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域外文本中的中国海洋文化

2026-11-1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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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早期东西方文明交流史上,陆路长期是中外往来的核心通道,海路交流始终处于次要地位。彼时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大多聚焦于物产丰饶、文明繁盛的陆地中原地区,对中国海洋领域的风貌、文化与发展缺乏系统了解。因此,古代域外文献中关于中国海洋文化的记载,并未形成专门、完整的体系,而是碎片化地散落于冒险家、商人、传教士的游历见闻之中。这些域外观察者在东方游历期间,结合自身认知能力与兴趣取向,选择性记录所见的中国涉海场景与海洋活动,大都是自身兴趣所及并能领会的部分,再以本国文字译介传播,构成了早期西方认知“海洋中国”的核心素材。

  域外早期文献中“有海的”中国

  早期域外文献对中国存在陆路与海路双重称谓,精准体现了西方对中国陆海维度的割裂认知。其中,“赛里斯”是西方人通过中欧陆上通道认知的陆地中国,而“秦奈”则是西方文献中最早对海洋中国的专属定义。受交通条件等限制,早期西方人在很长时期里无法将陆地与海洋视域下的中国形象整合统一,使得“赛里斯”与“秦奈”两个独立的关于中国的符号,长期并行存在于西方典籍中。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陷入分裂割据的状态,诸多邦国闭关自守,经济与文化大幅衰落,东西方文明交流也一度陷入停滞。直至7世纪,阿拉伯人掌控地中海贸易通道,东西方交往的帷幕再度拉开,一批批西方商人、冒险家与传教士纷纷奔赴东方。他们回到西方后写下大量游历记述,让尘封的中国海洋文化逐步进入西方视野。

  唐朝中国与阿拉伯帝国商贸往来频繁。当时,中国与世界进行商贸往来的路线除了陆路的丝绸之路之外,另一条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成书于10世纪的《苏莱曼东游记》,清晰记载了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海上通航航线,以及航线沿途的风土人情、特色物产,字里行间留存着古代中国商人开展跨境海上贸易的鲜活痕迹。13世纪,意大利商人雅各所著的《光明之城》,以福建泉州为中心,系统记录了中国元代海洋经济繁荣时期的海上贸易航线、海港城市风貌与先进船舶技术。作为常年奔走于欧亚海域的资深商人,雅各敏锐察觉到泉州作为万国商贾云集的海运枢纽,是中外经济互通、文化交融的重要窗口。在欧洲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的时代,泉州港夜夜灯火通明、商贸彻夜不息的繁华景象,让雅各由衷地将其誉为“光明之城”。受时代认知局限,彼时西方探索东方的核心目标局限于了解东方大陆文明,对海洋文化的观察粗浅片面、不求甚解,因此相关记载极为零散。

  游记中的深蓝图景

  相较于早期简略的见闻记录,《伊本·白图泰游记》对中国海洋文化的记载更为翔实、系统,是域外文献研究元代中国海洋文明的重要典籍。早在抵达中国之前,白图泰便已知晓泉州刺桐港的盛名,且与远航海外的中国海商多有交集。在其航海记录中,中国人的海洋活动遍布南洋、印度洋诸多港口:希里、奎隆等港口常年有中国船舶往来通航,科泽科德等贸易重镇的外国商船也常结伴远航来华。书中明确记载,白图泰启程出海当日,便目睹十三艘中国大船同时扬帆归航;凡代赖纳港口更是中国海商船队常年停靠越冬的固定据点,这些细节充分印证了元代中国人常态化、规模化的远洋活动,是中国海洋文明深耕海外的文化印记。

  据白图泰记载,1342年元朝使团赠送给印度德里苏丹的礼品中,就有产自泉州的丝绸。除远洋船舶、丝绸珍品外,白图泰将瓷器列为泉州第三大特色物产,盛赞中国瓷器为瓷中极品,甚至一度误以为瓷器仅产自广州、泉州两地。事实上,元代中国瓷器工艺精湛、物美价廉,早已远销印度、摩洛哥等多国,成为中外海洋贸易的核心商品。丝绸、瓷器依托远洋商舶流通海内外,直观印证了元代海洋商贸的高度繁荣。该游记不仅勾勒出中国海商驰骋远洋的壮阔图景,更还原了元代独有的海洋贸易体系。元代承袭宋代成熟的海洋商业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持续发展完善,高额的海上贸易利润吸引大量西域色目商旅聚集中国沿海,印度古里港的中国商船中便常有色目商人往来经商,成为中外海洋交融的特殊缩影。

