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开放可及 让共识落地

—— 郑永年教授谈2026年APEC与亚太共同体建设

2026-11-1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微信公众号

— 分享 —
链接已复制
  2026年11月18—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这是APEC继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之后第三次在中国举办。本届会议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将开放、创新、合作列为三大优先领域。
  当今世界正经历地缘政治、世界经济失衡、文明冲突、全球治理四大危机的相互交织,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亚太何以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区域合作何以行稳致远,是亟待回答的时代命题。本报记者采访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教授。郑永年围绕双向赋能、开放包容、中美相处、地域嵌入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议题,提出了富有原创性的学术思考。
■郑永年 褚国飞/摄
  双向赋能:APEC与中国相互成就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当今世界正面临怎样的挑战?在此背景下,2026年APEC对世界、对中国、对深圳意味着什么?您为什么一直用“双向赋能”来概括中国与APEC的关系?
  郑永年:当前世界正在同时经历着地缘政治、世界经济失衡、文明冲突和全球治理四大危机,再加上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都需要各国正视和应对。
  例如,地缘政治上,俄乌冲突持续时间已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东又爆发美以伊冲突,现在呈现出发动战争容易、结束战争很难的局面;世界经济失衡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本就是世界经济失衡的产物,迄今将近20年后,失衡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在结构上加剧,发展问题蔓延到更多国家和地区;全球治理上,联合国系统难以发挥重要作用,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卫生组织(WHO)等机构被弱化,全球治理趋于碎片化。
  针对这四大危机,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四大倡议,一一对应,提供了中国方案。
  人工智能是开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核心,但也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包括方方面面,但可以用三个“S”开头的英文词来概括。首先是“Safety”,指风险,包括经济风险和技术风险两个层面。经济上,AI存在泡沫,泡沫何时破灭尚难判断。今天,美国约一半的经济增长来自AI,高科技公司市值高达数万亿美元,韩国等芯片产业也随之起伏,大量资本被虹吸至这一领域,而其他方向鲜有新的投资空间。美国AI已经高度金融化、趋于不可控,一旦出现问题,冲击可能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更广。技术上,大模型已经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自行嵌入、侵入其他智能体。二是“Security”,指安全,主要是军事安全。AI在美国最大的应用场景是军事,若把决策交给机器,将会有毁灭之虞。三是“Stupidity”,指对人本身的影响。AI究竟是增长智慧,还是只带来“人工知识”、令人趋于愚昧?过度依赖可能削弱人的智力水平,因此,澳大利亚、欧洲一些国家已经立法,禁止青少年过度使用。
  此外,AI产能高度集中于中国和美国,而全球还有150多个经济体缺乏相关基础设施。中美两国须开展对话、争取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否则人工智能给世界带来的恐怕更多是麻烦。
  这些危机交织、技术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最终仍需回到发展与合作上来寻找出路。这正是2026年中国举办APEC的意义所在,我把它概括为“双向赋能”。中国早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始终强调大国责任。我认为,APEC是经贸组织,强调发展。任何国家只要不断发展,问题就能逐步解决;发展停滞,其他问题都无从解决。在逆全球化、保护主义抬头背景下,更要通过区域经济合作,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也就是说,我们要以自己的能力去赋能APEC。
  同样,APEC也在赋能中国。举办APEC不仅是举办一次国际会议,更是对中国能力的肯定,21个经济体齐聚于此。我们这些年一直在讲,高水平开放、制度型开放。APEC就是对制度型开放的检验,其间采取的更多开放措施,若行之有效,也可以固化下来。
  最后落到深圳。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我本人就是“新深圳人”。我们“买全球、卖全球”,商品已高度全球化,但人的全球化、体制机制的全球化仍有差距。按照中央关于制度型开放、高水平开放的要求,我们还有很大改进空间,尤其是在人的现代化方面。所以,深圳市政府提出要办“全深圳人的APEC”,而不只是政府和相关机构的APEC。因此,APEC赋能深圳、广东乃至整个中国,是全方位的,远不止于举办一次国际盛会。
  开放为要:门槛之上的“开源式”新路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多次谈到“开放是大前提”。这次APEC把开放、创新、合作列为三大优先领域,开放居首;您还提出一个形象的判断:如果一扇敞开的大门让人“可望不可即”,“开门”本身意义无几。请问,在逆全球化、保护主义回潮的当下,怎样才能让开放真正“可即”?
