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今年又恰逢甲辰龙年，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春节团拜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龙具有刚健威武的雄姿、勇猛无畏的气概、福泽四海的情怀、强大无比的力量，既象征着五千年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进取的精神血脉，更承载着新时代新征程亿万中华儿女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定意志和美好愿望。

　　4月29日，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博物馆经过精心筹备，隆重推出了以考古调查、发掘、出土的龙为主题的精品文物展“龙·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国八千年龙文化精品文物展”。这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历史研究院统筹指导全国史学研究工作、讲好中国历史、传播中国文化的具体措施。这是目前唯一以出土文物为主、从考古的视角将中国八千年龙文化发展脉络展示得最为完整、最为具体的大型龙展览，分为“龙出东方”“龙行天下”“龙泽四海”三个部分。

　　龙出东方：龙的起源与发展 

　　新石器时代龙文化遗物的时间跨度从距今8000年前的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发现的石碓龙，到距今4300—3900年前的陶寺遗址墓葬出土的彩绘龙纹陶盘，空间跨度从东北地区的辽宁、内蒙古到东南地区的浙江。如此长时段、大范围的时空范围内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龙文化遗存，充分说明龙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成为先民普遍的信仰。

　　新石器时代是中国龙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龙文化遗存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龙崇拜的起源与原始农业有关，二是龙形象的多元化。首先，可以肯定地说，龙崇拜的起源与原始农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意味着，龙文化在新石器时代产生、发展绝非偶然。新石器时代是原始农业起源发展的重要时期，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对农时的准确把握，掌握指导农业生产的准确农时，则离不开对初春季节黄昏时分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龙星的观测。掌握观象授时知识的人被认为是可以与神沟通的人，从而获得了对氏族、部落的统治权力，由此产生了古老的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换句话说，先民对龙的崇拜源自他们对东方龙星的崇拜，这一崇拜缘起的根源即在于东方龙星对于先民的观象授时意义。

　　其次，龙本就是天上的龙星，这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蚌塑龙、虎、北斗等系列天文遗迹中有着明确的表达。如何用具体的物象来表现天上龙星，不同区域的先民有着不同的做法。内蒙古翁牛特旗东拐棒沟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玉“C”形龙取象于马，因此龙头为扬鬃的马首，而整个形体则作向内盘曲状，一方面表现了龙星的回天运行，另一方面也暗示箕宿可能尚未被划入东方龙星。河南濮阳西水坡的蚌塑龙则取象于鳄鱼，但这条蚌塑龙仅有两足，与四足俱全的蚌塑虎形成了鲜明对比，体现了西水坡先民对龙形象的艺术加工。陶寺遗址彩陶龙纹盘上的社龙形象则取象于蛇，但蛇口衔社树的形象则体现了其神性，区别于现实世界的蛇。龙的这种多元化的形象随着夏王朝的统一，逐渐呈现出相对统一的形象。 

　　龙行天下：龙文化的细腻表达 

　　夏商周三代的生产力比史前有了不小的进步，因此考古发现的龙文化遗存对龙的形象及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的表达也更为细腻。例如，与红山文化的玉“C”形龙的龙身光素、龙尾内卷不同，殷墟出土玉龙大多雕琢出各种精美的花纹和别致造型，而且大部分玉龙的龙尾外卷。殷墟玉龙精美细腻的造型体现了商代更为高超的治玉工艺，而内卷的龙尾则与箕宿被并入东宫苍龙有关。

　　总体而言，夏商周三代的龙文化遗存主要体现了三代先民对龙的制度化和哲学化的思考。因此，三代的龙文化呈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征：其一，龙形象的地域化现象逐渐消失，不同类型的龙形象表达渐趋一致。殷商至西周时期的龙有夔龙、顾龙、蟠龙、交龙等不同类型，不过与新石器时代龙形象的地域性差别不同，各种类型的龙形象虽有时代的差别，但其演变规律则相对清晰可循。

　　其二，通过龙形象的刻画体现传统的哲学思想。先民通过对龙形象的细节刻画，生动表现了诸多传统哲学思想。如龙星东升西降的现象，在先民以阴阳为基础的世界观中便具有了阴阳的意义，因此古人通过在龙身装饰象征天上群星的菱形纹来表现星神、天龙、阳龙的形象。同样通过在龙身装饰鳞虫身上常见的鳞纹来表现社龙、地龙、阴龙的形象。古人通过在同一条龙的脊部装饰菱形纹、腹部装饰鳞纹的做法，不仅生动体现了龙具阴阳二性，也体现出天地、阴阳的哲学思想。古人还通过在同一条龙的龙首、龙身分别装饰鳞纹和菱形纹的做法，生动再现了先民思辨出的阴阳和合生养万物这一终极哲学思想。

