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与艺术传播的异质性

2026-11-1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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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中国研究自16世纪末发轫以来,历经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到当代中国学的演变,已成为国际学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既是西方世界认识、了解中国的知识体系,也是中国文化在异域他者语境中被构建、阐释与传播的动态场域。在这一场域中,中国古典文学与传统艺术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载体,始终是海外汉学关注的焦点。然而,由于媒介属性、符号系统以及接受主体感知方式的差异,文学与艺术在海外的传播展现出深刻的异质性。文学传播本质上是一场跨越语言鸿沟的符号置换与语义重构,而艺术传播则更多依赖于感官直觉的审美共通与形式转换。探讨这两种传播路径的异质性,不仅具有比较文学与比较艺术学的理论价值,更对提升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效能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媒介分野与符号转译

  中国古典文学的海外传播,最大的障碍是语言的壁垒。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其形、音、意的结合构成了独特的审美空间。古典诗词中的平仄格律、用典隐喻,以及古文的简练多义,使得文学传播高度依赖翻译。在这个过程中,海外汉学家的翻译不仅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更是对文化符号的重新编织与意义重构。早期海外汉学家对文学的翻译,往往带有强烈的“归化”色彩。例如,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在翻译唐诗时,常采用无韵诗体,以流畅的英语散文节奏代替汉语的平仄韵律,虽在西方读者中广受欢迎,但牺牲了中国诗歌的音乐性与形式美。美国诗人庞德对汉诗的创造性翻译,更是将李白等人的诗歌转化为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诗学革新枢纽。这种翻译是一种差异化的语义重构,文学传播在此表现为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的重生,但其原有的文化语境被大幅剥离。随着专业汉学的兴起,海外汉学家如宇文所安致力于学术性翻译,强调对文本字面意义的精确还原与文化语境的还原。宇文所安在《初唐诗》《盛唐诗》及《中国文论》中,通过对文本的细读,试图还原中国古典文学的内在演进逻辑。然而,即便是最严谨的学术翻译,也无法完全传递文言文的气韵与言外之意。文学的海外传播因此始终处于可译与不可译的张力之中。

  海外汉学对古典文学的接受,往往带有强烈的文本中心主义倾向,并习惯于将其嵌入西方的思想史或文论框架中进行考察。这种理论跨域应用虽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也使得中国文学的传播带有“被切割”与“被重构”的异质色彩。文学传播不仅是审美的传递,更成为西方学术话语验证其理论普遍性的话语自证空间。

  视觉直觉与感官场域

  相较于文学对语言的绝对依赖,中国传统艺术特别是书画、戏曲等视觉与表演艺术在海外的传播,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异质性特征。艺术超越了语言的线性逻辑,通过色彩、线条、构图与身段直接诉诸感官,形成了一种跨越语际的审美共通感。中国书画在海外汉学界及艺术史界的传播,较早便摆脱了纯粹语言翻译的羁绊。在书画传播中,海外学者与受众首先感知的是视觉图像。绘画的皴法、留白,书法的飞白、结体,这些视觉符号无需经过复杂的语义转译即可被直观感受。然而,海外汉学家在阐释这些视觉符号时,习惯于将中国绘画纳入“再现与表现”的二元对立框架中进行考察,或者运用图像学方法探寻画作背后的社会隐喻。例如,方闻对中国书画结构的分析,运用了视觉心理学的方法,将中国传统画论中的气韵生动转化为可操作的视觉空间分析。

  戏曲等传统表演艺术的海外传播,则呈现为一种综合感官的跨媒介展演。梅兰芳在20世纪初的访日、访美、访苏演出,是中国传统艺术海外传播的里程碑。戏曲的传播无需完全依赖台词的翻译,其唱腔、身段、脸谱、服装构成了一个自足的感官符号系统。在海外汉学界及戏剧学界的接受中,戏曲往往被作为一种“剧场艺术”来考察。苏联戏剧大师梅耶霍尔德、布莱希特等人对京剧的借鉴,正是基于其视觉与表演层面的冲击力,将其作为反拨西方写实主义戏剧的武器。在学术传播层面,海外学者对戏曲的研究,不仅关注文本曲词,更关注舞台表演、音乐声腔与演员的身体媒介。近年来,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兴起,传统艺术在海外的传播更加强调活态展示与跨媒介记录。这种从文本阅读向感官体验与媒介再现的转换,是艺术传播区别于文学传播的重要异质性。