  郑永年:开放是创新与合作的大前提。创新本质上是各种生产要素流动、适配、融合的产物,不开放就无法促成要素流动,创新就无从谈起,合作更无从谈起;没有开放,国际合作更无从谈起。近代以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封闭状态下搞好创新。
  同时必须看到,开放不是免费的午餐,而是有条件、有门槛的。门槛过高,许多国家难以跨越;门槛过低,又失去意义。开放是一个复杂概念,并非简单地把门打开。从历史来看,鸦片战争以后的开放是被迫的,当时国家能力不足,被强行打开国门;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们才真正站起来。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是因为此前30年已基本建立起初步的工业基础、具备了相当的能力。美国同样如此,汉密尔顿时期实行重商主义、保护民族工业,待其成长起来之后再开放。
  开放的这种“条件性”,在关税方面体现得更直接。APEC区域平均关税已从17%降至5%,2026年又恰逢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愿景提出20周年。但仅看关税税率已不足以衡量局势,关税完全为零并不现实——美、德早年都借关税保护民族工业,零关税只会导致“赢家通吃”;一定水平的关税是必要的,并非越低越好。
  我们主张的是“开源式”开放。西方发展起来之后,抽掉了自己爬上去的梯子,对其他国家大搞“条件性”要求,附加诸多条件;中国则把梯子伸出去,允许并鼓励别人也爬上来。中国的“源代码”是开放的,各国可以结合自身文明和国情加以修改,不必照抄,也不搞强制输出。国内讲共同富裕,国际上讲共同发展,道理相通。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使得这些经济体和中国的经济关联增加了,更使参与的经济体变得更加开放,它们之间的投资贸易也增加了。这正是中国所希望的。我们在投资贸易上不搞西方那套“团团伙伙”,而是要促成世界整体的开放性。这种模式可概括为“开源式现代化”(open source modernization),与西方“示范—模仿”、附加条件的模式有本质区别。
  中国没有像一些西方政客所说的“一揽子计划”去征服世界,也没有“统治世界”的任何意图。中国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经验,各国可以来学,但我们从未像美国那样提出“华盛顿共识”;所谓“北京共识”也是外部人士提出的,我们自己从未提出,也没有接受过。
  共识之力:非约束机制的独特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分析认为,APEC这类非约束、协商一致的机制,作用相较约束性更强的机制有所弱化。在机制并存的格局下,APEC的独特价值体现在哪里?
  郑永年:一些人认为APEC没有法律约束力,只是在走过场,我的看法恰恰相反。WTO、WHO乃至联合国都有法律约束力,今天为什么反而失灵?这还要从规则产生的方式说起。
  规则的产生有两种旧方式。一是霸权强加。如今美国霸权衰落,世界也不欢迎新的霸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能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国,更不用说整个世界了。二是投票表决,51%对49%,少数一方即便利益不符也须服从,但从长远看这类方法的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两个区域组织的对比很能说明问题:东盟基于共识和讨论,表现出很强的韧性;欧盟经常依靠投票,产生规则难、取消规则更难,问题重重。规则失灵时,世界更需要对话。
  APEC是一种包容式多边主义,它的优势恰恰在于没有法律约束,目标是达成共识。它并非只有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一场会议,每年有几百场会议持续讨论,这次没有共识下次再谈,逐步达成;各方把利益摆出来,该妥协就妥协,不急于求成。如果一定要用一个中国式的概念来类比,有点像“全过程人民民主”,大家共同参与,从共识逐步走向落实。APEC还有工商领导人峰会,这一点非常重要。企业是贸易、全球化和经济合作的主体,企业实事求是,懂得合作与妥协;经济上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双赢、多赢,这正是APEC韧性的来源。
  这种基于共识的机制,也内含责任分担。在国际舞台上,搭便车难以避免,大国应当负责任、多提供公共产品。中国讲“共建共享”,意在实现责任的可持续性,这与霸权模式下“我定你跟”有本质不同。
  包容式多边主义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同样适用。在这个领域,大国的包容与排他的分野最为明显。美国搞“硅和平”(Pax Silica),具有排他性,这样做会把世界人工智能分成两块;中国积极搭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等合作平台,以开放的姿态欢迎各国加入。中国走开源的大众路线,产品优良、价格优惠,而美国走精英路线,产品价格昂贵,多数国家买不起。金砖国家推动AI开源,有助于缩小AI鸿沟。美国搞排他,中国更要包容,坚持单边开放,共建共享、有事好商量,从不把规则强加于人。
  进一步说,这也正是制度型开放的要义: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的开放。好的规则要坚持,不符合现状的要修改,新规则要通过开放讨论而达成,这与APEC的机制一脉相承。
  中美稳则天下稳:定位与相处之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中美所处的位置?在APEC这个以经贸为本的平台上,中美作为两个最大经济体应如何相处?
