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保存了十六国至元末延续千余年的佛教壁画珍品，但其中所蕴含的远不止佛教思想。在4.5万多平方米的壁画中，儒家的纲常伦理、道家的修道全身与佛教的般若智慧彼此交织，共同构建了一个多元融合的精神世界。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拼凑叠加，而是基于中国哲学特有思维方式的深层次整合，堪称一部图像写就的三教融合史。敦煌壁画以其独特的视觉语言，生动展现了儒释道三教在宇宙观、伦理观、本体论等层面的对话与融合，既反映了中国古代宗教哲学的发展轨迹，也体现了中国文化“和而不同、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 

　　十六国至北朝时期（4—5世纪）：格义哲学与宇宙观的整合 

　　莫高窟的早期壁画体现了佛教初传中国时，借助道家思想“格义”佛家概念的哲学特征。如在西魏第249窟窟顶的西披壁画之上，就绘有阿修罗、须弥山与忉利天宫，表现了古印度《杂譬喻经》中所记早期佛教的宇宙观。而南北披分别所画的乘凤辇、龙车仙人，却是中国传统神话中的一对主神——东王公和西王母，他们象征着汉代以来道教的至高神仙信仰。此外，第249窟中还绘有大量的中国传统神话和道教题材，如该窟北披所绘天皇像有十三头，南披地皇像十一头，东披人皇像九头，与东晋王嘉《拾遗记》的记载基本相同。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莫高窟北朝时期壁画已经开始采用中国传统图像语言诠释佛教概念。如同为西魏时期的第285窟，东披画伏羲、女娲形象，均身着大袖袍服，披长巾，手持规、矩和墨斗，周围既有印度佛教的飞天，又有道家的羽人以及中国汉族传统神话中的飞廉，体现了道家“阴阳和合”的宇宙生成论。北周时期第290窟的《佛传画》更具有浓郁的中国风格，画面以白色为底，色彩清丽淡雅，采用长卷横幅构图，每一画面上均有榜题，无疑是对我国汉晋绘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画中的人物形象和衣冠服饰已经完全由印度犍陀罗风格转变为汉地风格，反映了这一时期东西方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融合。 

　　隋唐五代时期（6—9世纪）：宗教哲学的融合与伦理重构 

　　隋唐时期，佛教中国化愈加深入，天台宗、华严宗与禅宗相继兴起，敦煌莫高窟的壁画表现形式也开始呈现出儒学与佛教的世俗化调和。佛教本有“沙门不敬王者”的主张，但初唐第220窟的《维摩诘经变》壁画却在构图与技法上刻意突出了人间帝王的威严。而盛唐第45窟的《观音经变》画中，观音菩萨的三十三应身中也有儒家士绅等众多世俗人物形象，体现了《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所阐释的“随类应化”思想。莫高窟壁画还常将儒家纲常融入佛教叙事，形成新的伦理体系。如盛唐第172窟的《观无量寿经变》描绘了西方极乐世界，壁画采用了“中堂条幅三联式”的独特空间构图，画面中央是宝相庄严的阿弥陀佛，周围环绕着菩萨、天人，背景则被认为是隋唐佛寺的真实场景。由于最初的佛寺是按照汉朝官署格局建造的，同时又有众多权贵施舍宅第为寺，因此，中国汉地佛寺的布局并未以塔为核心，而是按照中国传统，以多重院落中的殿堂为核心，从而形成了特有的文化风格。在规模上，佛寺通常不会超过世俗政权的核心建筑，且一般是作为辅助设施而存在。在形制上，佛寺并没有像西方的教堂那样，形成与其他建筑类型截然不同的体系，而是与宫殿、衙署、宅第有明显的共同性。最后，佛寺或佛塔的建筑风格是以宁静、平和与自然为基调，其中充满着儒家所倡导的“人本主义”的理性精神，是在吸收儒家“礼”的格局后，将净土世界作为“礼乐文明”的理想投射。此外，晚唐第156窟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五代第19窟的《目犍连救母》等都在佛教壁画中展现了对儒家忠孝伦理思想的颂扬。 

　　宋元及清道光朝（10—14世纪、19世纪中叶）：理学影响下的三教合一 

　　宋代以后，理学成为主流思想，壁画也随之呈现出“万法归一”的哲学特征，同时更注重现世伦理，反映出三教合流的民间化趋势。如宋代第449窟的《父母恩重经变》上半部分展示了一个说法的场景，下半部分则描绘了父母恩德的故事。在同一壁面的门南侧，也绘有报恩经变，两幅壁画相对而绘，不仅展示了佛教义理，还通过宣扬孝道吸引了世俗信众的关注，同时反映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深入影响，以及佛教与儒家思想在宣扬道德伦理方面的共同点。此外，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在洞窟创建之初就已出现，中经十六国至元代末期，历时千余年。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受朝代更迭、经济兴衰和东西方交流等因素的影响，飞天的艺术风格不断变化。而元代第003窟北壁两上角的飞天形象就是其中的集大成者。壁画中的飞天形象，是佛教天人、道教飞仙、西域与中原飞天长期交流后形成的独特艺术形式。他们没有翅膀和羽毛，没有圆光，飞行也不依赖云朵，而是通过飘舞的衣裙和彩带展示凌空翱翔姿态。 

　　元代以后，莫高窟再无新开洞窟，直至道光十六年（1836）方才完成了最后一窟——榆林窟第43窟，这是唯一的儒家主题洞窟。窟中虽无壁画，但墙壁上7尊已毁塑像的榜题与其余15尊塑像的布局符合中国儒家的传统祭祀法理。正壁为“三皇”，南壁为“五帝”，北壁为三代帝王及至圣先师孔子。按照中国以上为首，以左为尊，右次之的排位传统，体现了人物的历史沿革和传承关系。孔子是最后一位，也是总结性的一位。莫高窟壁画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构展现了儒家建构传统文化体系的过程。儒释道三教融合，既展现了祭祀祖先的供养系统，也体现了中华文明中三教合一的传统核心文化空间。 

　　莫高窟壁画中展现的儒、释、道题材相融合现象并非偶然。外来的佛教要想在中国立足、传承，必然会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进而进行变通和改造。从十六国至宋元，再到道光十六年最后一窟的完成，敦煌壁画中的三教融合经历了从北朝时期的宇宙观并置、隋唐时期的宗教思想融合与伦理重构到宋元时期以“万法归一”为代表的本体论统一的哲学深化过程。这一过程展现了中国哲学“和而不同”的思维特质。三教融合不是简单的概念叠加，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的哲学整合。这种整合以宋明理学家吸纳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的哲学思想，进而提出的“理一分殊”为基本框架，既保持了各家的思想特色，又达成了更高层面的统一。敦煌壁画证明，真正的文明对话需要超越表面的符号借用，进入哲学本体的深层对话。在全球化时代，这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融合智慧，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作者系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