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经合组织的合作挑战与机制完善

2026-11-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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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EC是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合作平台。当前受地缘博弈、保护主义抬头,叠加APEC自身机制缺乏强制约束力等因素影响,APEC转化为实际行动的难度持续上升。本文梳理APEC合作面临的内外挑战,剖析现有机制局限,探寻契合APEC特点的机制调适与优化路径,从而助力亚太开放包容合作持续推进。

  APEC面临的现实压力与合作需求

  当前,面对新的大国博弈与地缘经济环境,APEC也面临一系列现实压力。同时,围绕数字与绿色转型、普惠增长等共同议题,各方对依托 APEC 维系开放合作、协调多元利益的现实需求持续上升。

  第一,大国战略竞争提高了共识形成的难度。西方国家频繁运用关税调整、技术限制、投资审查等政策工具,扰动了半导体、关键矿产等战略领域的跨境合作与供应链布局,推动经济议题与安全考量不断交织。受此影响,各成员在产业补贴、技术规则、跨境数据流动等议题上的立场差异扩大,政策协调难度持续增加,企业经营也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由于跨境投资需要较长的回报周期,这直接影响企业扩大生产和研发合作的意愿。加之APEC采取协商一致的决策规则,跨领域分歧极易抬高集体行动的协调成本。尽管挑战突出,但亚太生产网络深度相互依存的格局没有改变,围绕这类基础性共同利益保持常态化沟通磋商,构成 APEC 持续推进区域经济合作的现实依托。

  第二,区域经贸机制并行发展,进一步增加了制度衔接的需求。当前,亚太区域已形成多层次、互补共生的经贸合作机制网络。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致力于推进高标准经贸规则构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依托区域累积原产地规则助力区域生产网络深度整合;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则聚焦数字贸易与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探索。这些差异化的制度安排拓展了区域经贸开放的维度与深度,也催生了多层、并行的区域规则体系。由于多种区域规则体系交织,跨国经营企业需要分别理解不同经贸安排在原产地认定、数据管理和产品合规的要求,这使得企业容易受到信息与合规成本的制约。而APEC拥有21个成员经济体,可将参与各类区域经贸安排的各方汇聚到同一对话框架之下,为规则互鉴、经验交流与制度兼容对接提供覆盖面更广的协作平台。

  第三,区域经济合作的行稳致远有赖于成员内部广泛的社会支持。开放带来的市场扩张与技术进步,需要通过企业参与、劳动者技能提升和地方产业发展转化为可感知的收益。而当下数字化与绿色转型加剧了这一进程的分化风险,基础设施、融资与监管能力的差异,既制约市场主体抢抓机遇,也容易扩大发展差距。APEC通过包容增长议程与经济技术合作,扩大开放收益的覆盖范围,凝聚支持区域合作的社会共识。

  总体来看,各类现实挑战与发展需求彼此交织,对APEC的组织协调效能与政策落地执行提出了更高要求。2025年11 月出台的《APEC应对人口结构变化框架合作文件》,正是APEC顺应区域发展新诉求的体现。如何让发展基础、能力禀赋各异的成员共同分享合作红利,直接关系到合作成效的持续积累与辐射推广。

  完善APEC合作机制

  APEC可以在坚持既有宗旨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合作机制、提高合作实效。

  第一,APEC组织能力的提质升级,可以优先从理顺现有机构的分工协同着手。秘书处可强化跨年度项目的接续安排与经验沉淀;政策支持组重点开展规则比对、数据分析以及政策成效评估;各相关委员会与工作组则强化不同领域合作项目之间的统筹协调。针对数字通关、绿色供应链等跨领域复合型议题,可依托已有机制搭建联合协调渠道,避免研究重复立项、项目碎片化。

  第二,在区域规则协调方面,加强不同经贸安排之间的规则交流与政策衔接。APEC可以依托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例如,2024年通过的《关于亚太自由贸易区议程新展望的声明》提出,比较区域自贸协定的异同,加强信息分享和能力建设。沿着这一方向,可优先选择电子签名、贸易单证、服务业监管透明度等企业需求明确的领域,梳理共同要素与兼容条件,形成供成员自愿采用的示范做法。涉及原产地和数据治理的复杂差异,则可通过专题对话增进理解、积累共识,逐步降低企业在多套制度之间经营的成本。

  第三,完善APEC“探路者”机制,在电子单证交换、海关数据对接和绿色产品等领域开展先行试点。探路者机制是APEC适配“协商一致、自主自愿”模式的先行试点安排,初衷是破解全体成员步调难统一的困境。《供应链互联互通框架行动计划第三期》(2022—2026年)已将贸易程序数字化和无纸化贸易作为合作内容,2026年贸易部长会议要求最迟于当年11月完成最终审查。APEC可借助这一节点识别仍需突破的瓶颈,将试点经验纳入后续合作安排,使亚太合作成果支持全球贸易便利化。

  中国为APEC注入制度弹性

  中国作为2026年APEC东道主,能够推动APEC合作机制的完善,从而形成相互支撑的协同合作框架。

  首先,在“开放”维度,可围绕亚太自贸区议程制定后续落实清单,统筹规则研究、企业诉求对接与能力建设工作,接续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确立的一体化方向。2026年5月,苏州APEC贸易部长会议审议通过《APEC创新、有竞争力和韧性的服务业路线图》,为区域服务贸易拓展与数字经济合作筑牢政策基石。中方可依托自贸试验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本土实践平台,搭建监管机构与市场主体的案例交流机制,为各成员推进国内改革提供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其次,在创新维度,可对接APEC 人工智能倡议,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数字化应用、绿色技术推广等方向,策划打造具备跨经济体参与基础的示范项目。与此同时,中国可强化与后续APEC东道主的接续联动,探索建立重点合作项目的承接机制、资源保障方案与阶段性目标安排,保障中国主办年度形成的共识持续落地推进,并将办会与项目运营经验转化为区域共享的知识资产与项目实施能力。

  总体而言,中国与APEC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制度弹性,为亚太地区应对经济形势变化提供了制度红利。APEC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将以组织机制赋能政策实施,以规则协同降低跨境经营成本,以能力建设提升合作普惠性,将不断丰富开放的区域主义实践内涵。中国与各成员经济体稳步推进务实合作,能够持续巩固APEC的亚太经济合作主渠道功能,为共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推动区域共同繁荣贡献更多落地成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编辑:汪书丞(报纸)齐泽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