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眼时代之变,文学创作应该如何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以高品质创作满足人民精神需要?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平凡世界里的路遥》和《路遥传》作者张艳茜,追寻路遥的创作道路,探讨路遥作品的时代意义。
一个人活在世上
就要追求崇高的东西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与路遥从初识到共事的交往历程中,哪些具体场景或细节让您感受到他“追求崇高”的精神特质,这些特质又如何映射到他的文学创作理念中?
张艳茜:第一次见到路遥是在1982年,当时我还是一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刚刚读罢路遥的《人生》。冬天的一个中午,得到路遥要到西北大学做文学讲座的消息,我和几位同学兴奋地匆忙吃罢午饭,便赶往图书馆一楼的阶梯教室。教室里已经座无虚席,我们只好站在走道上,焦急地等待着。那天的阳光极好,从教室门斜射进来,暖融融的。路遥随着暖阳走进来,喧哗瞬间凝成屏息的崇敬,同学们不约而同地站直了身子。
路遥笑着摆了摆手,声音里带着陕北人特有的质朴。路遥说,很高兴和这么多年轻人在一起,希望能和大家都成为朋友。他还说,他没准备讲稿,“同学们把想问的写在纸条上,咱们聊点实在的”。那一刻,讲台上的路遥和台下的我们仿佛都成了围着篝火夜谈的伙伴。
三年后,也就是1985年的夏天,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了陕西省作协工作,竟然与路遥成为同事。那时,路遥已经着手创作《平凡的世界》,并多方积累素材。一天,我和西北大学外语系的同学正在宿舍里聊天,路遥敲门走了进来。他说,他很想从我们这里了解一些当代大学生恋爱的情况。我在大学校园里缺少的就是恋爱这一课,倒是外语系同学落落大方,毫不顾忌地讲述了自己的恋爱经历以及校园里的恋爱状况。路遥认真倾听同学的讲述,时不时做着笔记。路遥专注的目光里,分明流露着理解和羡慕。听完同学的讲述,路遥感慨地说,你们真幸运。
“知名作家向年轻学生取经”这种行为很令我心生敬佩,让我知道了一个优秀的作家要将“贴近真实生活”视为文学的崇高根基,而非依赖个人想象编造故事。
有一天下午,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路遥推门走了进来,跟我聊起陕西省作协当时的现状,希望我做好读书、工作和创作规划,主动把握自己的人生。“一个人活在世上就要追求崇高的东西,要为自己树立理想。”接着,路遥谈了读我写的有限的几篇作品的感觉,鼓励我要有自信,同时向我推荐他喜欢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百年孤独》:
霍·阿·布恩蒂亚又付了五个里亚尔,就像出庭作证的人把手放在《圣经》上一样,庄严地将手放在冰块上,说道: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明。”
路遥轻松而庄重地背诵出这段情节,镜片后的眼睛里闪烁着崇敬的光芒。这种“对经典的敬畏”不是简单的阅读分享,而是将文学经典视为精神灯塔的体现,路遥追求的“崇高”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对“文学事业传承”的责任感,希望通过经典传递,让后辈理解文学的精神高度。
在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即将去北京参加颁奖会议之前,他将我和编辑部的两位同事一同叫到家里。路遥说,他正在写颁奖会上的发言稿,很想听听我们的意见。他还说,能获得茅盾文学奖,他很激动,因为付出了六年多的心血终于得到了认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作品从此就是文坛的最高水平,也并不意味着没有获奖的作品就不够获奖的资格。路遥很为那些作家遗憾,深深地为他们叹息着。长时间沉默后,他说,他创作的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接下来要很好地总结一下,然后进入积累创作素材阶段。路遥似在问我们,又似在自言自语,他说,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路遥“追求崇高”的精神特质并非悬浮的“理想主义口号”,而是深度融入其文学创作理念的“价值内核”与“实践准则”,它既体现为“为何写”的创作立场,即为普通人立传、传递精神力量,也贯穿于“写什么”的内容选择,即聚焦奋斗者的坚韧、苦难中的尊严,更落实在 “怎么写”的叙事策略上,即拒绝解构崇高、坚守温暖底色。这种“精神特质”与“创作理念”的深度同构,让他的作品既扎根现实的土壤,又始终闪耀着“崇高”的精神光芒。
路遥在完成长篇巨作《平凡的世界》之后,有一段短暂的休整。我家和路遥工作室所在的小四合院儿,是陕西省作协院子里为数不多的阳光能照射到的地方。在正午阳光洒满院子时,路遥常常坐在一把破藤椅上,左手一根大葱或是黄瓜,右手一个大馒头,晒着太阳,吃着早午饭。然后闭目养神。有时候,他久久地站在一棵大树下;有时候,静静地仰头看云卷云舒;有时候,独自坐在一根横卧在地的粗木桩上,默默地瞧着地面,瞧着面前的旧屋破砖,似乎在沉思,又似乎什么也没有想。然后进入他的工作间,开始《早晨从中午开始》的写作。
人们说路遥短暂的一生是孤独的,是寂寞的,这固然与路遥的天性、人生经历以及他始终追求的崇高有关。但是,正因为有许多如我一样,敬仰路遥却又远离路遥的人,使路遥处于孤独之中。他的周围有许多人,但是,他们没有与他同行,而是怀着崇敬跟随在他的身后。这些人之中便有我,我们太缺少孩子般的稚气,与路遥手拉手同行,而这正是路遥渴望得到的。他一生在追求崇高境界的同时,也在追求着平凡、普通,不是吗?