  郑永年:中美稳则天下稳,中美乱则天下大乱。
  今天的国际秩序,我认为“多极化”是理想,“封建化”是现实。今天的美国有点像中国古代的周天子,名义上是很多国家的“共主”,实际已控制不了诸侯,其内部小开放、大封闭,呈现“封建化”状态。而中美是“事实上的G2”(de facto G2)。“G2”并非指中美组成共同主导世界的“两国集团”,而是强调两国在国际权力中的特殊分量。这不是谁的设计,而是客观事实。
  在公共产品方面,大国应当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小国搭便车难以避免,中等国家则往往需要抱团。这里要同时管理两个变量:一是管理中国自身崛起的外溢效应,二是管理美国“相对衰落”所产生的情绪,避免简单化,不把美国的情绪直接当成针对中国的行动。
  在相处路径上,我主张“三步走”来建设稳定的中美关系:先经贸,再政治,后安全,顺序不能颠倒。经贸是压舱石,2025年APEC期间的中美元首釜山会晤再次确认了这一点,到2025年底两国直接贸易额约5600亿美元,间接贸易更多;两国经济结构性互补,高科技领域也难以真正脱钩;政治方面,通过高层会晤积累政治信任;安全方面,在政治共识基础上处理安全议题。
  中美难以脱钩,我们估计两国经济约70%结构性互补,只有20%—30%高度竞争。美国自里根革命后放弃中低端生产,再工业化一直不成功,到2025年底仍需大量进口。两国比较优势各有侧重:美国的优势在技术科研、金融服务、软件、农产品和能源,中国的优势在实体经济、制造业和应用技术转化。即使在高科技领域也难脱钩,中国DeepSeek、Kimi-3等只用美国约10%的投入,价格约为美国的10%,性能却达到美国水平的90%甚至更高。
  在理念层面,中国的对外观念经历了“天下观”的演进:传统天下观(1.0),到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2.0),再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0)。中国讲人类命运共同体,但否认中美“共治”,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中国的贡献还体现在促和平、反霸权上。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美国不仅直接发动对伊战事,还卷入俄乌冲突,英、法两国也不同程度卷入其中,唯独中国没有卷入任何一场冲突。我们不简单选边站,而是理解各方诉求,一贯反对霸权主义,推动当事方坐下来谈判,始终主张政治解决、外交解决,促成世界和平,这正是大国责任的体现。
  中美两个大国相处稳定,既是两国之福,也是世界之福。
  元首外交:从顶层共识到层层落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美通过高层会晤形成的共识,如何从元首层面落到部门、企业层面,乃至让第三方受益?
  郑永年:许多人包括一些西方学者,对元首外交不以为然,认为只是“找个合影”的机会,这一看法忽视了元首外交的关键作用。只有元首之间达成共识,双方政府和机构才能据此落实;没有元首共识,机构分属不同部门,难以统合,国与国之间的交往都难以推动。
  从制度设计看,许多政治体系尤其是美国,元首在内部受到国会等诸多制约,但在外交领域拥有较大的自由空间,这是有其道理的。外交不同于民主:民主是不同利益的表达,外交则是国家利益的表达。元首对国家利益的认知至关重要,元首达成一致,双方政府机构才能推动落实。
  在这一过程中要防止泛安全化。任何主权国家都有安全关切,但不能把什么都看成安全问题,否则生意就没法做。正确的路径是首脑之间先沟通,再由两边政府机构落实。这与“三步走”中先经贸、再政治、后安全的逻辑相一致——在经贸压舱石之上,通过高层会晤积累政治信任,合作才能层层落地。这些年中美、中俄以及中国与许多国家的交往,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不能低估元首外交的重要性。
  地域嵌入:开放、安全与均衡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出粤港澳大湾区要建成“地域嵌入型经济平台”和“世界一流湾区”。什么是“地域嵌入型”,为什么说粤港澳大湾区具备这样的条件和能力?APEC能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郑永年:真正发展起来的经济体,都是“地域嵌入型”的。地域嵌入型首先要开放,但开放之下要防止投机效应——有些地方发展起来要素就会涌入,一旦衰落要素便会撤离。地域嵌入型则不同:因为营商环境好,资本、人才、技术愿意进入,发展起来之后要素既不想走、也走不掉。近代以来,一些国家起起落落,资本一撤离便陷入动荡,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例证。地域嵌入型要求持续改善营商环境,一方面吸引各类生产要素,另一方面让这些要素在本地实现可持续发展。
  把这一逻辑放在“海洋时代”和粤港澳大湾区的脉络中会更清楚。海洋是全球化的主动力,发展往往从沿海向内陆延伸,东京、纽约、旧金山等“湾区”曾是全球化的核心地带,是引领全球化的抓手和推手。中国的政策脉络清晰:2009年《大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发布,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上升为国家战略,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和湾区经济。