  这一时期,中国的航海实力在全球范围引人瞩目。同一时代的《马可波罗行纪》,同样全方位展现了元代海洋贸易的繁荣风貌:完善的商贸体系、高额的海洋税收、精湛的造船航海技术、高频的跨境交易,共同构筑起元代开放包容的海洋格局。强盛的综合国力是中国海商航向远洋的坚实根基,发达的航运产业与高超的造船工艺,支撑元代中国深度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依托海上丝绸之路,中外商旅互通有无、互利共赢,繁荣的海外贸易充盈了国家财政,成为古代中国主动拥抱海洋、经略海洋的重要历史见证。

  西葡文献中明代海洋的

  禁制与生机

  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西班牙殖民者、商人与传教士相继抵达东方,将中国闽浙沿海作为登陆与观察中国的核心桥头堡。这一时期,西葡两国的域外文献成为西方世界认知明代中国海洋文化的主要载体。不同于大众认知中明朝海禁带来的封闭固化,西葡典籍清晰记载:明代海洋文明并未因海禁政策走向衰落,反而在制度约束之下,孕育出内陆文化不曾具备的蓬勃生命力与独特韧性。明朝初期的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下海”,但克路士所著《中国志》却详细记录了明代海禁背景下民间蓬勃的贸易活动,并完整还原了1549年漳州走马溪战役的全过程。彼时明朝水师南下围剿走马溪的中葡跨境私商贸易,成为明代官方管控海上贸易的典型事件。海禁政策并未阻断中国海洋文化的传承与海洋贸易的延续。以闽浙海商为核心的私人海商集团,探索出多种贸易路径,持续维系中外海上通商往来。据《中国志》记载,部分海商定居东南亚,持续开展跨境贸易。民间海商在海禁与异国势力交错的夹缝中,以灵活多变的策略维系着中国与海外市场的联系,让明代海洋贸易始终保持活力。

  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作为整合伊比利亚诸国游历文献的汇编著作,对明代中国海洋文化的记载更为细致具体。该书专门以完整章节系统介绍明代海禁政策,清晰梳理了政策的适用范围、处罚标准与审批机制,是西方首部系统解读明代海禁制度的典籍。在整合前人记载的基础上,门多萨进一步解读了明朝推行海禁政策的动因。但受时代与身份局限,门多萨终生未曾踏足中国,其认知来源于碎片化的二手资料,无法洞悉海禁政策背后的国家治理逻辑与制度内核,对明代海洋政策的解读仅停留在表层。尽管如此,该书依然极大推动了明代中国海洋政策与海洋文化的西传,为西方系统认知“海洋中国”提供了重要参考。

  纵观整个早期域外文献的记载特征,中国海洋文化的相关记述始终是西方人在东方游历见闻的“附属内容”。其记载多聚焦于直观可见的航运规模、商贸活动,属于典型的“探索见闻式”记录。记载内容随性零散,以作者的个人兴趣、认知范围为取舍标准,对于感兴趣、了解较多的海洋活动便详细记述,反之则一笔带过甚至略去不提。受认知限制,西方观察者对中国海洋文化的评价多基于直观观感,鲜有主观臆断与恶意评判,整体以正向认同为主。这些碎片化的文字,只是西方认知完整中国形象的微小拼图,存在内容零散、体系缺失、论述笼统等诸多局限。

  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认为“尽管中国靠海,尽管中国古代有着发达的远航,但是中国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这一论断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实际。历史上的西方文本早已昭示,我国经略海洋、开发海洋历史悠久。从唐代市舶贸易的繁盛,到宋元“海上丝绸之路”的万舸争流,再到民间海商冒禁出海、以海为生的坚韧延续,恰恰构成了对黑格尔这一论断的有力反驳。这些早期域外记载,开启了中国海洋文化向西传播的历史先河,真实还原了古代中国海洋文化的对外传播与西方的接受认知程度,为后世中外海洋文化交流研究留存了珍贵的原始文献资料。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翻译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编辑:项江涛(报纸)王晏清(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