  接受维度与话语建构

  文学与艺术在海外汉学视域下呈现出的传播异质性,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由中西文化结构的深层差异、海外汉学知识谱系的演进以及西方现代性语境的共同塑造所致。文学传播依赖读者的线性阅读与想象性重构。中国古典文学的文言媒介,不仅承载意义,更具有独立的形式美,如对仗、平仄。这种形式美在跨语言翻译中极易损耗,导致文学传播往往陷入意义易传、神韵难递的困境。海外受众对古典文学的接受,必须跨越语言门槛,因此其接受群体往往局限于知识阶层,传播呈现出精英化、小众化的特点。相对而言,传统艺术多为空间艺术或时空综合艺术,以视觉与听觉的物质媒介直接诉诸感官,其传播效应更具即时性与震撼力。

  海外汉学内部的知识谱系与学科建制,也深刻规训了文学与艺术的传播路径。在欧美大学体系中,文学与艺术的学科分野导致了对两者关注点的分化。文学研究在汉学内部长期占据核心地位,被视为透视中国思想、哲学与社会的窗口。文学传播因此被赋予了沉重的历史与文化包袱。相反,艺术史在西方有深厚的学科传统,如瓦尔堡学派、形式主义、图像学。海外汉学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研究,往往将中国艺术材料作为验证或补充西方艺术史方法论的对象。艺术传播更多被置于全球艺术史的框架下,探讨其形式演变、视觉机制与跨文化互动。因此,文学传播偏向于文化他者的深度解读,而艺术传播则更容易被纳入共通审美的形式探讨。

  在文学领域,海外汉学界常以西方现代性的标准如个性解放、心理深度、悲剧意识等来评价中国古典文学。在艺术领域,东方主义的投射则更多表现为对神秘东方的形式化消费与审美挪用。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家从中国书法中汲取抽象表现的灵感,布莱希特从戏曲中借鉴“间离效果”。在此过程中,传统艺术的原有语境被悬置或剥离,其形式要素被提取、重构以服务于西方现代艺术的前卫实验。文学传播中的东方主义偏向于思想的对勘,而艺术传播中的东方主义则偏向于形式的挪用。

  跨文化传播的策略

  针对文学传播中神韵易失的异质性困境,海外汉学术界与国内学术界应携手探索超越单一语言层面的翻译策略。不应仅仅在“归化”与“异化”的两极中摇摆,而应致力于语境的重构,即通过丰富的副文本如序言、注释、评点、文化附录等,在不破坏原作形式美的前提下,为海外读者搭建理解中国文学独特性的认知桥梁。同时,应鼓励中外学者合作翻译,结合中国学者的考据功底与海外母语学者的文学感知力,实现文学传播的“信、达、雅”在新时代的重生。艺术的海外传播需要强化媒介自觉与文化叙事,通过现代展陈技术、数字化手段以及多语种导览,依托成熟的汉学文学研究体系,向西方阐释书画、园林背后的儒家礼乐、道家自然观,揭示其背后的中国哲学体系。依托海外艺术展览、线上艺术展演,搭配同源古典文学内容,实现图文互证。让传统艺术不只停留在视觉审美,还要实现从“看懂美感”到“读懂精神”的升级。

  在数字人文时代,文学与艺术传播的异质性边界正在模糊。应积极推动跨媒介融合,打破文本与视觉、听觉的隔阂。中国学者应主动参与国际汉学的话语构建,坚守中国文化主体性,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与看得见的形式,讲述中国文学与艺术的内在精神与当代价值。

  新时代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进程中,不能片面追求文学的深度学术输出,也不能只依靠艺术做表层文化引流。唯有发挥古典文学思想内核优势与传统艺术视觉传播优势,以艺载文、以文释艺,实现文学与艺术协同传播,才能让海外受众既看见中华美学之形,又读懂中华文化之魂,真正构建完整、立体、深刻的中国文化海外形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道家的智慧:老子的智慧”(23WZXA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主编、副编审;黑龙江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

【编辑:项江涛(报纸)王晏清(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