态。科学是科学家研发、社会组织动员和教育启蒙三重实践的深度融合。

　　在新的科学实践理念下，科学普及变得有计划、有组织。边区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科普组织体系，相继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等专业团体。为推动科学大众化进程，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通过了“出版科学杂志”的决议，与《解放日报》展开合作，共同创办“科学园地”专栏。该专栏由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撰写发刊词，严沛霖和武衡担任主编。“科学园地”编辑部设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干事会，依托研究会的科技人才资源开展约稿组稿工作。在这一平台上，不仅有专家学者撰写科学报告和文章，更涌现出一批抗战时期的新型科普作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解放日报》编辑温济泽。在《解放日报》工作期间，温济泽不仅组织编辑科普文章，还亲自撰写了大量科普小品文。他的科普创作以生产知识为核心，选题紧密结合边区实际需求。例如，配合边区推广植棉政策创作《棉花》一文；针对陕北旱灾编写《陕北为什么少雨》，以破除求雨迷信；为提倡节约而作《爱护我们的被服》等。温济泽主张科普创作既要注重科学技术问题，更要深入实际调研，全面掌握情况。他曾担任编辑部生产队队长，亲自参与谷子、玉米种植和纺纱劳动。他的小品文不仅传播生产技术知识，也反映在艰苦条件下自力更生、勇于创新的精神风貌。

　　科普小品是大众消费阅读文化的一部分，而边区科学普及的目的是满足边区生产和日常生活需要。边区科普实践对象和内容更具针对性。1941年11月，《解放日报》创设的“卫生”专栏（后发展为副刊）开创了边区科普新形式。该专栏不仅刊发大量科普小品文，也开展读者需求调查。栏目选题反映了边区部分读者群体的迫切需求。边区生理卫生常识科普文章的读者群体之一是干部学校学生和中青年干部。学校和边区读物是青年获得生理生育知识的重要来源。为增强科普的针对性实效，“卫生”副刊邀请了中央医院医生魏一齐、金茂岳、何穆等对青年关心的健康问题进行解答。

　　《解放日报》《中国妇女》等边区报刊刊载的生理卫生知识及读者问答专栏，在使边区科普实践更具针对性的同时，也生动地反映了抗战时期边区女性青年学生和干部面临的实际困境。1942年9月，《解放日报》“卫生”副刊刊载了一篇科普小品，作者是延安大学学生郭涛。作为副刊的忠实读者，郭涛在给编辑部的信中表示，医学卫生常识对她帮助很大。为向同学和边区群众普及相关知识，她结合魏一齐此前发表的生理期知识问答，创作了这篇科普作品。这篇小品文体现出根据地女性青年干部的性别自觉。通过虚构叙事与科学知识的有机结合，作品成功实现了科普小品文知识性、思想性、可读性的统一。

　　抗战时期的科学大众化实践，深刻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大众的”“科学的”和“民族的”三者的有机统一。这一实践建立在边区科研体系和党报党媒系统上，知识分子既是科技创新的推动者，也是边区生产生活的直接参与者和记录者。与城市左翼时期相比，此时的科普创作实现了质的飞跃。一方面，突破了自然科学知识来源匮乏的局限；另一方面，扎根边区生产生活实际，克服了无组织创作的局限。科学大众化实践对象具体化、有针对性，内容从泛泛而谈转向解决实际问题，这种将科学知识与群众需求紧密结合的实践方式，不仅记录了科学知识，更镌刻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印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大众教育与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研究(1928—1937) ”（25BZS077）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