地域基因塑造创作的“乡土底色”
《中国社会科学报》:陕北地域文化不仅是路遥创作的“素材库”,更塑造了其作品的精神内核。从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共生关系来看,这种“乡土底色”如何让他的作品既扎根于特定地域,又能突破地域局限,触及人类共通的生存体验与精神需求?
张艳茜:路遥的生命起点与陕北农村深度绑定,也与他的创作背景深度绑定。这片土地的自然风貌、人文习俗与生存逻辑成为他的作品无法剥离的“底色”。从陕北农村的苦难童年到对“城乡交叉地带”的持续关注,他的人生经历始终是其文学表达的源头。
1949年路遥出生于陕北清涧县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后过继给延川县的伯父(因生父无力抚养)。陕北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地貌、贫瘠干旱的自然条件,以及农民靠天吃饭的艰辛,是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这种记忆直接转化为其作品的场景设定——《平凡的世界》中双水村的黄土坡、土窑洞,《人生》中高加林生活的高家村,均以陕北农村为原型,吃黑面馍、糠菜团子,做民办教师,这些都源自他亲历的农村生活。
路遥的作品被称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乡土中国史诗”,不仅因为它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变迁,更因为它记录了那个时代“平凡人的精神世界”。而这种“记录”的真实性,源自路遥对生养他的黄土地的深刻理解与真诚热爱。他说:“正是那贫瘠而又充满营养的土地和憨厚而又充满智慧的人民养育了我。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更没有我的作品。”他对陕北这块土地有一种宗教般的感情,他所有的创作都离不开这个母体。
吃不饱饭、穿补丁衣服、因“过继”身份而产生的自卑,让路遥对民众的苦难有切肤之痛。这种体验让他的创作避免了“精英视角”的俯视,而是以“共情者”的姿态书写农民的困境,这本质上是路遥对自身经历的文学重构。
但是,陕北地域文化对路遥作品的塑造,不止于“素材层面”,更在于精神内核的提炼。陕北人在长期贫困与严酷环境中形成的“坚韧、隐忍、重情义、有尊严”的精神特质,被路遥升华为“人类共通的精神需求”,如对抗苦难的勇气、对尊严的坚守、对温情的渴望。这不仅成为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精神原型,也是路遥作品突破地域局限的核心。《平凡的世界》中的“双水村”,既是“陕北的村庄”,也是“人类生存的缩影”;孙少平、孙少安,既是“陕北青年”,也是“所有奋斗者的代表”。所以,路遥的作品既能“让陕北人觉得写的是自己”,又能“让全国读者觉得写的是自己”,这也是文学与地域文化共生的最高境界。
《中国社会科学报》:路遥“城乡边缘人”的身份体验使其精准捕捉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矛盾。在当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城乡关系不断重构的背景下,其作品中“个人奋斗与集体主义的平衡”这一精神内核,对解决当代人(如“小镇青年”“城市打工人”)的价值困惑有何启示?