  粤港澳大湾区的能力有数据支撑:它以不到全国0.6%的国土、6%的人口,创造约九分之一的经济总量,人均GDP约2.3万美元,超过世界银行高收入经济体标准,迈过中等发达门槛;2023年以来经济总量已超过纽约、旧金山湾区,与东京湾区并列全球经济规模第一梯队;“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中登顶(此前,曾五年位居全球第二)。从第四次产业革命分布看,相关能力高度集中于中美:美国有两块,一是旧金山湾区到得克萨斯,二是总部在纽约、新泽西的东北部老工业基地;中国也有几块,最大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四大中心城市,即香港、深圳、广州和澳门,以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为主,其次是长三角地区,苏州—上海—杭州一带,北京科研能力强,但应用多在粤港澳大湾区或者长三角地区落地。
  正因为具备这样的基础,APEC平台的放大效应才值得重视。APEC在全球化加速上升期诞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化遭遇逆流、走下坡路,因此,APEC作为维护开放、推动合作的平台,其价值更显重要。把APEC放在深圳,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做正确的事,也为放大粤港澳大湾区的平台效应、推动企业出海与供应链韧性落地提供了契机。
  无论是地域嵌入型还是APEC开放,背后是同一套处理开放与安全关系的方法论。中国人口超过14亿,如果完全受资本摆布,资本波动会引发整个社会波动。因此,既要开放、又要安全,还要均衡发展,这是我们的古老哲学;美国式的发展是不均衡发展,好比两条腿一长一短,难以为继。总之,只有生产力与生产要素协同发展、相互适配,才能行稳致远。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
  产能与规则:大湾区的制度性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您如何看待中国在这一轮竞争中所处的位置?下一步发力重点应放在哪里?粤港澳大湾区作为这一轮产业革命的重要平台,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郑永年: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是产能。西方总说中国产能过剩,其实是他们自身产能短缺,而短缺源于去工业化的战略失误。中国的优势在实体经济、制造业,美国的优势在金融服务业;美国高度金融化,其AI也高度金融化,因此更要把实体经济优势与规则规制结合起来,避免资本空转。
  具体而言,要做好两件事。一方面,要持续提升优质产能、追求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形成规则规制,不向下竞争、不恶性竞争。欧洲没有产能,却一直在做规则规制;中国有产能,若不做规则规制,反而吃亏。
  这两件事落实到粤港澳大湾区,首先要回答的就是规则与标准问题: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则是什么、标准是什么,在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方面都需要回答,有了规则规制,开放才能真正落地。
  围绕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我有五点建议。其一,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市场,用好几个自贸片区,推动规则统一,发挥“香港+”作用,以点带面。其二,融合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三驾马车”:基础研究依托香港的大学以及内地的诸多研究型大学,应用技术转化依托珠三角企业,金融服务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长板。其三,打造第四次产业革命摇篮,在生物工程、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粤港澳大湾区已具备优势,要从“追赶”走向引领。其四,更高水平开放,坚持单边开放,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基础上构建中国—东盟共同大市场,进而推动涵盖中亚、中东、东亚、南亚的“大亚洲共同市场”,再推进环太平洋共同市场,最终建成亚洲命运共同体。其五,重视软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另一种选择,但故事还没有讲好,要构建“湾区经济学”,把经验上升为理论。
  这一过程可用“两个循环”来贯通:粤港澳大湾区先融合发展、建设内部统一大市场,推动规则、管理、标准对接,这是内循环;内循环做好后带动外循环联动。中国—东盟共同大市场、“大亚洲共同市场”(Greater Asia common market)以及作为环太平洋共同市场的亚太自由贸易区,都要开放包容、吸引各方参与,把举措转化为政府可落地的实际办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规则规制与共同市场,将是此次APEC最值得留给亚太和世界的制度性成果:把中国的产能优势,通过规则化、市场化、开放化,转化为各方可共享的区域公共产品。我们既要打开大门让各方进来,又要走向世界,在世界危机交织的背景下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全球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褚国飞
【编辑:赵琪(报纸)王晏清(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