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选择华北作为全面侵华的突破口，并非偶然，而是经过了长期的调查和多方考虑。华北地理位置特殊，矿产资源丰富。可以说，日军掌控华北，就意味着掌握了中国北方的交通和资源命脉，控制了中国战场的战略主动权。面对日军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与正面战场互相策应，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近年来，随着中外档案、报刊、日记、回忆录等新史料的运用，抗战史的研究成果得到极大丰富。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华北敌后抗战的研究还可以在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深化拓展。 

　　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建立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研究 

　　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华北地区，国民政府名义上有统治权，但实际上大部分地区都在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等地方实力派的控制之下。全面抗战爆发后，华北地方实力派在对待侵华日军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上立场不一，导致日军策动华北事变后地方基层政权仍在争权夺利，以至于抗战防御阶段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华北大片领土沦陷。到了抗战相持阶段，国民政府在华北几乎是权力真空，难以担当起抗日重任。 

　　华北不仅是日军侵华的前线和地方实力派的角逐场，同时也是大国利益的博弈场。英国、美国等国都在华北有经济利益和战略企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美国等国出于各自在华利益考量，既支持中国抗战又试图通过外交、军事等手段渗透华北，同时观望国共两党的抗战情势以制定后续的对华政策。1944年夏，中外记者组织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不久美军观察组也抵达延安，他们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边区建设和抗战成果，增强了支援中国抗战的决心。 

　　中国共产党在华北争取地方实力派和国际社会支持的同时，也发动民众投身抗日，不仅获得了根据地群众的支持，还领导了日占区的对敌斗争。这其中既有隐身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地下党活动，也有分散在日占区乡村中的抗日秘密党组织，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获得了爱国民众的支持。 

　　聚焦华北，可以在更广阔的视野下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它不仅体现在推动国民党高层形成团结抗日共识、争取与地方实力派以及各类抗日武装的联合、领导沦陷区地下党组织开展斗争、动员基层群众抗日等方面，还体现在协调对外关系，争取国际反日力量上。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如何展现大局观、担当历史使命，如何针对不同情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是值得深入考察的。 

　　拓展对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开展敌后作战的研究 

　　1937年8月下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部队接受国民政府改编，组成八路军和新四军。改编完成后，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整装待发，战士们出延安、渡黄河，沿着同蒲铁路向忻口进发，进入山西北部的抗日前线。同年9月，八路军第115师利用山地优势伏击日军，获得了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士气。1940年夏秋之际，八路军又以正太铁路为中心，组织正规军、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展开长达3个多月的打击日军铁路沿线据点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在抗战相持阶段牵制了日军在华北战场的主力部队和大部分伪军，极大缓解了正面战场的压力，确立了敌后战场的重要地位。194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战场的全面反攻，歼灭华北日军主力，切断了日军的后援交通路线，取得了对敌斗争的重大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敌后作战，不仅有上述影响力重大的战斗，还有更多的日常运动战和游击战。华北地形复杂，平原和山区交错，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都是针对特殊地形条件展开的对敌斗争。华北铁路交错纵横，日军通过在城市占领铁路重要站点、在农村铁路沿线挖壕沟设岗哨的方式，控制交通和打击抗日力量。针对日军的“囚笼政策”，八路军在正太线、同蒲线、平汉线以及其他铁路支线开展了不同程度的“交通破袭战”，截获日军战略物资，阻断日军进攻步伐，破坏铁路沿线的日军岗哨和据点。敌后抗战不仅活跃在华北抗日前线，还策应着新四军的华中战场。华北抗日根据地与华中抗日根据地通过苏北传递信息和运送人员，建立起南北信息通道。1944年下半年，八路军第120师组织了4000余人的南下支队，挺进敌后，也意在打通华北和华中的战略通道。 

　　中国共产党在各种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夹缝中、在青纱帐的掩护下、在抗日根据地与日占区犬牙交错的形势下，如何在华北因地制宜开展敌后作战，如何指导各地抗日军民实施灵活的战略战术，如何将分散的抗日力量聚合起来，如何将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连接起来，如何理解抗战的前方与后方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拓展敌后抗战的研究范围，才能更好地解答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在战争中不断积累经验，逐步扩大抗日根据地的范围，有效打击日军并担负起抗战重任。 

　　推进对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建设基层政权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在对敌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到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为抗战提供了有力的后方支持和战略配合。在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非常重视政权建设。1939年，为解决日军封锁带来的经济困难局面，延安带头开展大生产运动，各抗日根据地纷纷效仿，自力更生，有力扭转了经济颓势，为抗战胜利提供了经济保障。1940年，抗日根据地开始实行抗日民主的“三三制”原则，不仅调动了各阶层军民的抗战积极性，也推进了政权的民主建设，为战后国家的和平民主建设积累了经验。中国共产党还在抗日根据地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开展国际形势和对日斗争学习，开办各级各类干部和士兵学习班，组织学习经验交流会和学习宣讲活动，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为抗战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华北的敌后基层政权建设，体现了民主团结、纪律严明、讲求效率等特点。随着学术界对基层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聚焦华北敌后基层政权的研究。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应进一步关注基层政权的建立过程、基层组织的行政体系、基层干部的作用、民主政策的落实、抗日根据地的凝聚途径，以及基层政权的党团组织建设、基层党支部的建立和作用、党中央通过基层政权指导对敌斗争等问题，从而更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如何逐步成长为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持久战，坚决抵制投降妥协论调。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各方抗战支援。在对日作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积极开展敌后运动战和游击战，在抗战相持阶段牵制了华北日军的主力，极大缓解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在基层政权中，积极开展民主建设，扩大基层组织，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断成长，体现了党的战斗力和生命力。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华北敌后抗战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抗战史和党史的相关研究，更有助于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国档案中的日本侵占华北史料整理与研究（1933—1945）”（22﹠ZD23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