张艳茜:路遥成年后,从陕北农村到延安上大学,后到西安工作,成为“城市里的农村人”,这种“边缘身份”让他敏锐捕捉到“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矛盾:农村青年对城市的向往与排斥、城市文明对乡土伦理的冲击。
20世纪80年代,“个体户”“万元户”成为新的社会符号。让路遥的作品成为“转型期精神的镜子”——《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安办砖厂(个人奋斗)却始终牵挂村民(集体意识),孙少平在打工时坚持读书(精神追求)、拒绝投机取巧,表现出他对如何在改革开放中保持精神纯度的思考。
路遥笔下的“集体责任”从未要求个人放弃自我:孙少安帮村民脱贫,也是出于解决个人家庭生活的强烈需求;孙少平照顾工友,同时也获得了工友的信任。这种个人与集体互利的逻辑,对当代人尤为重要。不过,改革开放初期,路遥所写的“个人奋斗”,本质上是“突破贫困与阶层壁垒”的生存性奋斗,而当下“小镇青年”“城市打工人”的奋斗,更多面临的是“内卷化竞争”下的价值迷茫,是“回不去的家乡,融不进的城市”的困惑,是“在城市能否定居下来”的纠结。这便不是一部文学作品所能解决的社会问题了,或许路遥作品提供给当代人的启发是:在个人与集体互动中传递善意、承担责任,在流动的时代锚定“不变的价值”,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的家园”。
关注普通人的奋斗与成长
拒绝浮躁与投机
《中国社会科学报》:路遥作品对普通人奋斗与精神世界的关注,使其跨越时代产生影响。从文学功能的角度看,这种关注如何让作品突破“时代记录”的局限,成为不同时代读者的“精神指南”,其背后蕴含的文学创作规律对当代作家有何借鉴意义?
张艳茜:路遥作品的核心主题是平凡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坚守与超越。无论是《人生》中农村青年高加林“进与退”的人生抉择,还是《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奋斗,都聚焦于“人如何面对困境、实现自我价值”这一根本命题。
路遥的创作高峰期(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正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关键期,城乡差距、阶层流动、价值观冲突等问题集中爆发。这些问题在今天的社会中依然存在,甚至以新的形式呈现,使得路遥作品的“时代感”转化为“当代性”。
路遥将镜头对准农民、矿工、乡村教师等最普通的群体。孙少平在黄原揽工、在大牙湾煤矿挖煤时的艰辛,孙少安办砖窑屡败屡战的坚韧,这些细节让不同时代的读者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子——无论是过去的“知青”“返乡青年”,还是当下的“打工人”“小镇做题家”,都能在其中找到对“奋斗”“理想”“尊严”的共鸣。
《人生》《平凡的世界》中“农村青年进城”的主题,在今天演变为“小镇青年融入大城市”的困境——户口、房价、教育资源的差异,依然是年轻人面临的现实压力。高加林“退回农村”的无奈,孙少平“留在城市边缘”的挣扎,与当下“内卷”“躺平”的讨论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不同于单纯的“成功学叙事”,路遥更强调“精神的成长”。孙少平在艰苦劳动中坚持阅读,保持对知识的渴望,高加林在城乡夹缝中对“体面”与“真情”的纠结,这种对人在物质困境中保持精神完整的尊重,让作品超越了具体时代,成为关于“如何活”的精神指南。
对于当代作家而言,路遥的启示在于:不必纠结于“如何追赶时代潮流”“如何运用复杂的叙事技巧”,而应回归文学的本质——关注人、理解人、温暖人。平衡“现实关怀”与“精神深度”的关系,让作品“扎根时代又超越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报》:路遥笔下“不完美却真实”的人物(如高加林、孙少安)打破了传统文学人物的二元对立模式。这种人物塑造方式如何体现“现实主义精神”的核心要义,又如何让作品在当下“流量化”“标签化”的文学创作环境中凸显独特价值?
张艳茜:路遥笔下的人物从不完美,却因“真实”而具有持久的感染力。他们的矛盾、缺点甚至“错误”,恰恰让读者感受到“这就是我”或者“这就是我们身边的人”,从而产生深度认同。
高加林既有对城市文明的向往,也有对乡土情感的背离。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坏人”。他有才华、有野心,渴望通过知识摆脱农村的贫困,这是对“阶层流动”的正当追求;但他又在“欲望”中迷失,暴露了“功利主义”的一面。他的“错”,不是天生的恶,而是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青年急于改变命运的焦虑产物。这种有优点也有缺陷的塑造让高加林成为现实中随处可见的人,而非“文学中的道德符号”。这种“不完美却真实”的人物塑造,是对“现实主义精神”的深度践行,打破了“好人/坏人”的二元对立,展现了人性的复杂与多面,而这种复杂性正是现实中每个人的常态。这种塑造方式,既抓住了现实主义“真实反映社会与人”的核心要义,又在当下“流量化”“标签化”的文学创作环境中,以其人性的厚度与现实的质感凸显出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这些“不完美”的人物,其命运始终与时代紧密相连——高加林的命运受制于城乡户籍制度,孙少平的奋斗受益于改革开放的机遇,他们的故事既是个人史,也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缩影。但人物的核心动机——对更好生活的渴望、对尊严的坚守,又超越了具体政策与时代,成为任何时代普通人的生存样本。
《中国社会科学报》:路遥作品跨越四十余年仍具生命力,不仅源于内容的深度,更源于其“贴着地面写作”的创作态度。在当下文学创作面临“浮躁化”“悬浮化”挑战的背景下,这种创作态度对重建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人民的联系有何重要意义?
