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开放合作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2026深圳APEC峰会前瞻

2026-11-1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微信公众号

— 分享 —
链接已复制
  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这是中国继2001年上海会议、2014年北京会议之后,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今年会议的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当前保护主义抬头,来自欧洲和中东等地区的冲突又通过能源和航运等方式传导到亚太,许多成员对发展的预期受到干扰。这种情况下,APEC更需要为各个经济体之间的继续合作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区框架。
  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韩国庆州宣布中方将在深圳举办这次会议,提出同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此后,各成员商定以“开放、创新、合作”为2026年的优先领域。如何使发展阶段和政策取向各异的亚太地区成员能够持续参与地区合作,是深圳会议推进共同体建设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亚太共同体建设的共识基础
  2001年上海会议召开时,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各成员通过《上海共识》重申落实茂物目标,表明亚太各方在经济承压时仍愿维持开放进程。到2014年北京会议时,双边和区域自贸安排已更加多样。当时会议通过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提出在既有安排基础上推进更广范围的一体化,并通过互联互通蓝图,为基础设施、制度和人员往来的合作作出规划。从重申开放承诺到协调多种经贸安排,两次会议的议程反映了地区经济联系的变化,也体现了中方作为东道主对各成员共同关切的回应。2020年,APEC各成员通过《2040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景》,进一步提出建设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共同体。贸易投资、创新和数字化以及包容性增长,被纳入了同一个长远目标。
  地区一体化能走多远,一方面要看各成员能否从开放中分享到机会,另一方面也要看它们能不能共同应对风险。今天,安全因素更多地进入经贸决策,一些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可能沿产业和贸易网络产生溢出效应,影响其他成员的市场预期。通过地区机制尽早了解彼此的政策考虑,能够减少各自应对带来的摩擦,也有利于避免短期限制长期化。把亚太共同体建设放在议程中心,是为了让各方在处理眼前问题时,仍能把维护地区长期开放和稳定作为共同的根本目标。
  今年3月,外交部长王毅谈到APEC“中国年”时,把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从愿景走向行动作为中方主办会议的着眼点。11月3日,在APEC第37届外交和贸易双部长会议上,王毅提出,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发挥区域贸易安排的引领作用。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APEC成员看来,亚太既是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也是国际局势中的稳定板块。推动地区一体化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相互支撑,既有助于为地区发展争取更广阔的空间,也能让亚太继续发挥稳定国际经济预期的作用。
  开放合作与各方的发展空间
  亚太地区诸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越南在内的不少经济体,既参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也参加《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两项安排覆盖的市场和适用规则各有侧重,成员由此拓展了产业合作的范围。东盟秘书长高金洪在11月3日的APEC第37届外交和贸易双部长会议上强调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并把规则衔接和供应链互联互通列为东盟与APEC可以加强合作的领域。
  参与多种合作安排提供了更多渠道,规则衔接则影响各方能否在需要时用好这些渠道。当某个重要伙伴收紧贸易限制时,彼此衔接的区域规则能为相关经济体调整市场和供应来源提供条件。有了这个空间,一项贸易限制的影响就更容易被控制在相关领域,既有的产业和贸易关系也有更大概率能够延续得更为长久。
  APEC的合作方式适应了地区安排多样、成员发展不均衡的现实。各成员通过协商一致形成共识,再根据自身条件自愿落实。参加不同区域经贸安排的成员,也能在APEC框架下就规则衔接、供应链联通等超出单一协定范围的问题开展协调。围绕这些问题开展政策对话和能力建设,也能为更广范围的区域一体化打下基础。
  笔者提出的“多元伙伴关系视角”视角,关注的就是各经济体按议题开展多元合作、保持发展自主性。许多亚太经济体的经贸、科技和安全伙伴各有侧重。按议题安排合作,使它们在某一领域出现分歧时,仍有余地维持其他领域的联系。这些选择出自各自的发展和安全考虑,也会形成维护开放格局的共同利益。地区机制越能容纳这些各有侧重的伙伴关系,各成员就越有动力在其中继续参与,并共同维护仍有共识的议程。由此,在大国关系出现起伏时,单个经济体争取发展空间的努力,仍然可以继续为推进亚太合作提供广泛的政治基础。因此,中方倡导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与地区伙伴保持发展自主性的利益就在这里相互联通。
  深圳会议的务实议程
  今年8月,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大连举行的APEC第三次高官会开幕式上介绍了《深圳宣言》等成果的筹备,提出同各方一道绘就亚太共同体建设路线图、搭建集体行动框架。主办方提出的倡议能否变成各成员可以落实的安排,关键要看不同层级的协调能否跟上。高官会统筹各成员对总体议程和拟议成果的关切,各领域部长会就具体问题形成共识,委员会和工作组则通过政策交流、能力建设和项目合作积累经验。中方提出的议题在磋商中逐步吸收其他成员的意见,也让各方有机会判断自身能够承担哪些工作。APEC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探路者方式”为此提供了可能的途径。有意愿的成员可以在较成熟的议题上先行尝试,再根据实践效果逐步扩大参与。各成员能够按自身条件为同一目标作出贡献,也让峰会共识在会后有具体的落实途径。
  首先,把长期目标同各成员现阶段能够推进的工作结合起来,有助于扩大亚太自贸区进程的参与基础。亚太自贸区进程不必等所有议题都谈拢,可以先从各方已有共识的领域推进。今年5月,APEC贸易部长在苏州重申推进亚太自贸区议程,并提出推动跨境电子贸易单据认可。后者是各方可以先行合作的一项具体议题,也能为不同规则之间的衔接积累经验。中方提出以苏州会议共识为基础,推动形成关于亚太自贸区的单独声明。
  其次,能源安全面临的是已经发生的外部冲击。各成员可以从共享供需信息和交流应急经验做起,为判断冲击的范围和协调应对争取时间。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2025年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液化天然气近九成流向亚洲。今年中东局势动荡不止,海峡通航受阻、航运成本上升、市场对能源供应稳定性的预期受到影响。即便各成员的进口来源不尽相同,但也都受到国际能源价格和运费波动的影响。9月在北京举行的APEC能源部长会议提出,加强风险评估、信息共享和战略储备管理等方面的合作。
  再次,人工智能合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各成员的发展条件差异巨大。对区域创新合作来说,让更多成员具备应用和开发的能力,关系到技术进步带来的增长机会能否在地区内得到更广泛的分享。能否用得起人工智能、能否根据本地需要开发应用,会影响发展中经济体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的位置。7月在成都举行的APEC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提出,扩大可负担的数字接入、加强技能培养,并鼓励开发适应本地需要的应用。
  上述这些领域的合作进展,使得深圳会议有望在全年工作的基础上,为各方可以继续推进的事项确立共同方向;而中国不断扩大和深化自身开放,也为此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有利条件。2025年10月,中国与东盟签署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将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和供应链互联互通等纳入升级内容,为在亚太层面推进相关议题与区域合作积累了经验。与此同时,深圳从中国一个经济特区逐步成长为亚太产业网络事实上的重要节点,本身就既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也受益于同地区伙伴的长期合作。深圳会议之所以让人期待,不仅在于会上所能形成的共识,更在于会后各成员把这些共识变成持续合作的可能性,尤其是通过使发展条件不同的亚太经济体从开放合作中得到实实在在的机会,为地区和全球政治经济注入新的稳定力量。
  (作者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海外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系长聘副教授)
【编辑:张征】