　　其三，龙的礼仪制度化。龙作为授时主星，从它的形象和概念产生之初便与王权产生了密切的关系。因此，龙也成为典章制度的重要内容，被广泛应用在旌旗、舆服之上。使用不同的徽章来体现不同的身份等级是三代礼制的重要内容，而龙就是诸多徽章中十分重要的一种。如河南偃师二里头发现的绿松石龙遗存即是王的大常旗上使用的升龙徽章，与之形象相近的河南新密新砦遗址的龙形象龙首方向与二里头绿松石龙正好相反，表明应是诸侯以下使用的降龙徽章。此外，金文中的展字也表明殷周时期王使用的大常旗上的徽章不仅有升龙，还有日（月）。凡此皆可与《周礼》《仪礼》等传世文献记载的礼仪制度相对读，体现了龙对三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影响。

　　其四，出现了与龙相关的文字。商代甲骨文和金文中都出现龙字，龙字字形取象于东宫苍龙星的事实，可通过此次展厅中展示的东宫龙星的构想图一望而知。而商代金文中的一些龙字，不仅可以直观体现字形与龙星的关系，也通过在字形上加饰菱形纹来表现龙的阴阳属性。展厅中还展示了一件带“龙”字的小屯南地甲骨文，这片甲骨文记载商王赐龙国（族）“兵”一事，可能与文献记载的“九锡”制度相关。与龙相关的文字的出现，使龙文化通过文字得以有序传承，在龙文化发展中的意义不可估量。 

　　龙泽四海：龙形象的世俗化国际化 

　　经过史前至夏商周三代龙文化的长期积淀，龙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符号，战国秦汉以后，龙的形象不仅日渐固定化，也日渐国际化。

　　这一时期的龙文化呈现出如下特点：其一，龙的形象更加丰满、生动。与商周时期相对单纯的龙形象相比，战国秦汉以后，龙的形象逐渐融入多种不同的文化因素，因而显得更加丰满、生动，如汉武帝时期凿通西域之后，狮子等外来文化因素便融入龙的形象之中。三国两晋时期，佛教文化因素如摩羯鱼也出现在龙的形象之中。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因素的加入，使龙的形象更具有时代气息，因此也更为生动。宋代以后，龙的形象不仅更加丰满，而且逐渐定型。南宋罗愿《尔雅翼》对当时龙的形象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颈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至此，龙的形象基本定型。

　　其二，龙的使用更加广泛。汉代以后，十二生肖中出现了龙，也就意味着龙逐渐融入普通百姓的生活。龙的形象也出现在女性的首饰上，如内蒙古包头西河子窖藏出土西晋时期的五兵佩两端即是龙头的形象。再如，唐代以后的建筑构件上也多见龙的形象。龙在民间的使用也日渐广泛，以至于元代统治者对官方和民间使用龙的规制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其三，龙传播范围更广，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葬出土的鹰顶金冠饰属于桃红巴拉文化，时代已近战国晚期偏晚阶段。这件鹰顶金冠饰上既有阿尔泰艺术的因素，也有中原龙文化的因素，是中原龙文化向草原游牧文化传播的重要例证。中国的龙文化对东亚、东南亚各国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在日本弥生时代后期，中国的龙文化元素传入日本，在日本古代文献《古事记》《日本书纪》中都有关于龙的记载。宋代定型的龙形象对日本龙形象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如今，随着中华文化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龙形象几乎遍及世界各个角落。

　　尽管此次展览中某些文物的文化属性学术界还有不同意见，比如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出土的陶尊形器上的猪以及红山文化的玉猪龙究竟是龙还是北斗，陶寺彩绘龙纹陶盘上社龙口中所衔究竟是谷穗还是社树，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铜龙首尺形器究竟是漆木器上的装饰还是与酒器配套使用的醴柶，等等，但这些都丝毫不影响展览对中国八千年龙文化起源、发展、演变进行的科学、系统展示。学术本身就是在不同观点激荡中不断进步的，对于龙文化本身的讨论也要如记述龙星周天运行的《易经·乾卦》象传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般，通过不断深入研究孜孜不倦地探寻其核心内涵，竭尽所能地传播龙文化的精神。

　　（作者系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