张艳茜:路遥用生命书写的“现实主义”,拒绝浮躁与投机,这种创作态度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符号”。为写煤矿场景,他在铜川煤矿下井体验;为还原社会改革细节,他阅读10年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等媒体积累素材;为刻画人物心理,他反复揣摩农民、工人、学生的语言与思维方式。每个场景、每句对话都充满生活质感。这种对文学的敬畏、对现实的深入、对细节的苛求,让作品具有“抗时间磨损”的厚重感,避免了“悬浮感”。
20世纪80年代文学界盛行“现代派”“先锋派”,路遥却坚持传统现实主义,认为文学应关注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人民。当下文学创作中存在的某些问题,比如追求快节奏、高流量,忽视深度打磨的“浮躁化”;脱离现实、远离人民的“悬浮化”,本质上是创作态度的偏离。而路遥“贴着地面写作”,恰恰提供了对抗这种偏离的根本路径。它要求创作者沉下心来而非急于变现、“走出去”而非闭门造车、“蹲下来”而非居高临下,以真诚为底色,重建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人民的联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路遥及其作品的影响何以延续至今?
张艳茜:路遥及其作品的影响何以延续至今?首先在于他始终坚持的对普通劳动者命运的关心和真挚的爱。他的所有作品都是从人民,特别是普通劳动者的视角和立场出发,表现他们的痛苦和欢愉,反映他们的愿望和心声,真正做到了为人民而写作。路遥曾说,只有永远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作品所呈现的一切,才能引起无数心灵的共鸣。正是怀着这种深挚的热爱、理解的尊敬,路遥的笔下才出现了一个个自尊、自强、自爱和淳朴善良的普通人形象,并赋予了这些普通人丰富的、凝重的、宽厚的、具有土地般博大雄浑的气质。
路遥及其作品的影响何以延续至今?还在于路遥坚持与写作目的和写作内容一致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核就是人民性。体现在创作上,就是对人的高度关注,对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以及命运的关注。路遥把自己的创作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历史的记录,感应时代脉搏,紧随社会节奏,以人民作为主角,以人民为对象,关注普通劳动者的命运和疾苦,而现实主义作为作家认识、把握和表现社会的一个原则和方法,更易于为创造新生活的广大普通劳动者所接受。路遥从写作手法到内在精神,都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了创作实处。
《中国社会科学报》:路遥作品从“文学经典”到“大众文化符号”的转化,涉及跨媒介传播、教育推荐等多重路径。这一转化过程是否会稀释作品的文学深度?如何在大众传播中实现“经典价值”与“大众接受”的平衡,为其他文学经典的传承提供参考?
张艳茜:路遥作品影响的延续,也得益于跨媒介传播与教育体系的推动,使其从“文学经典”转化为“大众文化符号”。
《人生》(1984年电影)、《平凡的世界》(1990年电视剧、2015年电视剧)等改编作品,让文字形象可视化,吸引了没有读过原著的群体;话剧、广播剧等形式进一步扩大了传播场景。《平凡的世界》长期入选中小学、大学必读书目,成为语文教育、思政教育的素材;教师、家长的推荐,让作品成为“成长礼”般的存在,代代相传。还有互联网时代的二次传播。视频平台上“孙少平语录”“平凡的世界名场面”的剪辑,社交媒体上“读路遥的感悟”的分享,让作品在年轻群体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路遥的作品之所以能跨越四十余年影响至今,正在于他用“平凡”的故事,回答了“人如何活”的永恒问题——对奋斗的肯定、对人性的尊重、对精神的坚守,这些内核不会因时代变迁而褪色,反而会在不同的困境中,给人以“继续前行”的力量。这正是路遥及其作品的“不朽”之处。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陆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