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亚太地区层级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多边经济合作机制,APEC在亚太区域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历经三十余年发展,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与区域环境,APEC区域治理在治理方式、治理议题和治理目标三个维度经历深刻转型,梳理这一转型脉络与内在逻辑,不仅有助于把握APEC的制度演进规律,更能够清晰地阐释中国在这一转型进程中的角色变迁与实践贡献。
治理方式的转变:
从柔性协商到韧性务实
1991年,《汉城宣言》确立APEC的宗旨目标、工作范畴和运作模式,明确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合作原则,相关决定须经各成员一致同意,会议成果文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由此塑造了APEC区域治理鲜明的“柔性”特征。APEC制度的开放性,让发展水平、利益偏好差异显著的众多成员得以共存于同一区域合作框架;制度的灵活性,为合作机制运行与议程协调预留充足空间,充分尊重并维护各成员的自主选择权。柔性治理设计不仅有效容纳了异质性成员,也使APEC在遭遇各类内外冲击后仍具备稳固的存续能力。而在数次外部压力之下,APEC不仅能够维持核心议程的连续性,还可通过议程创新实现功能调适与机制完善,持续发挥亚太区域合作的“稳定器”作用。但柔性治理的制度缺陷也在实践中逐渐暴露。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APEC应对危机不力、治理效能不足,一度被外界诟病为“清谈馆”,其治理能力遭受广泛质疑。究其根源,柔性制度有效解决了差异显著的成员“如何坐在一起合作”的问题,却未能破解合作机制在外部冲击下“如何保持治理效能”的难题,缺少可靠的功能保障与风险应对能力。
2014年北京会议成为APEC治理方式转变的重要节点。会议决定启动并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APEC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的通过,标志着APEC从传统贸易投资自由化议程迈向制度性建设新阶段,将机制完善与能力建设确立为改革的重要方向。在制度演进的内在要求、突发公共事件与经济风险接连冲击,以及修复并提升机制信誉的现实需求共同作用下,强化合作韧性、健全风险应对体系,成为APEC改革升级的核心方向。2020年通过的《2040年布特拉加亚愿景》,将韧性纳入亚太共同体的核心建设目标,旨在提升亚太地区抵御各类突发风险的综合能力。
2026年APEC“中国年”期间,韧性治理进一步从原则共识转化为制度文件与实操举措。如苏州贸易部长会议批准《APEC创新、有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业路线图》,推动发展导向从侧重单一“竞争力”转向创新、竞争力和韧性协同并重,将产业韧性和风险应对纳入服务业治理核心;杭州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确立五项原则、部署17项关键行动,强化亚太粮食体系风险预判、承压抗冲击与灾后恢复能力。以上系列成果表明,APEC韧性治理已从领导人顶层共识,下沉为各专业领域可落地、可执行的治理框架,完成从柔性协商治理向韧性务实治理的实质转型。
治理议题的拓展:
从传统经贸议程到多元复合治理
APEC自成立以来,经济议题始终是核心议程,构成其制度根基。1993年首届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布《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经济展望声明》,提出冷战后亚太可依托成员多元力量搭建合作共赢的经济基础,并重申支持将APEC打造为服务地区经济福祉的合作论坛,由此确立APEC以经济合作为中心的制度定位。1994年,《茂物宣言》进一步确立阶段性合作目标,明确发达经济体2010年前、发展中经济体2020年前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茂物目标”,推动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从理念意愿宣示,转向有时间节点、可分步推进的行动议程。
进入21世纪,区域发展形势与治理需求发生深刻变化,APEC治理范围从传统经贸议程向多元治理议题拓展。2001年,APEC上海会议发布《上海反恐声明》,首次将安全议题纳入治理范畴,提出“恐怖主义对APEC倡导的自由、开放、繁荣目标及各成员共同价值构成直接挑战”。2005年釜山会议通过APEC防控流感大流行倡议,呼吁成员采取紧急行动,将公共卫生与传染病防控纳入区域合作体系。2007年,悉尼会议发布《悉尼宣言》,首次就全球气候问题达成专门合作共识。2008年,《利马宣言》将食品安全从边缘议题升格为优先议题。2014年,北京峰会通过《亚太经合组织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确立未来十年亚太无缝衔接、全面融合的发展愿景,推动互联互通从单一基建合作升级为支撑区域一体化的核心支柱。整体来看,APEC议题拓展并非取代传统经济核心议程,而是机制顺应时代变化、通过议题创新维系制度活力与治理价值的适应性调整。
2020年以来,APEC议题拓展迈入制度化、体系化建设新阶段。在坚守贸易投资自由化核心议程的基础上,APEC通过多元议题的机制化布局,增强应对复合型风险挑战的综合能力。《2040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提出,各成员将统筹优化经济政策、深化区域经济合作、夯实增长动能,借助多元合作框架协同应对气候变化、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等环境与发展挑战。2026年APEC“中国年”举办近300场会议与合作活动,覆盖贸易流通、交通互联、数字经济、粮食安全、清洁能源等领域,直观展现APEC治理议题复合多元的发展态势。在APEC治理议题的转型进程中,中国凭借自身经济体量与开放实践,支撑APEC传统经贸核心议程落地见效,还通过主场办会、前瞻谋划,推动新兴议题合作走向制度化、常态化,对接区域治理新需求与新议题,为APEC治理议题的多元拓展提供制度供给和资源支撑。
治理目标的升华:从区域一体化建设到亚太共同体构建
APEC始终以经济一体化为核心目标,经由渐进式贸易投资自由化,推动亚太自贸区从远景构想迈向实质进程。1994年《茂物宣言》确立这一核心组织目标;2006年河内会议首次将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定为远景目标;2010年《横滨宣言》细化推进路径;2014年北京会议作出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的历史性决定。APEC持续降低区域交易壁垒,稳步促进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自由流动。在经济一体化目标引领下,APEC成员参与的区域贸易一体化协定数量增长8倍。作为亚太合作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中国是13个APEC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对亚太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4.2%,拉动地区货物贸易增长37.6%、服务贸易增长44.6%。
中国理念的持续赋能加速亚太共同体构想落地成熟。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为亚太合作注入超越单一经济利益的价值内核。2020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习近平主席系统阐述“共同构建开放包容、创新增长、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亚太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涵。同年出台的《2040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接续“茂物目标”,明确2040年建成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将治理目标从贸易投资自由化拓展至区域韧性、可持续发展和民生福祉等多维度。2026年APEC“中国年”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核心主题,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从愿景宣示转入务实落地。中方以主场办会为契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从目标转为行动、从蓝图走向现实。
(作者系南开大学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